古格遗梦
对于古格王国，说它一夜消失，那只是浮夸或感怀的现代流行说辞。不过就算西藏已不再神秘，阿里也褪去了隐秘的光环，古格也依然可以高傲地面对世人的探索。
上世纪前叶，意大利藏学家图齐在对古格进行考察后，曾乐观预言：「虽然他们要经受艰难困苦，但古格会成为世界上最漂亮和最健康的地方之一。」
古格王朝的崛起、兴盛，以至最后的殒落，我们完全可以依照有据可查，有史料佐证的规则与尺度去一探究竟，而非人云亦云。
序篇：阿里前史
古格，一个厚重的挥之不去的古国名字，一个曾叱咤风云 700 年的神秘王朝。可以说，它是整个阿里高原上最为生动最具诱惑的一个词汇。
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正试图走近它，以领略它独有的沧桑与美丽。而它的历史，还得从遥远的古国象雄开始说起。
车行驶在阿里广袤的荒滩戈壁上，黑色的柏油路笔直地消失在天边。一望无际，除了远处的群山，近处的白云，阳光火热地笼罩着万物，没有人烟，只有偶遇的野生动物。连续行驶几个小时，视野里的景色依旧没有变化，在苍凉厚沉的阿里高原上，那是一种被「母体」包容的恍惚感，游人专注而疲乏的神情与体态，已和这高天厚土契合在一起。
这是去阿里地区常见的画面。行政地理上所说的「阿里」，是指西藏自治区西部统辖七县的「地区级」行政区，这是一个面积不算小（304683 平方公里），但人口密度却是世界上最低（0.37 人/平方公里）之一的地区。它平均海拔 4500 米，被称为「世界屋嵴的屋嵴」，喜马拉雅、冈底斯、喀喇昆仑和昆仑等伟大山脉在此聚首；雅鲁藏布江、狮泉河、象泉河以及孔雀河等繁衍辉煌文明的大河在此横流；玛旁雍错、拉昂错、班公错、扎日南木错等高原大小湖泊在此星罗棋布。
远行了的大鹏鸟
难以想象，在这苍凉的荒原之地，千年之前，曾经存在一个有着自己的文字，高度发达的伟大王国——象雄。其最辉煌的时候，国土上至克什米尔和拉达克，中间为现在西藏的大部分地区，下到青海、四川。它是青藏高原最早的文明中心之一，在汉族史籍中被记载为「大羊同」及「大羊同国」。如唐代的《册府元龟》中就有：大羊同国，东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于阗，东西千余里，胜兵八九万，辫发毡裘，畜牧为业。」
「象雄」，在古象雄语中，意为「大鹏鸟之地」。象雄人认为他们是大鹏鸟的后代，国王戴着鹏犄王冠，臣民以大鹏鸟为图腾。大鹏鸟自远古以来，世世代代护佑着他们，国强民盛，丰衣足食。松赞干布的妹妹赛玛噶嫁到这个王国之后，就曾经感叹道：「我们的一份饮食是鱼和麦子，吃也吃不完。」
它还是苯教的发祥地。象雄盛世，也是西藏苯教盛行之际。苯教在象雄传统文化中居于至高无上的位置，它源远流长，遍及青藏高原，至今仍深深影响着藏族人民的生活。而古格王国的前世今生，也与苯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现在行政区域上的阿里地区，都是古老的象雄王国的辖区。由于海拔高、人烟稀少、交通艰难、气候恶劣、补给不便等综合因素，这里是人类生理极限所能达到的一个高点，故长时间以来，到阿里旅游一直是「勇敢人的游戏」，即便现在阿里已经开通了昆莎机场，219 国道日土至拉萨段也全程铺上了柏油路。
阿里地区南与尼泊尔、印度接壤，西与克什米尔（印占）毗邻，北部连着新疆及中亚各地的特殊地望，决定了这里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特殊节点和丝绸之路的重要分支，也曾经商贾如流，车水马龙。
据常霞青先生《麝香之路上的西藏宗教文化》一书所言，西藏从唐帝国获得的丝绸，有一部分转贩到西方，以获得西方的财物。除了丝绸，西藏与西方交流的最大宗商品是麝香。早在公元一世纪时，罗马帝国就有来自于西藏的麝香。其贩运途径除了经吉隆、普兰、亚东等地到达印度，由印度商人再贩运到西方外，另一途径就是通过阿里地区，从日土等地北上，经克什米尔等地最终到达西方。而西方运向西藏的商品，最特殊的可能是钢铁制成的武器，据说还取得过法兰克——国卡罗林王朝时期所生产的法兰克剑，以及锁子甲与马的披甲等物件。
象雄王国与吐蕃王国皆为古代青藏高原大国，藏史《佛法铁柱》记载：「象雄与吐蕃，以后藏之卡日阿为界，藏西北大片地方皆为古象雄之辖区。」在吐蕃松赞干布时，吐蕃与象雄王室联姻，即松赞干布娶象雄公主李特曼为妻，同时将嫡亲妹妹赛玛噶嫁给象雄王李聂秀（有说李迷夏）为妻，两国和亲结成联盟，以达到互不侵犯的目的。
公元 644 年，赛玛噶被象雄王李聂秀冷落，这可能是象雄强于吐蕃，对吐蕃王室有轻视之举的体现。在王妹的激励下，松赞干布于是年发兵攻打象雄，杀了李聂秀，将一切象雄部落均收为吐蕃治下。653 年，吐蕃以布金赞·玛穷任象雄之「岸本」征收象雄部的赋税，进行了制度化的管理。史书记载松赞干布曾把西藏划分成「五茹」，即伍茹、约茹、叶茹、茹拉、苏毗茹，征服象雄后，增设象雄茹，共 6 个茹。其中象雄茹拥有 10 个豪奴千户，所谓「豪奴」，是指臣民中拥有奴隶财产者，有组织参加战争的资格。在象雄的 10 豪奴千户中，有一个千户叫「古格」千户，只是其辖地不知与后来名扬天下的古格王朝是否属同一个地方。
平静的年景不长，公元 677 年以后，象雄叛服无常。到了赤松德赞时期，他大力废除苯教，改信佛教，这又引起了崇信苯教的象雄的反叛。然而赤松德赞硬攻象雄不克，于是收买象雄王的妃子「朗准来」为内应。根据朗准来的情报，吐蕃军队埋伏在象雄的腊仓地方，发动奇袭，以一万之军，战胜了象雄十万之众，杀了象雄王，从此象雄再无叛乱之举，完全归顺在吐蕃治下，直到公元 842 年，吐蕃王国崩溃。
两任象雄王或多或少都因女人而身亡。想不到近千年后，古象雄的领土上，又发生了这种巧合。只是这次的主角变为吐蕃王室的后裔，古格的末代王赤.扎西扎巴。
王子受难记
「阿里」，古时是个特定名词，不仅指地理区域，还有政治概念。在公元 10 世纪以前的敦煌古藏文和吐蕃金石文中，还尚未出现这一词汇。到了 10 世纪以后，吐蕃王族后裔在青藏高原西部地区陆续建立一些小王朝后，阿里一词作为特定地名才开始出现于藏文文献中。其特殊含义是：「吐蕃赞普政权已灭亡，赞普的血统管辖或拥有西藏西部这片领地，这些地方从此称之为阿里。」
它的产生是千年前上演的现实版「王子受难记」。
吐蕃末代赞普朗达玛在位时，对佛教采取禁绝措施，弘扬苯教，史称「朗达玛灭佛」。末代赞普的「灭佛运动」不仅是对新兴的佛教的强力抵制，同时也导致了吐蕃集权政治的衰落。公元 842 年，朗达玛被佛教僧人刺杀，而后两位王子威松与永丹为争位，互相征伐，吐蕃陷入规模空前的混战中，其间吐蕃全境又爆发平民起义，终于导致吐蕃王朝的崩溃。
其后百年间，永丹后裔占据或散落在卫藏各地。而威松之子贝科赞的地盘，被永丹及后裔占据，晚年只能移至仲巴拉孜（现拉孜县），建拉孜宗，宗府设在现拉孜县的拉孜镇（现存遗址，建于石山之上〉，并建立短暂的政权，虽「贬其祖行，恭敬佛法」，但后来还是被叛臣所弑。
贝科赞有两个后裔，后妃所生的长子赤扎西孜巴贝很幸运，他生有三子，白德、维德、吉德分别统治现日喀则西部一带的不同的地方，史称「下部阿里三德」。吐蕃王朝崩溃后的一段时间，全藏处于战乱与分裂当中，成为无主之地的贡塘地方（今吉隆县）的百姓，可能是怀着对吐蕃王族血统的敬意及王子所代表的吐蕃腹地文明的仰慕，于是派梅布堆吉赤吉和香晋丹仁莫两人，把下部阿里三德之一白德的长子维色德迎请到贡塘，并奉维色德为贡塘之王，委任两个邀请者为大臣，从而开始建立贡塘王朝，并形成一个独立的世系，史称「贡塘王朝」，维色德被尊为贡塘王朝的始祖。
而贝科赞正室所生的二子吉德尼玛衮在有些史料中说是被放逐的，「一道离开了自己依恋的故士及王宫，前往象雄故城遁去」。《布顿宗教源流》中说：「胞弟吉德尼玛衮被放逐于阿里，在布让修建尼松寝宫为正宫」。传说吉德尼玛衮在被迫移至上部象雄之时：「睹物思人行，父王说，那里形似张开的南门隅深谷，常受到勃律、巴尔提和地上蚂蚁等人类和非人的侵害，故此要按照显密宗的仪轨供养本尊及护法神，予以禳解，这是阿里赞普之政权世系受到的大力加持。」
途中，两位大臣送行到后藏的吉马雍仲地方，临别时两大臣一位敬献了狼皮大氅，另一位敬献了一头骡子，相互伤心痛哭，舍不得分离。临别时，吉德尼玛衮对二位大臣言：「我到阿里建立起政权时，请二位为我各派一名妃子来。」说后就向阿里进发。
《王朝金链》中记载说：「吉德尼玛衮在民变时，由曲白玛功嘎穷.白丹珠和米纳巴·阿嘎拔杂二人为首的成百上千骑士护送前往阿里，途中，因用布巾擦拭鱼和蛋，敬献于他，故而使用布巾成为西藏王族之习俗。」
从这些记载来看，吉德尼玛衮似乎被放逐（最大可能是被顺位继承的大哥所放逐），或情不得已的原因而前往上部象雄；二大臣送至后藏上部，敬献衣服及坐骑，前行时被以曲白玛功嘎穷为首的一队骑兵看护，食用根本不喜欢的鱼和蛋。
虽然被放逐，又落魄，但王子的身份及「品行高尚、智慧过人」的品德让一行骑士最初在现在的噶尔县扎西岗乡境内象雄玛尔域的热拉地方站住了脚跟。热拉是一个广阔无垠群山环绕的大草原，他在深处的一座石山上兴建了一个城堡「热拉红堡」。
似乎是为将来分封三个儿子所做的注脚，王子派三位大臣去四边打探情况：布让（普兰）如同剖开的马腹被雪山所环抱，其地之人像罗刹；古格地如白色鱼肚，由石山所环抱，人似绵羊；玛尔域（拉达克）如同积满水的洼地，由湖泊所环抱，人同蛤蟆样。这次调查，更像是吉德尼玛衮对祖先的领地的一次摸底，根据《古代象雄与吐蕃史》所载，象雄王在这一带建有古格札布让咔尔（今古格王朝遗址）、布让达拉咔尔（普兰勐虎城，后在其上建有贤柏林寺）等城堡。
虽然此时距吐蕃灭亡已百年左右，「平民起义」后，「各地形成了分割的局面，在各割据势力统治期间，虽然终结了赞普世系统一治理的历史，但是大小地域并没有废弃王臣与民众庶民之间的等级关系，不仅在分割的西藏还存着王臣统治，朵麦、阿里等地也继续存在赞普的统治余威。」在这种情形之下，吉德尼玛衮的侄孙维色德很幸运，被迎请到贡塘地方成为贡塘王，吉德尼玛衮也同样幸运，他被拥戴为布让（即普兰）王。
传说当时布让的统治者格西·扎西赞听到天降预言：「众生共业善成果，名曰尼玛吐蕃裔，将自布让殊胜地，弘扬佛法如日照。」之后，或是「虚无」的预言，或出于对王子所代表的先进的雅砻河谷农耕文化的向往，或许吉德尼玛衮的千余骑兵与王室血统起到的微妙的作用，他专程来到热拉红堡拜见吉德尼玛衮，不仅仰请王子到布让当王，还许于其自己的女儿为妻（联姻）、为其建辜卡尔松城堡等丰厚条件。王子答应了他，古老的象雄血脉与高贵的吐蕃王室合流，于是落魄的王子华丽丽地转身，变为了布让王。
藏语中被称作「马甲藏布」的孔雀河穿布让而过，其两岸的耕地是阿里地区最肥沃、最丰饶的耕地。孔雀河无疑是伟大的，它在中国境内干流全长仅 110 公里，然而其流域中粮食播种面积占现今整个阿里地区约 1/3，粮食总产量超过一半。丰沃的土地与代表着当时农耕最高水平的吐蕃文化结合，为「落魄王子」吉德尼玛衮提供了强大的重生力量与支持。他在布让「发展商业、满足人们食品等需要措施」，在古格、藏北的罗顶等处开采金矿，制定新法，成功地发展地方经济。
国力强盛后的吉德尼玛衮并未安于享乐，他四处征战，收复吐蕃曾有的领土，「此后以武力征服了古格，复又发兵玛尔域，占据该地区，并制定了适合该地的法规」，为光复先祖荣耀，征战中，吉德尼玛衮不再是上文所说的「品行高尚」，则更多体现了他的凶残：「对那些不服从尼玛衮统治的人员，轻者让其承认罪过，若不如实承认罪过，继续违抗，将给予砍头的处罚，如此软硬兼施，建立了统治整个阿里三围的君王政权。」
在吉德尼玛衮建立领土广阔、法规完善、城堡完整的「阿里」王朝政权时，当年曾护送他的二位大臣按许诺，分给许配给尼玛衮 1 名女儿为妃。他与大哥一样，也生有三个儿子：白吉衮、扎西德衮、德祖衮。可能是为了不重蹈王室兄弟阋墙的复辙，吉德尼玛衮把他的领地以地形为标志，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分封，三个儿子长大后分别统治了上阿里的三个地方，史称「上部阿里三衮」。
长子白吉衮的辖区在玛尔域与勃律之间（大致为拉达克），次子扎西德衮统治象雄、亚孜等地（古格、普兰等），幼子祖德衮统治桑嘎尔、果松等地（古格以西，达拉克以南之地）。这三个地方，应是阿里王系诸政权最强大时期的政治疆界，随着时代的变迁，政治格局的不断变化，诸政权势力的消长，地区间的分界历代都在变化着。对于这种政治格局，由此产生了「阿里三围」的名称，也就有了上部阿里三衮占三围的说法。
就这样，两个落魄的王室后裔，在远离政权中心的异地他乡卧薪尝胆，获取重生的力量与希望，上部阿里与下部阿里的特定名词也因此而产生。只是，上部阿里的古格王朝与下部阿里的贡塘王朝，在几乎相同的时间建立，也灭亡于 17 世纪的中叶，前后只相差几年。而且都是在强敌入侵时，国王顾及百姓残伤，走下城墙，束手就擒，王朝自此烟消云散。
历史，总是令人唏嘘不已。
中篇：古格创世纪
获得古格领地的古格首位国王扎西德衮他一生似乎忙于建国立业，留下的资料不多，当时他是在父荫的庇护下，以布让的辜卡尔松城堡为其王宫，还是定都古格，似乎说不清。扎西德衮生有两个让他名留青史的儿子，松额与阔热，他把领土分成两份，松额为第二世古格王，阔热为布让王。
而古格王国的崛起，正是从第二世王松额开始的。
上路弘法
「古格」原本是象雄语，译成藏语后其意思为「文字」，位于以苯教立国的原象雄国的腹心地带，也曾是苯教最繁荣的地方。如从布让（普兰）经达巴至古格，这是一条沿着象泉河而下的交通要道，在古时充满如流的商队，上世纪意大利着名藏学家图齐也在此道上留下他考察时的专注身影。这条古道也是象雄王国用心经营之地，沿途及附近分布着众多象雄的古遗址，如：琼隆银城，为苯教创始人辛饶米沃的说法之地，然后要依次经过卡游当巴咔尔（意为泥城，达巴乡达巴遗址）、象雄米香皆瓦咔尔（米香老鼠城，位于达巴乡）等象雄城堡，就连古格王朝最终定都的札布让，也曾是象雄人盘踞之地，叫古格札布让咔尔。
虽然以苯教立国的象雄被实施佛教的吐蕃灭亡，但苯教对象雄民众千年来的影响并没有随之消散。甚至到上个世纪，在曾属于崇佛的古格王国领地——斯必提还流行着苯教，考察过这个地方的图齐这样写到，「喇嘛教甚至迄今都未能战胜和压服这些地方的礼仪各神灵，这里是苯教的地区，是信仰魂灵主义的的国家，盛行巫术、酗酒，这些信仰与习惯同信奉土地神紧密相联，佛教至今未能根除这些信仰。」
当松额每次往返于布让到古格之时，途中浓厚的苯教氛围应让他感受深刻。祖先朗达玛因灭佛而导致吐蕃亡国的惨痛教训应是松额心中的一个隐痛。所以，对于建国之初的古格王国，信仰中兴后已日薄西山的佛教，还是迎合当地民众普遍信仰的苯教传统，这是必须选择的关乎王国存亡的大事。
松额做出了现在看来无比英明的选择——弘扬佛教，这也成就了古格王朝的无上辉煌。他弃王位而出家为僧，取法名拉喇嘛·益西沃，在后世「重佛轻典」的众多藏传佛教的学者、史学家的记载中，益西沃以「虔诚的佛教徒，富有远见的弘法者，多个寺院的创建者，佛教教义纯正的实践者」形象而被人津津乐道。
图齐认为，拉喇嘛·益西沃有组织地在苯教的故土积极弘扬佛法背后，也隐藏了或多或少的政治目的。一是竭尽全力支持传播和确立佛教，让信奉苯教的王国「敌人」改从新的信仰，用佛教的教义仪轨把他们的灵魂统一起来；二是让古格王国在不断的扩张、吞并其他部落时，能用宗教的利器，粉碎已经战胜了的部落的抵抗；同时，王室成员作为宗教领袖，能够取得凌驾于信佛臣民之上的无上威权，便于统领庞杂的部落。
但当时由于长时间的灭佛禁教，导致佛教教义、教规极不规范，「所谓歪门邪道大有泛滥之势。」在一些寺院与拉喇嘛·益西沃有关的题记中，还提及了他与苯教的艰苦斗争。对佛教放任自流的状况，使藏地新信徒不可避免的被加入到本土信仰之上，即便自称为佛教徒的，其行为修持与苯教作法也越来越不容易区别。在这种情况下，拉喇嘛·益西沃担负起了弘扬佛法的重任，首当体现在他还身为国王尚未出家之前，在他 30 岁之时，开始修建了弘扬佛法的基地——托林寺。
始建于公元 996 年的托林寺仿桑耶寺的布局，用不同形制的建筑比拟佛教传说中的须弥山、四大部洲、八小部洲等。只是桑耶寺体量宏大，它的圆形围墙的直径超过 300 米，托林寺小而巧精巧，其主殿巧妙地将桑耶寺建筑建体所表现的设计思想和内容紧凑地组织在一幢建筑中：在中心用一座平面为十字形的建筑比拟须弥山；将象征四大部洲、八小部洲的建筑围成一圈，四隅还各有一座塔楼，总体布局紧凑，集聚浓缩，小中见大，规模也远比桑耶寺小，但堪称西藏古代建筑艺术的上乘之作。
据说，拉喇嘛·益西沃还在托林寺的东面修建了一座金色的佛塔，当太阳升起时，阳光照耀在佛塔上，所有的佛殿都一片金碧辉煌。对于托林寺，他自己也十分满意：「我边地小王国的事业，也不比我祖先统治全藏时的丰功伟绩小。」
他还采取派出去、迎进来的办法弘扬佛法。选拔十岁到二十岁之间天资聪慧的当地人，并视其聪明的程度将他们分成三六九等，其中选出异常聪慧的七人，仆从七人，服侍者七人，分别向其父母支付财物，将他们买下，让他们携带大量黄金，派往佛教圣地印度学习佛法。被派往印度学法的人先是到了「迦湿弥罗」（今克什米尔），其中十九人因不能适应当地炎热气候和瘟疫流行的环境，都染疾身亡，只有大译师仁钦桑布和小译师雷必喜饶二人得以幸存。仁钦桑布于三十三岁返回阿里，建立了迦湿弥罗的瑜伽体系，并主持翻译了大量的佛经，史称藏传佛教新译密乘。
益西沃还请来东印度的班智达法护，广为弘扬「律宗」的讲说与实践，培养出以「三护」即德护、善护、般若护为主的弟子，其传承的学派称为「上部律传」。上路律传与新译密乘，构成了着名的藏传佛教后弘期的上路弘法。
火龙年大法会
在一本关于仁钦桑布的传记中，并未提及仁钦桑布曾受古格王之命同国王挑选的其他青年一起去印度学佛。但从记载看，他归来后，古格王室给了他极大的尊荣，被称为「主要福田」及「金刚上师」，这两个头衔无疑在王室和王国里提高了他的声望与权威。在托林寺，仁钦桑布与印度学者合作，翻译了大量佛教经典。在显教方面，译了十七部经、三十三部论；在密法方面，主要译传瑜伽续和无上瑜伽续父续法类的典籍，以《密集金刚续》及龙树、月称等印度祖师对此所造重要注疏为主。此外，他还翻译了一些医疗典籍。
虽然仁钦桑布不属于现今藏传佛教众多教派中的任何一派，但是他的重要性使任何的藏传佛教史学家都不能忽视他。他不仅是大译师，也是遍布西藏西部佛塔与寺院的建造者，传说修筑大小不等的 108 座佛寺，遍布阿里地区的古寺无不在传统上与大译师有联系。更有传说，普兰县的科加寺、扎达的托林寺、拉达克的娘尔玛寺等着名寺院，可能都是在仁钦桑布的提请，王室的支持下建造的。（托林寺与科迦寺有可能是扩建并重新开光，而非始建）。
纵观大译师仁钦桑布的一生，他几乎是古格王室崇佛的集中体现。修筑三座大寺后，仁钦桑布应古格王室之命，去迎请一些法本和艺术家，再次踏上了前往印度的艰辛旅途。6 年后，仁钦桑布带着三十二位迦湿弥罗艺术家回到了故乡，他把这些艺术家分配在古格王室封给他的二十一处封地上，逐步建起二十一座佛寺，加上上述的三大寺，完成了佛教在阿里地区的广泛传播。
仁钦桑布建这些佛寺之时，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其出生地建热尼寺时，似乎引起了势力依然强盛的苯教的抗议。仁钦桑布似乎部分重复了莲花生大师降服苯教神的行迹：他完全降服龙女玛萨拉马提及其四兄弟等苯教神灵，并让它们成为热尼寺护法的护法神。
佛教似乎主要以这种方式成功地取代了一度传播广泛、势力强大的苯教。阿里地区的人认为，西藏最灵验的佛像有三尊，称之为西藏三「觉沃」（也有四觉沃之说）。除了大昭寺的十二岁等身「觉沃」外，如今普兰科迦寺的银质文殊三尊被称为「布让文殊觉沃」，仁钦桑布为其父「荐亡」而从迦湿米罗定制的卡孜断指佛像为另一个最灵验的「觉沃」。虽然卡孜断指觉沃因不通公路而藏于深闺，但也足以反映当时佛教的强势。
会集于译师仁钦桑布周围的弟子，不仅来自阿里，还有来自于卫藏地区，他们见证了古格作为教法中心繁荣发展的重要性。这是古格无比辉煌的时期，在穿越古格干涸的山谷或荒原时，或许无人能够想象公元 1000 年左右，在这些零星分散的寺院或遗世独立的禅房中曾凝聚过如此浓烈的生命，曾成就过对藏族文化影响如此深远的功业。与仁钦桑布一起从印度回来的小译师雷必喜饶，后来在拉萨的堆龙德庆县创建桑普大寺，藏传佛教的「辩经」就源于此寺。
仁钦桑布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建寺者、大译师，也是一个西藏印度文化交流的使者。他生活在藏文化形成与发展的转型期，对于印度而言，受伊斯兰教的冲击，佛教的教法中心和僧院逐渐遭受破坏，日落西山的印度佛教班智达与瑜伽士在周边寻找更好的弘法之地（人员如此众多，以至于藏王鉴于有限的资源规定移民居留不得超过三年）。而王室派遣朝圣者与译师至印度平原学法后，他们携带法本、艺术家及新的证验而返。紧随着班智达与译师的是工匠和艺术家，因此，佛教的复兴对阿里藏区艺术的推动很大。其间，仁钦桑布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学贯大小五明」，自然也包括了工巧明——比如寺院如何建设，怎么去塑佛像，怎么绘制唐卡等。
也是这个时期，来自克什米尔、拉达克、印度、尼泊尔等地的艺术家和工匠汇聚古格，修建寺庙、塑造佛像、绘制壁画，兴起了一场「文艺复兴」活动。古代的古格并不像人们想象那般荒蛮、偏远，它的建设者们曾经拥有广阔的世界视野和丰富的交流渠道。
古格王室的「弃旧图新」，吐蕃时期发达的农耕文化，处于古代中亚商道的核心地位，印度的「正统」的佛教艺术加之仁钦桑布等大师的倡导，古格王朝的生产力水平及各种艺术。呈现了蓬勃的井喷，在淘金、冶炼、制陶、铸造、建筑、绘画、雕刻、印刷等方面取得非凡的成就，被称为古格八十明。
绘画，被古格人称为「古汁」的壁画，其遗存最为完整，分布及数量也最为众多，在艺术表现风格上带有明显的克什米尔及犍陀罗艺术痕迹。古格壁画风格独特、气势宏大，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各层面。所绘人物用笔简练，性格突出，其丰满动感的女体人物尤其具有代表性，从几百年前流传到现在，很多人用「噶当巴」来形容这种风格，虽不完全正确，也说明了这种绘画的独特。
古格银眼，意大利学者图齐曾到过札达县的鲁巴乡，在他收集的样品中，他这样认为：「某些工艺品是从处国传入或反映外国画师曾到过西藏，他们招收了大批的学生，并教他们绘画、铸像或雕塑工艺。在鲁地，那里现在仅有几间普通的房子，但它曾被视为全藏最主要的艺术中心之一。」藏语中「鲁巴」意为「冶炼人」，传说古格王国时期，这个地方素以精于冶炼与金银器制造而闻名，当年阿里三围以托林寺为主寺的下属 24 座寺院的金属佛像与法器，都由鲁巴铸造。据说鲁巴铸造的佛像用金、银、铜等不同的原料合炼而成，工艺精湛，通体全无接缝如自然形成，其价值甚至超过了纯金佛像。其中，最为神奇的还有一种名叫「古格银眼」的铜像，只有古格才能制作，更是被视为佛像中的精品，因为极少流传于世，所以尤为珍奇。由此可见，古格王国时期金属制造业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古格彩多尔玛，产自古格的朱砂铃。
古嘎珠日，古格龙纹瓷碗。
此外，还有对象雄时期的宣舞、噶尔、卓等歌舞形式进行改编，形成了流传到现在的古格宣舞等。
在仁钦桑布一生中，还亲历过一件影响西藏佛教的大事，那就是印度佛学家阿底峡尊者的入藏。关于迎请阿底峡尊者到阿里，有以下的解释：「虽获得一些密咒的教授，然而行为不轨，远离空性三摩地，发生所谓的『交合解脱』和淫行等许多粗暴恶行，这些情况阿里诸王虽然看在眼里，但没有强行阻止，而是迎请许多善巧有功的班智达到西藏，安置众人于清净正道中来消除其罪恶行径。」在这样的形势下，拉喇嘛·益西沃的侄孙绛曲沃派遣专人去印度用重金迎请阿底峡尊者。
在阿底峡尊者到达古格时，降曲沃组织了前所未有庞大的欢迎队伍，隆重欢迎大师：三百匹白马和三百个身穿白衣服的骑手高举宝幢、伞盖、缎幡浩浩荡荡地前往迎接，道路两旁青年男女穿上节日的盛装跳起庄重的「宣」舞，僧人们吹起了国王专门为迎接大师制作的铜质特大长号（后来西藏寺院中普遍运用的特大长号是从这里开始传扬的）。尊者在阿里生活三年，没有辜负绛曲沃的殷切期望，对抵制邪教弘扬佛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阿底峡尊者到达阿里之时，仁钦桑布已是八十五岁的高龄了，对于一直持阴谋论的作者来说，迎请阿底峡有可能是古格王室为了威压仁钦桑布的威望而进行的一次制衡，也有可能是后世的教派进行的粉饰之词，抑或是当时佛教的真实之需，仁钦桑布按阿底峡大师的指点进行修行，在九十八岁之时因一心专修而获得殊胜成就，「在卡孜翁奇示现涅槃。时，广大虚空中，诸天神齐奏音乐，普降花雨，凡此瑞相，均为城中一切男女老少所见。」
1076 年，古格第六代国王孜德作为施主，在托林寺召开了闻名全藏的大法会。这次大法会上，「召集了卫、藏、康三区所有持法藏大师们，各尽其长转所有的诸法轮」，史称「火龙年大法会」，高僧们聚集一堂，传受显密，规范教规，整肃教法，使此次大法会在古格历史上以及藏传佛教的发展史上，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藏地分散杂乱的佛教活动开始得到统一规范，是藏传佛教后弘期举行的隆重盛大的法会之一，与后来萨迦法王八思巴召开的「曲米大法会」（位于日喀则地区曲米乡）、宗喀巴大师召集的「拉萨大法会」，并称藏传佛教史上闻名的三大法会，托林寺也依此成为西藏西部最为着名的佛寺。
而古格王国也因火龙年大法会，从此成为西藏佛教的中心之一，它达到了王国辉煌的顶点，虽然比较短暂，但足以流芳千古。
尾篇：王国沉浮
佛法的荣耀似乎一直光耀在古格王室身上，然而却没有给他们带来国土安稳、边境安宁、万蕃来朝的庇护。
不仅未能与拉达克保持「和平共处」，古格王朝自己内部也陷入「多事之秋」。
隐患与危机
拉喇嘛·益希沃「舍命请阿底峡」的典故，虽然被五世达赖喇嘛认为是「智慧低劣的表现」，但还是被后人所津津乐道。典故是这样的，拉喇嘛·益希沃出家后，把王位禅让给弟弟阔热后，「虽已逊位，但仍掌军权」，他带兵与克什米尔地区的噶逻国作战时不幸被俘。噶逻国王提出释放益西沃条件：要么放弃佛教信仰，要么以等同于益西沃身体重量的黄金作为赎金。
为了救出益西沃，古格积极筹措黄金。当只剩头部重量的黄金还未凑足时，益西沃则传话给他的侄儿绛曲沃说道：「现在我已老迈，对谁也无利益。因此应将所获黄金拿去迎请许多班智达来建立佛法。」故事的结局是绛曲沃用这笔黄金请到前文所提的阿底峡大师一行及其他班智达入藏，使古格王朝的佛法「如日中天」。
若去除典故中的佛教色彩，它反映了古格王朝初建之时的外敌入侵频仍的状况。从当时的周边环境看，古格周围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如克什米尔、印度、尼泊尔、拉达克等出于政治、经济、宗教等各种原因的考虑，对古格王国形成一个半月形的包围圈，从而对古格王朝构成极大的威胁。古格王朝坐享商品交流的重利时，也要承担周边诸国给其带来的不稳定因素。加之立国之初，对王朝各地的统治并未完全牢固，四处征战、抵抗外敌似乎是常见的事，益西沃的故事只是其中的一个反映吧。
直到古格第六代国王孜德在位时，这种征战还在继续。后人尊称孜德王为拉钦（尊胜）孜德，他不仅以召开上文所说的火龙年大法会而闻名，还以其赫赫的战功而被后代传诵。「藏历水猪年时，率大臣与王室领兵出击与古格同边的部落交锋奋战，在此次战斗中，同边的 13 个土王皆臣服投降，将统领权拱手交给了古格泽德王。」
传说孜德王还让赫赫有名的林.格萨尔臣服。林·格萨尔见到孜德王气势威勐强大，于是派出 4 名使者，以大量的财物与牛羊作为请和的贽礼。礼品有：盔甲 18 套、名贵松耳石 20 件、颈饰 10 套、财箧子 3 个、宝剑 18 把、腰刀 15 把、吉祥马鞍 20 套、各色骏马 150 匹和大量牛羊。如此可以推断当时孜德王在位时，古格国力之强盛。这期间布让和亚泽王也先后归于古格管辖。
长期的战火，让历代的古格王采取了「深挖洞、广积粮」的措施，在苦心经营札布让的古格王宫之外，还在都城外数公里到近百公里范围内的战略要地或险要位置上，建立了一批外围防御的「卫城」，使古格都城形成内外两重防御系统，共同组成一个更大的防御体系，使王国更加牢固。这些卫城，在古格王国灭亡后，因人口骤减等原因，形成了众多规模宏大的遗址：如多香遗址、达巴遗址、香孜遗址、卡尔普遗址、东嘎皮央遗址等。不过这是后话了。
古格在 11 世纪左右开始的光辉，一直闪烁到 12 世纪。据记载，12 世纪中叶的 1150 年前后，拉达克国王不仅占领了古格西部的下拉达克，并且占领了古格城及东部地区的普兰和洛沃地区，古格失了自主权，成了拉达克国喇钦乌德巴拉的领地。喇钦乌德巴拉保留了他所占各地的原来国王，以此作为获得贡品的最好手段。只是这种做法可以保证取得贡品，但也使得反叛变得非常容易，事实上古格很快就恢复了独立。据史料记载，第七代古格王的长子扎西孜战败后被杀，三子魏巴尔孜因战败被俘入狱，后死于敌牢，很有可能就是指的 12 世纪的这次拉达克的入侵。
从 1150 年以后到 1450 年，《拉达克王统记》中有三个世纪没有再提到古格，这就使得人们可以想象，这个王国从那时起已经不属于拉达克了。1450 年后不久，古格再次丧失独立，沦为拉达克统治下的一个部落。《拉达克王统记》中记载：直到洛卓却丹国王在位的 1440-1460 年期间，曾占领古格，战争中取得的最大胜利莫过于从古格获得的贡品——盔甲 18 套、宝剑 18 件、腰刀 15 把、名贵松石 15 件，马鞍 20 套、各色骏马 150 匹、奶牛 20 头、公牛 20 头及大量的山绵羊等，拉达克就此兴旺发达。
不仅未能与拉达克保持「和平共处」，古格王朝自己内部也陷入「多事之秋」，第九代王泽巴尔赞以象泉河北岸的东嘎为王宫治所，其两位王妃各生有二子，由于「北岸的某些尼姑（东嘎）和南岸（札布让）某些人的挑拨，两位王妃之间产生了矛盾，于是两位王妃之子分别占据古格南北，出现了南北分治的局面。」
在这期间，可能在以托林寺为中心的古格地区还发生过一次类似于吐蕃「朗达玛灭佛」的灭佛运动。1997 年考古人员在托林寺红殿（杜康大殿）中发现了一篇历史题材的诗体题记，其中有这样的描述：「善缘极薄当地人，邪恶之心大膨胀，逼迫解散持法僧，佛经庙宇化成灰。」但这起引人注目的事件，究意是何人所为，又为何而为，其规模有多大，持续时间有多长，从现有的材料中，尚不得而知。
重新点起古格王朝佛法的熊熊大火也在同一个题记内：「此后长久无佛光，象雄善缘终未尽，迎来宗喀大弟子，阿旺扎巴燃佛灯。继承仁钦桑布业，佛法再度逞辉煌，绛色袈裟满地红，大师升迁兜率天。」
题记中所提到的阿旺扎巴大师，又被尊称为堪钦·古格·阿旺扎巴，为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的亲传弟子，是宗喀巴大师弟子中「属于在各边区地方护持教法的六人之一。」他出生于东嘎（东嘎遗址），学成后回东嘎创建东嘎·扎西曲林寺。传说阿旺扎巴大师有极大的法力，征服在当地危害极大，连萨迦、止贡等派的上师也没有能够征服的称为「扎巴本莫」的魔女。
古格王室听说阿旺扎巴大师的盛誉后，向他请求传授佛法。《黄琉璃宝鉴》一书对此事有精彩的描绘：
阿旺扎巴说：「王者如果要听受佛法，必须坐在低的坐垫上，舍弃三器之过，必须依止六想。如果能做到这些，就来听听佛法，否则不能对王者的傲慢奉献佛法。」
当时法王身旁有一位萨迦派格西活佛，听到阿旺扎巴的话后说：「对于听讲佛法者应该如此要求。」
国王问：「那么，你为什么不那样做？」
他说：「是担心那样做大王不高兴。」
国王说：「按照听法应该那样去做。」
于是请来阿旺扎巴大师，听受了佛法。
阿旺扎巴大师对其弘扬的新兴的格鲁派的教义的信心及执着，完胜已经在王室中弘法的萨迦派，自此「阿里王臣庶民都成了文殊怙主法王宗喀巴教法的虔诚信徒」，他也被任命为托林寺、玛囊寺、洛当等多个寺院的堪布。格鲁派在古格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到七世达赖喇嘛时期，托林寺被划归色拉寺管理时，托林寺已有属寺 25 座。
王国的飘零
虽然先祖吉德尼玛衮在建国后不久，把国土分为三份，封给三个儿子，希望他们不要重蹈兄弟阋墙、手足相残的覆辙，只是他的良苦用心却事与愿违。古格王国与拉达克王国在各自建立的一百年之后，就开始不断的纠缠、争斗与厮杀。古格王朝在经历近 700 年的统治，26 代王后，最终被拉达克王国所灭。
不过古格与拉达克似乎采取了一种类似于「联邦制」的统治，对领土下面的部落强酋、土豪，只要能效忠王室，按期上贡、纳税，就不会让王室的触角深入下面。比如上文提到的阿旺扎巴大师修筑东嘎·扎西曲林寺时，他的施主就是当时的扎巴王甲央兴地，在创寺之初，似乎与古格王室没有太多的联系。
不过在与拉达克王国的争斗中，古格王室似乎处于劣势和下方。十五到十六世纪一直是古格王国伺机脱离拉达克统治的时期，到十六世纪中叶，拉达克新国王才旺曾平定过古格王国参与的一次反叛，作为惩罚，古格王国此后每年要向拉达克纳贡 900 克黄金、100 头饲养了 3 年的绵羊和一匹马。在才旺国王去世后，古格王国开始了一个繁荣自由的阶段，一直到葡萄牙传教士安夺德的到来。而这段时间，被图齐先生认为是古格王国最后的鼎盛时期。
只是不幸的是，到 17 世纪初，所有的政局发展似乎都朝着有利于拉达克王国的方向发展。
公元 1600 年，继位拉达克国王的，是有着「最伟大的君主」美誉的森格南杰，他一生最大的功绩就是瓦解古格王朝。森格南杰在《拉达克王统记》被为「宗教之国王」，他一生有两大嗜好，战争和宗教，虽然史书上说他对宗教更为偏爱，可是也战功赫赫。「国王在年轻的时候就同古格最边远地区的居民打过仗，并从古格的北部和卡拉沙牵走了马匹、牦牛、绵羊和羊羔等，以使本国富庶。非常幸运的是，他变得越发勇敢，并开始向古格腹地推进。」其后，他向古格内地发动了战争，杀死了沙汪和萨叶（可能是古格下面的二个小王），「拉达克整个国土上也随之遍布牦牛与绵羊。」
对拉达克国王森格南杰在位期间的重大事情进行梳理，能对古格王国的灭亡有更深刻的理解。
1612 年左右，古格第二十六代王扎西扎巴生了一子，这样他就有了王位的继承人。可生子之后，王后丧失理智，久未康复，国王经两年徒劳努力后，想另行婚配，并请求森格南杰之妹相嫁。定下此婚事，是经过一番周折的，但当新王后来到离王宫仅两天路程的地方时，国王却命令她返回。不知是何原因使得国王如此生气，但能肯定地说，新王后是王国崩溃的主要原因，因为拉达克国王森格南杰立即就对古格宣战。根据传教士安夺德的信件，战争持续了十八年，国家因为不能耕作土地，不能开挖金矿而贫弱不堪。
当然也有可能是为了缓和局势，当时的古格国王扎西扎巴才提出娶森格南杰的妹妹为妻。世事轮回，当两位象雄王因女人而亡时，绝对想不到一千多年后的吐蕃后裔古格王也是如此而亡国的。
1618 年，有两个圣僧分别对古格及拉达克王国进行了访问，这对两个王国的局势产生了微妙的影响。到访拉达克的是主巴嘎举的圣僧达仓热巴。他原名才旺伦竹，法名阿旺嘉措，是藏传佛教后宏期能与大译师仁钦桑布齐名的着名僧人，受森格南杰国王的尊崇后，成为了拉达克国王的首席国师，并且他还促成拉达克国王在同年与主巴嘎举重寺德庆曲果寺（今山南贡嘎县）结成了顺缘关系。
同样是在 1618 年，格鲁派的第四世班禅洛桑却吉坚赞应古格国王的邀请，在夏天到冈底斯山和玛旁雍错朝圣。在这次旅行中，班禅正式登上了仁钦桑布在托林寺中的法座，确定了格鲁派在古格的尊崇地位。只是他在古格的香孜城堡时，收到了拉达克国王的邀请信，请他前往拉达克，但是被回绝了，这个信息隐约透露出一丝教派之争的味道。因这次到访之后，古格国王向当地和卫藏寺院的巨额馈赠，而让国力慢慢出现了损耗殆尽的现象。
1622 年，主巴嘎举的圣僧达仓热巴想重建围绕冈底斯山和玛旁雍错湖岸修建与莲花生大师有关的胜迹，但是信奉格鲁派的古格王扎西扎巴不同意重建。这样，达仓热巴在札布让只停留五天时间，就去了拉达克。
1624 年主巴嘎举的僧人们从冈底斯山附近的娘波日宗寺院出发，到古格境内进行劫掠后，古格王和主巴嘎举之间的裂隙进一步加深了。信奉主巴嘎举的不丹夏仲阿旺南杰被激怒了，起来反对古格统治者，他派人从南路来到古格，进行抢劫和掠夺，古格的军队采取了镇压行动。
也是 1624 年，古格王国来了一个特殊的人物，传教士安夺德。从人文角度讲，古格确实不是一个适宜于传播福音的地方，如果说发现了这片土地是安夺德的最大幸运，那么不能在这里传播福音则是他最大的不幸，他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当时在印度莫卧儿宫廷任职的安夺德，听到在各地经商的克什米尔穆斯林向其述说，说整个大西藏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们这样说的根据可能是那里的寺庙与教堂极为相似）。那里的所有人应当信仰天主教，他们的先辈在古老的庙宇里应受过天主的真传。于是为了找寻这古老的传说，安夺德误打误撞，历尽千辛万苦来到了古格。
安夺德到达时古格王国的形势是这样的：上世纪出现的奇迹般的兴盛已经荡然无存，正处在急剧衰落之中，而它的敌国拉达克却继续上升，并派遣人员骚扰古格领土，肆意掠夺。人民穷困潦倒，各方首领试图分裂，加之内部分歧，这分歧主要反映在国王与担任喇嘛头领的国王兄弟之间。
安夺德到达古格后给外界的第一封信（1624 年 11 月 8 日）中说，有三个地方首领揭竿反对古格王，期里那加王也曾借机对古格宣战。当安夺德 1625 年再次来到古格时，看到国王又一次陷于战事之中，写于 1625 年 9 月 10 日的信中，安夺德这样写道：「国王详细地向我们介绍了这次战争，这是一次非常危险的战争，国正正处在出征前的准备之中。」
国王的叔叔和兄弟，不同意国王亲近基督教的行为，他们对国王说：「如果国王长此以往，就会使国家陷入明显的危险，会给喇嘛们造反提供新的机会，国家当今正与 3 个小王国处于战争之中。」安夺德也向国王发表了自已的看法：「陛下，您树敌过多了。」
表面上，传教士安夺德等人到达古格后，取得古格王的赞赏，并在此建立教堂，王后和她的表妹以及一位公主接受了洗礼，僧侣和传教士展开辩论，传教士们取得全面胜利，僧侣一败涂地，这似乎是传教士的荣耀。但这可能只是古格王扎西扎巴为制衡因 1618 年四世班禅大师到来而带来的宗教势力的膨胀，以减少对王室权力的影响。
僧人们为了避免西方教士招收教徒，开始大规模招收俗民为僧。国王剥夺了其弟的庄园租金收入，王弟则立即警告国王，国王如果继续让传教士传教，将引起民众暴动。国王则针锋相对，于 1627 年开始强制僧侣还俗。
古格王扎西扎巴在 1627 年所实行的反喇嘛政策，实行这一政策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当然也有下面这一原因：国王曾抱怨当时的喇嘛兄弟仅在一天之内就接纳了 120 位青年加入自己的宗教组织，而他需要召集 200 名士兵保家卫国时，却招不齐。正因如此，扎西扎巴国王说，如果他的兄弟照此继续下去，王国就难以募集到战争所需要的足够士兵。
1630 年，暴动开始。僧人们给拉达克国王捎去口信，欢迎拉达克进入古格。拉达克的到达，使力量对比立刻发生重大转变。但国王的部队坚守最后的堡垒，久攻不下，拉达克人于是想退兵。僧人们开始恐慌。国王的弟弟亲自出面，安排以手足之情诱降，他向哥哥保证，只要国王投降，并保证向拉达克进贡，他可以说服拉达克退兵。此时已经病重的国王无心恋战，走出皇宫，结果是古格覆灭了，曾经一度辉煌的太阳陨落在碧血黄沙中。
在主巴嘎举的高僧达仓热巴的传记中，对此有一些言简意赅的叙述，1630 年，当拉达克的军队进入古格，袭击了札布让城堡，为了商议投降的事宜，达仓热巴被召见。他和一些弟子一起来到札布让，古格国王已经接受了多香寺的主持阿尼曲杰的建议同意投降，先前背叛拉达克的帕热琼和定居在札布让的一些人仍然坚守城堡，然而他们的处境十分无助，请求达仓热巴给予保护，他们的要求获得允准，被护送前往布让，人财无损，所有古格的居民保持着他们以前的生活状态，古格王与他们的兄弟向拉达克王表示效忠后，带着二十多名侍从和全部财富被送住拉达克，安置在一座特别而舒适的居所里，在那里，国王和他的兄弟终老而死，并获得国葬之礼。
还有一种惨烈的说法，古格遗址的中部有迥然不同于古格遗址洞窟式建筑的石砌壕沟，那是个「通天塔」式的建筑。战争中，古格王室凭借到达王宫最后一道天险「地道」顽强地抵抗拉达克人的进攻。久攻不下的拉达克人「异想天开」，企图修筑一座高到山顶的「通天塔」，使之能与王宫守军在同一高度上作战。这与其说是切实而巨大的军事威胁，倒不如说是一摆死战到底决心的战术。拉达克人强迫掳获的古格百姓夜以继日地从象泉河北岸背运石头，到半山腰垒碉砌墙，在皮鞭棍棒下苦不堪言，肩背磨破，血流不止，哭喊泣嚎声不绝，末代古格王不堪目睹受苦筑墙的臣民百姓，于是走出城堡议和，古格王朝自此灭亡。
只是在《黄琉璃宝鉴》一书中，古格王室并没有绝后，在记载中，1647 年，古格王子娶拉达克王后的妹妹为妻。古格王朝的末代王子白玛扎西德于 1692 年来到卫藏地区，作为一位受人尊敬的贵族，一直居住在拉萨直到死去，没有男嗣，其小女儿嫁给了一位拉达克国王。
这样也好，祖先的血脉分成古格与拉达克，最后的血缘又联在一起，世事流转，因缘相起，是非成败转眼空。王朝兴盛与灭亡，如同一梦，无论这梦中，是苯教还是佛教的色彩。
作者 范久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