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破解《格萨尔》说唱艺人的「记忆之谜」？

　　同其他民族史诗和民间文学作品一样,《格萨尔》基本的传播方式有两种:一是靠民间艺人口头传唱;二是靠手抄本与本刻本保存和传播。而最基本、最主要的是靠众多的民间艺人世代相传。因此,对说唱艺人的研究,应该是《格萨尔》研究的—项重要内容。
　　在《格萨尔》的流传过程中,那些才华出众的民间说唱艺人,起着巨大的作用。他们是史诗最直接的创作者、继承者和传播者,是真正的人民艺术家,是最优秀、最受群众欢迎的人民诗人。若没有他们的非凡才智和辛勤劳动,《格萨(斯)尔》这部伟大的史诗将会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藏族人民、蒙古族人民乃至整个中华民族,将失去一份宝贵的文化珍品。
　　
　　说唱艺人的类型——托梦艺人
　　
　　托梦艺人,藏语称作“包仲”(Bab-sgrung)。“包”意为降落、产生。“包仲”,指通过做梦学会说唱格萨尔故事。
　　这类艺人大多数说自己在青少年时代做过一两次神奇的梦,有的艺人甚至连续数日酣睡不醒,不断地做梦。梦中产生各种幻觉,仿佛亲眼看见,或亲身经历格萨尔大王征战四方、降妖伏魔的英雄业绩。做梦以后,一般都要大病—场。病愈之后,突然像换了一个人,神采飞扬,才思敏捷,脑子里如同过电影似地不断出现格萨尔故事的画面,内心里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激情和冲动,胸口感到憋闷,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要讲《格萨尔》故事,不讲不痛快,不讲心里难受。一旦开口,如同大河奔流,滔滔不绝,不假思索,冲口而出。有的一讲就是几天,几个月,几年,甚至讲一辈子也讲不完。有人对这种现象感到疑惑。你说神奇吗?十分神奇!你说不可信吗?众多的说唱艺人就是这么说的。从前的艺人这么说,现在的艺人也这么说。扎巴、昂仁、桑珠、玉梅、才让旺堆、次仁多杰、古如坚赞、达哇扎巴、曲扎……一大批才华出众的说唱艺人活生生地在你眼前,生活在群众之中。
　　扎巴老人生前共说唱25部,由西藏大学《格萨尔》研究所录音整理,总计近60万诗行,600多万字。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它相当于25部荷马史诗。15部《罗摩衍那》。3部《摩诃婆罗多》。如果按字数计算,它还相当于5部《红楼梦》。
　　其他如女艺人玉梅也已说唱20多部。而老艺人桑珠已说唱50多部,比扎巴老人还多,约为70万诗行,700多万字。来自唐古拉山的才让旺堆,目前已说唱10多部。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的青年艺人达哇扎巴,能说唱几十部。
　　
　　顿悟艺人
　　
　　藏语称作“达朗仲”(Dag-snang),“达朗”一词,尚未找到一个比较准确的词语来表达它的含义,在这里,我暂且译作“顿悟”。按字面翻译,是忽然醒悟的意思。既是“忽然醒悟”,他们的记忆,他们所讲的故事,就有短暂性和易逝性。这类艺人不像“托梦艺人”(包仲),能讲很多部,能长期讲下去。一般只能讲几部,有的只会讲一两部,而且只讲很短一段时间。这期间他能讲得有声有色,充满激情。过一些时候就不讲了。别人请他讲也讲不出来,说是没有灵性了。有的艺人在一个时期里讲得很好,很精彩,在另一个时期又讲不出来,像换了一个人。闻知艺人
　　藏语称作“蜕仲”(Thos-sgrung),“蜕”,意为听、闻,即听别人说唱之后学会的。这类艺人一般只会讲一两部,或某些片段,如:“马赞”、“山赞”、“帽赞”、“帐房赞”,等等。他们大都说自己没有得到神的启示,缘分浅,天赋差,是跟着别人学唱的。
　　
　　吟诵艺人
　　
　　藏语称作“顿仲”('Don-sgrung),“顿”,即吟诵。这类艺人有两个特点:
　　一是识字,能看本子吟诵,离开本子便不会讲。二是嗓音比较好,吟诵时声音宏亮,抑扬顿挫,节奏鲜明。解放后在各地广播电台、电视台说唱的,大多是这类艺人。
　　
　　藏宝艺人
　　
　　藏语称作“贡德”(dGongs-gten),按字面翻译,即“心里藏着宝贝”。意思是说:这类艺人心里藏着宝贝——《格萨尔》故事,他们能挖掘“宝藏”,就像矿工从深山把宝藏挖掘出来一样。这“挖掘”的方法,就是按照自己的意念,将《格萨尔》故事书写出来。
　　按照他们的解释,神佛或先贤把经典传给有缘分的人(也可隔代传承),由于前世的“缘分”,一些人心里藏着经典(“德”),一旦得到上师的加持,开启“智慧之门”,就能源源不断地“挖掘”出来——书写成文。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的古如坚赞,就属于这类艺人。
　　
　　圆光艺人
　　
　　藏语叫“扎包”(Pra-phab)。圆光是苯教术用语,神汉在降神或占卜时,看着铜镜,以观吉凶,这种行为称为圆光。
　　这一方法后来被艺人们运用到史诗的说唱上。讲述者当着听众的面,拿出一面铜镜,放在香案上,先念经祈祷,然后对着铜镜说唱,据说他能从铜镜看到格萨尔的全部活动。艺人们常常这么说:他自己并不懂《格萨尔》故事,只是把铜镜中显现的画面讲述给大家。离开铜镜,什么也讲不出来。可是普通人去看那面铜镜,除了自己的身影,什么也看不到。据说是因为你没有这个“缘分”,只有有“缘分”的人,才能看到格萨尔大王的英姿和他降妖伏魔的动人场面。
　　圆光艺人又分为三种:a、会讲不会写;b、会写不会讲;c、既会讲又会写。这里面的第三类艺人一般是先写,然后照着所写内容来讲。
　　西藏昌都地区类乌齐宗的卡察扎巴,就是一位著名的圆光艺人,他既会讲又会写,生前写有10多部。
　　
　　掘藏艺人
　　
　　掘藏艺人,藏语叫“德顿”(gTer-'don)意为“挖掘格萨尔故事的人”。掘藏艺人挖掘、发现、编撰的《格萨尔》故事,称之为“德仲”。
　　伏藏类经典和掘藏大师,在苯教与佛教中都有。按照传统的说法,神佛显灵,或前辈大师将经典藏于深山岩洞,或其他十分隐秘的地方,以免失传,叫“伏藏”;把这些经典挖掘出来,叫“掘藏”。通过这种方法发现的《格萨尔》,叫“掘藏本《格萨尔》”——“德仲”(gTer-sgrung)。从事挖掘、编撰、抄录、刻印这类《格萨尔》故事的人,叫“掘藏艺人”。
　　这类艺人最大的特点是有文化,有不少人还是僧侣,生活上不像说唱艺人那么贫穷。可以说是一些热心于《格萨尔》的文化人,是来自民间的搜集整理者。
　　
　　关于青蛙的古老传说以及“杂色马的毛”
　　
　　值得我们注意的,并不仅仅在于民间艺人有多少种类型,他们能讲述多少部,而在于他们生活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年龄不同,职业不同,但大体上却能讲同样的故事。以《赛马称王》为例,扎巴老人早在60多年前就经常说唱这一部,他是西藏昌都人。女艺人玉梅整整比他小60岁,是那曲地区人;才让旺堆生活在唐古拉山上;昂仁则生活在青海的果洛草原。还有其他一些艺人,情况各不相同,但他们说唱的《赛马称王》,基本情节、主要人物,大体相同。他(她)们都说是做梦后学会的,没有人教,不承认有师承关系,他们争辩说,那么大的篇幅,那么多诗行,教了也记不住。
　　奇就奇在不同的艺人,却唱出了、写出了大体相同的《格萨尔》故事。如果不是这样,各人唱各人的,各人写各人的,各不相同,互不相关,也不成其为从远古流传至今的英雄史诗,在文学史上也失去了“活化石”的价值和意义。在民间,凭着自已的艺术天赋和丰富的生活积累,能编、能讲许多故事,号称“故事大王”、“故事背篓”的故事家,也不乏其人。但是,没有专门学习、没有明显的师承关系,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能讲出大体相同的故事,吟诵同一部史诗,而且不是几百行、几千行诗句,而是几万行、几十万行诗句,是几部、十几部。甚至是几十部厚厚的书,这确实是令人惊奇,值得研究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
　　1987年和1991年,在青海和北京举行艺人会演期间,我曾作过一个调查:先后请桑珠(西藏墨竹工卡)、才仁旺堆(青海唐古拉山)、昂仁(青海果洛)、次仁多杰(青海果洛)、玉梅(西藏索县)、次仁扎堆(西藏安多)等著名的说唱家说唱《赛马称王》中的《马赞》、《霍岭大战》中的《帽赞》、《门岭大战》中的《山赞》,还有在各个部本中经常出现的《刀赞》。在这之前,他们都未曾在一起说唱,有的还是第一次见面,但他们说唱的内容基本相似,什么人、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要唱《马赞》、《帽赞》、《山赞》、《刀赞》等都相同;其差别主要在于用词有些不同,唱词多少也不同,最长的有400-500诗行,短的也有200多行。那么,民间艺人们自己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解释这种现象呢?他们不约而同地讲述了一个关于青蛙的古老传说:
　　雄狮大王格萨尔闭关修行期间,他的爱妃梅萨被黑魔王鲁赞抢走,为了救回爱妃,降伏妖魔,格萨尔出征魔国。途中,他的宝马不慎踩死了一只青蛙。格萨尔感到十分痛心,即使是雄狮大王,杀生也是有罪的,他立即跳下马,将青蛙托在掌上,轻轻抚摩,并虔诚地为它祝福,求天神保佑,让这只青蛙来世能投生人间,并让他把我格萨尔降妖伏魔、造福百姓的英雄业绩告诉所有的黑发藏民。格萨尔还说:愿我的故事像杂色马的毛一样。
　　果然,这只青蛙后来投生人世,成了一名“仲肯”——《格萨尔》说唱艺人。这便是藏族历史上第一位说唱艺人的来历,他是与格萨尔有缘分的青蛙的转世。
　　后来活跃在广大雪域之邦的众多的说唱艺人,据说都是那只青蛙的转世和化身。
　　格萨尔祝愿他的故事“像杂色马的毛一样”,那又是什么意思呢?
　　艺人们解释说,这有两层含义:
　　第一,马身上的毛是非常多的,难以数计,与汉语中的“多如牛毛”是一个意思,极言格萨尔故事之多,永远也讲不完。
　　第二,“杂色马”,故名思义,是说毛的色彩多种多样,而不是一种颜色。
　　各个艺人所吟诵的《格萨尔》故事,如果有些差异,那也不足为怪,是情理之中的事,格萨尔早已预言过的。这么说来,就是丰富性与多样性的统一,共同性与差异性的统一。艺人们的说法,充满辩证观点,也揭示了民间文学作品本质特征之一——流传变异性。
　　按照艺人们自己的解释,可以作这样的理解:如果把《格萨尔》比作一棵参天大树,它的根子是一个,深深地扎在藏族文化的土壤之中;枝叶却十分繁茂,色彩缤纷,绚丽多姿。
　　
　　“记忆之谜”不是不可解析的
　　
　　一个目不识丁、连自已的名字也不会写的艺人,为什么能背诵十几部,甚至几十部故事,几十万诗行、几百万字?若全部记录,整理出版,就是几十部厚厚的书。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诗人、作家和学者,能背诵自己的全部著作,更不要说去吟诵别人的几十部著作。
　　说唱艺人们是怎样学会,怎么记忆的呢?上述几位艺人都属于“包仲”——托梦艺人。他们都说自己在青少年时代做过一个神奇的梦,这之后就同《格萨尔》结下不解之缘,无师自通地学会了说唱格萨尔故事。
　　那么,艺人的梦与史诗的传承,究竟有什么内在联系?关于这一问题,有些人觉得不好理解,不可信,甚至认为是“胡说”,是“迷信”,是“唯心主义”。更有人说艺人讲做梦经过,是在宣传“宗教迷信”,过去的一些年间,《格萨尔》史诗本身还因此而受到批判,被禁止说唱。
　　也有些人走向另一个极端,追奇逐异,用一种猎奇的观点去探索艺人的记忆之谜,故弄玄虚,越说越离奇,以迎合某些人的猎奇心理,陷入唯心主义的不可知论和神秘主义的泥潭,把藏族人民创造的一部伟大史诗,说成是“神”的传授,有意无意地贬低了藏族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创造精神,实际上也贬低了《格萨尔》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
　　那么,怎样解开这记忆之谜,给以科学的说明呢?我们可以尝试着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一些分析。
　　
　　环境因素
　　
　　一个艺人学会说唱史诗,有许多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环境因素。这里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和家庭环境等。概言之,也就是艺人和史诗赖以存在的文化生态环境。如现在艺人比较集中的地方是西藏的阿里、那曲、昌都;青海的果洛、玉树;甘肃的南部和四川的甘孜、阿坝等地区。其中昌都、甘孜是半农半牧区,其余都是牧区,而且都在高寒地区,平均海拔在4千米以上。这些地方,也不是到处都有艺人,而是集中在较小的范围内。艺人大部分是牧民,只有极少数农民。
　　牧区经济落后,文化教育不发达,居民的80%以上是文盲,文化生活贫乏,加上交通闭塞,居住分散,人们之间的交往少,生活节奏缓慢,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所有这些都是《格萨尔》能够流传的环境条件。这里的孩子,从小受到古老的传统文化(实际上就是牧业文化)的熏陶,在牧业文化的生态环境中产生的《格萨尔》这部古老的史诗,成了他们的生活教课书,他们从这部古老的史诗中学习文化知识,学习天文历算,学习宗教观念,学习自己民族的历史,……总之,从这部史诗中可以学到他们需要的一切东西。这种影响,代代相传,历久不衰,渗透到血液之中,渗透到灵魂深处。这种影响的巨大力量是无法估计的。相反,拉萨、日喀则、亚东等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宗教势力比较强盛、对外交往比较多的地区,就没有出现比较优秀的说唱艺人。
　　家庭的影响也是个重要因素。《格萨尔》说唱艺人虽然说没有师承关系,不能父子相传,但家庭(包括亲属)的影响却具有重大作用。如玉梅的父亲就是一位著名的说唱艺人,在当地群众中很有影响。她17岁时父亲去世了,正如她自己说的那样,父亲不可能一句一句地教,教了也记不住,但从小耳闻目睹,浸染熏陶,影响是很深的。这也是一种传承,而且是很重要的一种传承方式。
　　古如坚赞也是十八九岁开始书写《格萨尔》,在这之前他没有写,也没有讲过。但他从小寄养在舅舅家,舅舅昂仁就是一位著名的说唱艺人,而且一直很活跃,对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扎巴老人的亲属中虽然没有艺人,但他的故乡有一些很优秀的艺人;当地群众很喜欢听艺人说唱;而为他开启“智慧之门”的喇嘛,就是《格萨尔》故事的热心提倡者,他经常给艺人们以资助和支持,鼓励他们说唱,所有这些,无不给少年扎巴以深刻影响。
　　
　　集体无意识的影响与遗传基因
　　
　　以弗洛伊德和荣格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关于遗传基因、潜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的论述,对于我们解开艺人记忆之谜、分析这部史诗能够从遥远的古代流传至今的原因,是很有启发的。
　　弗洛伊德剖析人的内在心理结构,他认为人在正常的意识之下,还存在一种潜意识心理,如同海岛(意识)之下有一个更大的岛根(潜意识)。
　　荣格发展了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他认为个人的潜意识有赖于更深的层次——集体无意识,犹如在岛根之下还有一大片海床。荣格进而认为,集体无意识是“人类经验的贮蓄所”。荣格认为集体无意识体现了意识的母壤,体现了常常尽力将意识过程引回到根源的老路,在它之中远至最早的祖先的经验仍旧是活跃的。
　　如果我们参照弗洛伊德和荣格的理论,来分析《格萨尔》的传承关系,那么,历史悠久的、远古的藏族文化传统如同一大片海床,在这一文化土壤中产生的史诗《格萨尔》好比一个岛根;那些杰出的说唱艺人就是浮出海面的海岛。他们的产生看似奇特,不可思议,实际上是深深地扎根在坚实的海床之上;每一个艺人的出现,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像只要有海床和岛根存在,就会有海岛从海面隆起一样,只要雪域文化这一丰厚的土壤存在,就会不断地造就出杰出的说唱家,来吟诵这部不朽的诗篇,这一点又是必然的。
　　另一方面,遗传学研究成果告诉我们:人体具有祖先的遗传基因,这种基因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在某些个体身上得到显现。人类由于遗传基因而引起的个体返祖现象是屡见不鲜的,像生长有尾巴的婴儿、全身长毛的婴儿、长角的婴儿、四条腿的婴儿都出现过。
　　人类既然在生理上有这种遗传基因的变异和返祖现象,那么,在智力与记忆上也可能存在某种遗传现象,即所谓智力遗传和记忆遗传。记忆是智力的重要因素之_,在智力遗传中就包含了记忆遗传的因素。
　　《格萨尔》这部藏族先民创造的古老史诗,在雪域之邦的大文化背景中,通过集体无意识,在藏族人民当中代代相传,流传至今,也是合乎情理的。那么,通过“托梦”等不同形式使《格萨尔》这个“古老的遗传物”世代相传的真實原因,实际上不是“神授”,而是“人授”:这部古老的史诗不是神灵创造的,而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这部古老的史诗不是靠“神的启示”来传承的,而是依靠人民群众——尤其是人民群众中最具有艺术天赋和聪明才智的说唱家们来传承的。
　　
　　非凡的记忆能力的可能性
　　
　　仅仅有环境条件和遗传基因,或集体无意识的“历史遗传物”,还不能造就优秀的说唱家。一个优秀的说唱家还必须具备内在的因素,自身的素质和品格。一般来讲,他们有非凡的艺术天赋,有很好的感悟力,有丰富的想象力。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说唱艺人们具有超常态的记忆力。
　　记忆,在人类生存、进化和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如果没有记忆的积累,每一个人,每个民族的知识都要从零开始,那么,知识的积累和传播将成为不可能,人类自身也不可能进步。因此,人们常说,记忆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必要因素,也是知识形成与发展的必要因素。
　　历史发展的本身业已表明:历史的文化、历史的经验、历史上所有的物质与精神文明,都依赖于人类的记忆和人类创造的外储记忆工具使之延续并加以改造和发展。
　　一个人要背诵十几部、甚至几十部书,对常人来说是很困难的,甚至不可想象,但对具有超强功能记忆力的人来说,却是可能的。现代科学知识告诉我们:人的大脑有140-150亿细胞,一个脑细胞的功能相当于一部微型电子计算机。人脑拥有140-150亿部“电子计算机”,可容纳全世界图书馆储藏的7千亿册图书的全部信息量。人脑的记忆潜能是非常大的。一般人只使用了大脑能力的5.15%,最多也不过20%左右,尚有80-95%左右的潜能没有开发。
　　人脑细胞的发育有个过程,儿童在四五岁时,脑重达到800-1000克左右,12岁左右时脑重达1400克,接近成人脑重。换言之,一个人在十二三岁时,就具备了成人的记忆功能。说唱艺人们生活在史诗的文化氛围中,从小受到熏陶和浸染,听大人们讲述远古的神话传说,讲述格萨尔故事,有意无意中记下许多神奇故事,加上其他的因素,最终成为优秀的说唱艺人,这从科学上讲,也是有根据的,是可能的。同大自然融为一体,思想专一,摒弃杂念,因而能够博闻强记
　　在藏族地区,无论苯教,还是藏传佛教,都十分重视修炼。尤其注重闭关修炼。《格萨尔》里也有许多闭关修炼的描写,修炼最多的是格萨尔大王和精通巫术的晁通,经过修炼之后,他们获得新的智慧,具有更大的法力。
　　藏族的修炼与印度的瑜伽术(又称瑜伽功)十分相似。一些外国学者对瑜伽功进行研究,认为它有助于开发大脑的记忆潜能。“瑜伽”,梵语就是“结合”的意思,人的精神与肉体有机的统一即是人的心、身很好的结合。
　　藏族的修炼法,其主要点也是要去邪见,除杂念,净化心境,使人与大自然高度和谐,达到天、人一体。说唱艺人也十分强调专一,他们认为一个真正的优秀艺人,除了吟诵《格萨尔》,别的什么也不应该想。
　　藏族的宗教文化历来有注重背诵的传统。无论僧侣文人,还是世俗学者,都要背诵很多典籍。很多僧人在讲经时,不带书本,不用讲稿,引经据典,旁征博引,能成段成段地背诵。包括听讲经文的僧人们,也要能背诵很多经典,否则无法理解所听到的内容。尤其是在僧人考取学位等级时,要从最基层的辩经活动开始,逐层次地进行答辩,最优秀者直至拉萨传昭大法会上在数万人面前辩经,这个过程中,即问即答,不能有丝毫差错,否则会被淘汰。那些获取格西学位的僧人往往会表现出非凡的记忆能力和卓越的论辩才能。
　　说唱艺人们生活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自然会受到熏陶和启示,使用一些方法锻炼自己的记忆能力。另一方面,说唱艺人们常常云游四方,走在高原的山山水水之间,雄伟壮丽的大自然,陶冶着他们的情操,净化着他们的心灵,使他们同大自然融为一体,思想专一,摒弃杂念,因而能够博闻强记。
　　
　　神奇的梦——开启“智慧之门”的钥匙
　　
　　一个具有非凡的艺术天赋、超功能记忆的艺人,通过什么样的契机,才能使自己的才华充分显示出来呢?按照藏族传统的说法,要有缘分,然后开启“智慧之门”。他们通过“托梦”,学会了说唱《格萨尔》故事,有了这个“缘分”,然后请上师或喇嘛活佛念经祈祷,开启“智慧之门”。扎巴、桑珠、玉梅、次旺俊梅、才让旺堆、昂仁、达娃扎巴等说唱艺人,大都经历了这样的过程。
　　从以上这些艺人的实际经历看,请喇嘛活佛念经祈祷,只是个仪式,一种心理需求和社会需求(要得到听众的承认)。“梦”才是他们获得智慧的真实原因。
　　由于受到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在过去很长一个时期内,人们总是把梦与神灵、鬼怪和灵魂(主要是与做梦的人有关的死人的灵魂)相联系,认为是他们在给人以预言、暗示,或加害于人。艺人们乃至整个藏族社会过去对梦的理解,也未能超出这个范围。随着现代科学,尤其是医学、心理学、生理学的发展,将对梦的认识和研究纳入科学轨道。现代科学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人脑像一部录音机、录像机,不知不觉中把经历过的一切都记住了。人的记忆具有全息性。在全息记忆中存在着遗忘现象,或者说,连自己也不知道“录”下了什么。
　　对这类遗忘的事物,通过心理调整产生强烈的动机,良好的心态或超常心态,有可能进行有效回忆、认知。通过某种强烈的动机(或刺激),唤醒“沉睡”的记忆的例子是很多的。艺人做梦,或受到某种刺激,遇到什么契机,唤醒了他们从孩提时代“录”下的关于《格萨尔》故事的记忆,因而能滔滔不绝地讲述。用现代科学观点来讲,是受到“强烈刺激”,从而“开启了智慧之门”。
　　现代科学已经证实:梦并不是神灵或鬼怪的安排,也不是不可理解的东西。恰恰相反,“梦”是属于人的一种创造性的心理活动,存在着极高的开发价值。
　　艺术创作活动,包括艺人的演唱活动离不开灵感;科学研究也需要灵感,爱因斯坦就特别相信灵感。
　　梦,恰恰具有诱发灵感的功能。现代科学知识告诉我们:灵感既不是灵魂的显示,也不是神灵的恩赐。灵感是一种极佳的心理状态。它与梦的关系十分密切。有时,它们相互重合,造成了梦中灵感的爆发,有时,它们相互依存,这表现为梦诱发灵感。
　　灵感是人类独有的一种心理现象,也是人的智能的构成部分,那么,究竟什么是灵感?有的学者认为:灵感是人的一种最佳的心理状态。在这一状态下,表现出注意力的高度集中。对周围事物的感知异常清楚和明晰,对当前事件和过去经验的意义领会深刻,恍然大悟,回忆更容易,想象特别活跃,易于产生创造性想象,诞生出新形象,也易于实现求异思维与求同思维。
　　有的学者认为,如果能够充分诱发并运用灵感,那么,人类创造性活动的成果将会几倍或几十倍增长。
　　有的学者研究一些科学家与艺术家诱发灵感产生的技术和方法,概括为12种,其中第一种就是“梦诱法”。
　　说唱艺人,通过神奇的梦,获得灵感,开启“智慧之门”,因而能滔滔不绝地说唱《格萨尔》故事,这也可以算作“梦诱法”。这一方面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说唱艺人的特点,把“梦授”史诗的现象,从传统的神授说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对说唱艺人的研究,进一步探索开发人的潜能的途径。也许这后一种的意义更为重要。
　　
　　《格萨尔》本身的艺术结构,也便于艺人们记忆
　　
　　作为说唱艺术的史诗,不同于作家的创作,它的结构比较简单,形成一定的程式,这是艺人们容易掌握和记忆的一个重要原因。
　　a.三段式的故事结构。在整个《格萨尔》里,除去《天界占卜九藏》、《英雄诞生》、《地狱之部》等少数几部外,一般都是一个分部本讲一个战争故事;一个故事一般由三个部分组成:1.缘起,讲战争的起因;2.战事,这是故事的主体;3.结束,结局总是格萨尔胜利,妖魔失败。
　　b.战争的参加者包括三个方面:1.天界,包括天神降预言,在暗中保护助战,乃至派战神直接参战;2.入界,以格萨尔为首的岭国将士和敌国将士;3.龙界,包括龙王,以及鲁、念、赞等龙神、地方神和土地神。
　　c.岭国参战的人物也是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格萨尔大王;2.以30位英雄为代表的众多的将领;3.岭国百姓。
　　d.无论讲哪个部本,都要记住三部分名称:1.人名(包括神名);2.地名;3.物件名,包括武器的名称和战马的名称、特点等。说唱时,一些具体的情节可能遗忘,也可以遗忘,但主要的人名和主要的地点,还有一些有特点的物件(包括谁的战马和谁使用武器等)的名称不能忘,也不能错,否则故事就讲不下去,或者与别的部本相混淆,张冠李戴。
　　e.史诗的文体包括三个方面:1.韵文,2.散文;3.散韵结合。
　　f.中心唱段包括三个内容:1.开头,包括赞辞,自我介绍;2.主要内容,这是唱词的核心;3.结尾,一般是祈祷词。
　　还可以举出若干例子,说明很多方面都形成了固定的程式,只要抓住这几个方面,就抓住了重点,抓住了故事的基本结构和主要内容,就可以讲下去。即使忘了若干段落或词句,也无关紧要,不至于讲不下去,也不会太离谱。这也是《格萨尔》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基本情节、主要内容、主要人物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又会出现很多异文本的重要原因。
　　这种记忆方式,是史诗艺人们的共同特点。扎巴老人生前曾详细向我述说他学艺的经过。桑珠老人、玉梅等人在介绍他(她)们说唱《格萨尔》的时候,也反复强调,他们不是逐行逐句地背诵,而是掌握重大事件的框架,主要人物的身份及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塑造人物和描绘战争场面惯用的套语。一些细节,在演唱过程中可以即兴创作。
　　
　　吟诵形式上的重复,是艺人便于记忆的一个重要原因
　　
　　民间口述文学,不同于作家书面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它是讲给听众听,而不是拿给听众(读者)看,在艺术欣赏上,具有“一次性”特征。一部文字作品可以反复阅读、研究、咀嚼、玩味、欣赏,而民间文学(诗歌、故事、史诗等)则没有这个条件,必须在讲述(吟诵)的同时让听众理解和欣赏。为了吸引听众,加深印象,讲述者(歌手、故事家)就要不断地重复,越是精彩、越是重要的段落,越要重复。不断地重复,反复吟诵,是一切民间文学的重要特征。说唱者还要加上动作和表情,以加深印象,营造氛围。《格萨尔》由于篇幅巨大,内容丰富,更是如此。于是又形成了一种模式,便于民间艺人们掌握和记忆。
　　通过对众多优秀的说唱艺人的研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格萨尔》这部宏伟的诗篇,不是一两个人,或少数几个人的创作,也不是一个时代的产物,而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藏族人民集体创作出来的。艺人群的存在,确实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对于我们深入研究文艺发生学,认识人民群众在文学艺术创作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和能动作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研究艺人群体,对阐述《格萨尔》的产生、演变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乃至对整个《格萨尔》学的研究,都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课题。

作者 岗日曲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