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尽的「内江官」
沱江之滨，一处峭壁临江而立，崖上站着的人眺望远方，山河壮美，他内心却有些许惆怅。他所站立的山本来叫降福山，位于今内江市东兴老街景区西侧，因山的形态犹如一面张贴文告的平板，此山又被称作挂榜山。这个人乃四川才子、干隆年间的进士李调元，他游历挂榜山，想到了这片土地的文风鼎盛，唐有状元范崇凯，宋有赵逵夺魁、赵雄官至宰相，明代除了宰相赵贞吉，单三品级以上官员就达一百多人。而到了自己的年代，这里的学子有些时运不济。于是，李调元发出了「七孔照沙洲，江水昼夜流。高官任你做，一去不回头」的诗叹。
民间传说，内江能出高官，都拜挂榜山下 7 只金鸭所赐的福瑞。清代时有贪婪之人欲挖走金鸭，在山中连挖了 6 个石洞都没找到金鸭，挖到第 7 洞时，7 只金鸭从洞中扑翅而出，受惊离去，从此内江文脉断矣，到了清末才出一个状元骆成骧，并无朝廷要员。
其实，高官「一去不回头」，是囿于时代局势，清代之后，内江也不乏顺应时代潮流的显赫人物，如喻培伦、范长江、张大千等。「富顺才子内江官」这句民间传言，说的是内江籍官吏不仅数量多，而且多出大官良吏，他们或辅国有功或廉洁勤政，久而久之，形成了「内江官」的优良口碑。
辅国良臣
淳熙五年（1178 年），赵雄升任正议大夫，拜右丞相。南宋时右相官职大于左相，相当于主相，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彼时，南宋与金国交战数十年，国库空虚，兵民疲惫，特别是光州（今河南省潢川县）一带作为国家的屏障，战火连绵，更是民不聊生。
当时，朝内不少重臣不顾现实，仇恨金国，阻止宋金双边的贸易，致使边境地区的人们生活雪上加霜。拜相后不久，赵雄即上书提请恢复光州的中渡榷场官，相当于重新开启了双边贸易。这是一项富有智慧的决策，彰显了赵雄的担当敢为。所谓治大国若烹小鲜，赵雄有勇有谋，掌控宋金战、和的火候游刃有余。在他看来，稳定朝廷社稷固然重要，老百姓的生存发展同样重要，于是，他免去光州地区民众的苛捐杂税，发展水运，提拔政绩好的官员，一时激起了光州官员干事创业的激情。
这时，南宋抗金名将吴璘之子吴挺由于在朝内有裙带关系，势力如日中天，被安排为利州西路安抚使，掌握了蜀中的兵权。赵雄觉察到其中的隐患，一天，他觐见宋孝宗，开门见山地直谏。大致说，当年中原的父老乡亲没少帮助朝廷抗金，吴挺去了在那儿搜刮苛捐杂税，让百姓失望至极，最后没有打胜仗，百姓心中有恨啊。朝廷现在不但不问责，还把吴挺派到四川去，吴家在那边拥兵自重，迟早要搞出事情。
可惜彼时宋孝宗的权力被太上皇宋高宗架空，他虽然年富力壮，却心有余而力不足。他听赵雄这么一说，确实是这么回事，想做人事调整，苦于实力单薄，调不动，从此，祸根也埋下了。后来，吴挺的儿子吴曦倒戈引狼入室，将金兵带入四川攻击南宋，加速了王朝的灭亡。
在用人上，赵雄爱护良善，连宋孝宗都说他「办事不避仇怨，选才不论亲疏」。当时，文化界大咖朱熹任泉州同安县主簿，多次上书言政，言辞犀利没有分寸，让皇上不高兴，欲治他的罪。赵雄连忙劝孝宗说，朱熹只是个狂妄的书生罢了，治他罪反而成就了他，不如将他的长处为国家所用。
孝宗于是命朱熹为南康军知军。朱熹一到江西，即兴利除弊，重建白鹿洞书院，使之成为与石鼓书院、应天府书院、岳麓书院齐名的宋代四大书院之一。
作为赵雄之后，赵贞吉能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辅大政，靠的同样是直率、仁厚。
明嘉靖中期，严嵩父子把持朝政，结党营私，赵贞吉从来不屈于这父子俩的淫威。嘉靖二十九年（1550 年），蒙古骑兵南下威胁京师，此时严嵩等人不顾国耻，主张议和。
明世宗朱厚熜召集文武百官商量对策，大家面面相觑欲明哲保身，没有人敢说话，朝堂上陷入长久的静默。这时，一个身影闪现出来，他朗声陈述道：「城下之盟，《春秋》耻之。且既许贡，则必入城要索不已，即内外夹攻，胡以御之？」大致是说，议和了几乎就摊上了无赖，年年交保护费不说，道义不存，简直是国家之耻，人民之殇。接着，赵贞吉提出了几条务实的措施。
明世宗见朝中不乏有风骨的臣子，心中为之振奋。可惜严嵩一党从中作梗，赵贞吉的主张并未实行，之后他一直遭严嵩打压，屡次被贬谪。即便无官可做，赵贞吉从不怨天尤人，回归故里，依旧坚持初心，传播学说，造福内江的文教事业。
除了赵雄、赵贞吉，同样来自资中的状元赵逵也为官清正、爱憎分明。有「小东坡」之称的赵逵官至中书舍人，拒绝了秦桧的重金收买，宋高宗都对其独立人格褒奖有加，曾对赵逵说：「秦桧推荐人才，从来不提到你，凭这一点我知道你不依附权贵，你不愧为天子的门生啊。」
这些古代内江官位极人臣，在官场的大染缸中阅尽了人性的种种阴暗面，却始终坚持初心和操守。从某种程度来说，他们扮演了封建官僚体系中清新雅致的一面，这一面与奸邪狂妄对立，这一面与腐朽懦弱抗衡。
山水性格
要论「内江官」的性格，可谓既有山的嶙峋不阿、高深博大、志存高远，又有水的融贯天地，寒可冰清，雪有洁白。他们在为官方面颇有建树，铮铮铁骨不屈于奸邪，如遇时运不济，便如沱江水般婉转自如，在治学为文方面将士人的社会价值、时代价值发挥到极致。
不必说赵贞吉在心学上的开创性建树，不必说「小东坡」赵逵对诗学的贡献，一大批内江官员没有在封建官场负面因素影响下变得猥琐腐败，而是选择诗性地、文学地活着。他们提供了一个高标准的文化样本，拓展了封建士人生活的丰富性和可能性。
出生于资州（今资中）的黄泽家族屡出大官，其先辈黄延节曾任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更有黄拂、黄播、黄揆等人中进士在多地为官。黄泽自小聪敏好学，却不好仕途，家人也并不要求他必须出仕，于是他致力于钻研程朱理学，先后被授江州（今江西九江）景星书院山长和洪州（今江西南昌）东湖书院山长，在当地培育贤良，教化一方水土，树立起蜀人为师的典范。
师者，不仅传道授业解惑，在古代往往还被尊为「人之模范」。内江古代出高官，拜山水所赐，很大程度还拜当地的文教、师风所赐。赵贞吉致仕后归乡兴文教，恐怕很大程度也是受老师苏秉彝影响。
资州人苏秉彝家境贫寒，但勤奋好学，明武宗正德十一年（1516 年）中举，历任学谕，升国子助教，所到之处，声名俱佳。后因母亲年老体衰，奏请回蜀，改任成都府学教授，为国家培育了不少优秀人才，尤以赵贞吉最为杰出。后来苏秉彝身染重病，坚持抱病教学，与学生谈至深夜，第二天便去世了。临终之前，他将衣冠穿戴得整整齐齐，以儒家之礼了其一生。
「内江官」达则兼济天下，退则能在书中找到彼岸世界。他们对书籍的热爱并不是表象的，除了对知识的渴求还有对道义的坚守。明英宗正统十年（1445 年）的进士向敬，历官大理寺丞。在职期间，秉公执法，平反了很多冤狱错案，受人尊敬。后来在武昌任太守时，也是公正廉明，颇有政绩。他去世之后，同僚们清点遗物，最多的是书，几无钱财。
即便没有做到高官重臣的阶位，「内江官」也从不以自己官位卑微而放弃操守。内江籍官员张万钟任高安县令时，当地旧有习俗，凡是新官上任，当地人都要向其赠献银器，作为供具。张万钟到那里上任时，坚决不收银器，还为穷苦百姓代为偿付拖欠的赋税钱粮，县民们盛赞其德。他去世以后，子孙们打开他的箱子，里面只有书籍，委实是「一尘不染，两袖清风」。
明代嘉靖年间中乙丑科进士梅友松，曾任兵部侍郎衔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致仕归家后，寄情山水，吟咏自乐。如今，梅友松的后裔子孙也大有先辈的儒雅之风，不仅为「书画之乡」大添异彩，在工、商、科、文、教等各行各业中也都有不俗的业绩。
相为表里
在资中文庙的乡贤祠里，供奉着以南宋状元赵逵、宰相赵雄为首的本地贤良，对面与之唿应的名宦祠，则供奉范祖禹等 28 位外地来资州做官而政绩卓着者。
范祖禹是华阳人，仁宗嘉祐八年（1063 年）中进士，他的第一次官场履新便是资州龙水县（今资中龙结镇）县令。新人的心情很激动，他从陆路到成都，再乘船到资州。他后来写《月夜船行入资州》一诗回忆说：「忆昨卧碧山，苍苍丛桂间。白云为屏石为枕，绿萝长挂明日间。」昨天还在山上以石为枕头睡觉，白云悠悠，绿萝长挂。接着他写乘小船沿沱江走了一天，用「欲乘明月向资州」表达急于入资州的心情。
范祖禹上任后勤政爱民，为人宽厚简朴，平时不言人过。他十分重视教育，大办学校，重金聘请教师，一时资州地区乡人皆以读书为乐。
清代人宋惠绥，从家乡江苏来到资州任州牧，他明敏果决，清正廉洁，振兴学校。他在资州建立了珠江书院，将州属不法之僧的田产拨了三处给书院，以作延请教师和学校的杂用开支，对贫寒子弟则免费入学。后来资州相继建起了栖云、凤鸣、火烽、菁莪等 11 所书院，邻近各县每年都有好几百人前来求学，使资州成为「文风甲川南」的文化之乡。
除州府治地资州外，到内江做官的外地官员受当地政治生态的影响，都勤政廉洁，为民担当。「内江官」与外地官相为表里，成就了一段段佳话。
在隆昌，石牌坊沉积着人文，也记录着百姓的感恩和外地官员的厚德。清代隆昌县令牛树梅的德政坊上刻有楹联：「鹤署承清德教民以孝，琴堂听讼明对己从廉。」牛树梅经常轻车简从，骑着一匹马到乡间明察暗访，时常在乡野街角听取民生民怨，解决问题，离任后百姓集资为其树牌坊。
北关的一处德政坊为肃庆德而立，匾额为「政在养民」，颂词为「清矣」「直哉」。正如「内江官」的清正勇勐，他亲自抗击匪帮，以身殉职。入殓时，余财仅一两三钱银子。
文脉是时光斩不断的根，至今，那些先辈的故事仍然在沱江之滨口耳相传，对当地官风民风起着润物细无声的教化作用。说不尽的「内江官」，故事还在继续。
作者 曾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