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 16 年的「约会」

20 16 年初春，花满锦城。我却顾不得在成都停留赏景。在宽窄巷子的街边店要了一碗酸辣粉和一个锅盔解馋后，匆匆赶往飞北京的航班。这是一周内，第二次往返于北京与成都。

奔波与安定，人生总要在适当的时间做出抉择。现在想起来，坚定我从北京回到成都的两股力量，一股是四川人那种可能令外省人费解的自我文化的认同感，第二股力量是那一句「不媚俗邀宠，不粉饰太平」。这句话让我眼前一亮，对味儿！经过笔试和多轮面试，我成为了廉政了望的一员。其实，我与她的故事，还要从 16 年前讲起。

生产文字，也生产思想

由于我妈当村干部的缘故，自打我记事起，家里的书架下面就摞着一捆一捆的村委会订的过期刊物。大概是在初中刚毕业之后，书架下面的杂志堆里，多了一本「新杂志」，叫《廉政了望》。

我已经忘记了在这本杂志上看过什么文章，只依稀记得，它有些「另类」。那时对「时政」的概念一无所知，觉得这本杂志在党政刊物中独树一帜——虽主流却不呆板，犀利而有人文情怀。

心理学上有「第一印象」的说法，指先听进去的话或先获得的印象，往往在头脑中占有主导地位。在恋爱中，第一印象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如果本来很优秀的男孩子，第一次约会不小心鼻毛外露，就有可能错失自己的真命天女。《廉政了望》就在那少年懵懂的时代，留给了我一个关于媒体与文字的最美好印象。

之后，我辗转江苏求学，继续迷恋着文字与其中的巨大力量。我并没有放弃私人的书写。王小波说：「我看到一个无趣的世界，但是有趣在混沌中存在。我要做的就是把这些讲出来。」而我，把幼稚的思想倾泻在纸上，重复着古老的「游戏学」，发泄着席勒所说的「剩余精力」。到大三，我的第一本个人文集脱胎付梓，那个金秋，收获了赞赏，同样陷入了孤寂的失语之阵。

毕业之后，我义无反顾地来到北京。因为那里曾有一大群人，我从小视他们为精神偶像，追随着他们的思想足迹踽踽而行。可惜那时的文化生态正在悄无声息地变化着，不少曾经叱咤风云的记者、学者已经封笔或退休，他们的锐气逐渐在公共生活中消失。有人告诉我，找到自己，隐藏自己，但不要辜负自己的热爱，生产文字的时候，一定要生产思想。

我记住了他的话，辗转北京七八年，一直在媒体行业摸爬滚打，自始至终也没有跳离「生产文字」这个行当。

这是一个最好时代，互联网蓬勃发展，人们像永不疲惫的矿工挖掘着信息的最大价值；这也是一个浮躁的时代，信息流穿脑而过，甚至都留不下些许痕迹，满足感官享受的轻阅读甚嚣尘上。

眼看着新媒体的起起伏伏、生生死死，人来人往，时而繁华时而落寞，我突然意识到，在北京的「大观园」中，我一直是一个外人。我并没有找到当初为之坚守理想的寄托，疲惫不堪的身心只想回归。

拼凑理想，也认识自己

2016 年，与 8 年前初出社会时相比，我已经不再觊觎一个盛装理想的地方。理想是一个宏大得可怕的题目，分解之，慢慢拼凑，或许才是一个成熟的人对于理想的态度吧。

反腐大势浩浩荡荡，在这里，我有幸见证在时代洪流中推动社会向前的人们，他们或许渺小，但并不孤单。

16 年前美好的「第一印象」，终于开花结果。我来到了廉政了望，这里包容了理想，也对自己的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

反腐大势浩浩荡荡，在这里，我有幸见证在时代洪流中推动社会向前的人们，他们或许渺小，但并不孤单。从纪检干部、律师，到文化学者，正是他们的存在，形成了冲刺理想的合力。

还记得刚到杂志社不久，负责一个关于招投标腐败的策划选题。众所周知，招投标行业的「潜规则」历来被公众诟病，行业管理乱象丛生，却很少有人从点滴做起，以「苍蝇战大象」的魄力去改变这样的现状，而 80 后的徐律师便是领域中的「先行者」。

曾经有投标单位派人来「意思」一下，让徐律师透露标底，每次都遭到他严词拒绝；也有人用语言或暴力威胁，他从未屈服。「公平与正义从来不会从天而降」，初心和理想荡漾在他血液中，使他最终坚持下来，「总要有人从法律的角度，慢慢去纠正行业的沉疴痼疾」。

有的人「找到自己，隐藏自己」，而有的人「找到自己，点燃自己」。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教授何增科，便是后者。在一次廉政论坛上，我有幸采访到了他。在高校体制内能做到知行合一，保持独立人格并作出客观的观察和表达，并不是一件易事。

美国的联邦法官波斯纳在《公共知识分子：衰落研究》一书中，将公共知识分子比喻成「社会的牛虻」。无论在什么社会，它都需要一些「牛虻」，来冲击麻木的思想，启发人们的思路，对僵硬的传统发起挑战。

「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反腐败，中国自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很有可能陷入极端腐败的泥沼中而不能自拔。」何增科并没有故作高调，语出惊人哗众取宠，而是充当着「牛虻」，理性地看到了我们社会的危机。他觉察到了反腐败运行机制之下尚有「人治」因素，由此形成了「选择性惩治」和「法纪软约束」。正是有如何增科这样的观察者与监督者，从微观到宏观分析着社会机制的利弊，并提出解决的策略，社会才会向着良性的轨道前行。

媒体应该站在什么角度解读社会？个人又如何摆正自己的位置？到廉政了望这 3 年来，我带着这些在北京没有参透的问题，到过山区的贫困村，与扶贫干部长谈；目睹了纪委监委的办案人员夜以继日地将腐败分子「绳之以法」；见证了曾经腐败猖獗的地方，一步一步建设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这一切，都是个中的人发挥光和热的结果。他们让我认识到，理想不是虚空的口号，而是踏踏实实做好眼前的每一件工作。

尼采说：野兔有 7 层皮，人身上可以剥下 7×70 层皮，但他仍然不认识自己。鲁迅笔下的「过客」面临着相同的难题。老人问他：「你是从哪里来的呢？」他回答说：「我不知道。」老人再问他：「你到哪里去？」他依然回答：「我不知道。」

10 年前，我大学毕业，一身热血。在苏北的干风中，搭上了开往北京的红皮火车，爆棚的理想掩盖了泡面和脚臭味，正如那名「过客」，「我是谁」的疑问挥之不去，我用了七八年来寻寻觅觅，最终没有找到答案。

如今，「我是谁」的问题已经不再困惑我——从每一次采访中，在每一篇完成的文章中，汲取那些人与事的能量，自我鞭策——我在廉政了望，见证并记录着这个时代的进步与美好。

作者 曾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