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对抗组织调查审查，有用吗？
「意图通过巨额行贿逃避查处。」
近日被提起公诉的宁波市委原常委、鄞州区委原书记褚银良，被指控多方对抗组织审查，除上述行为外，还授意他人伪造证据。
近两年，贪官面对组织，表现出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
一种，主动投案，且人数越来越多，其中有些人因此依法获得从轻处理，治腐效能得到充分彰显。一种，在面对组织审查时，费尽心机，千方百计搞对抗，给审查制造障碍，而最终照样认罪服法。在后者的通报中，往往会强调其曾「对抗组织审查」，既传递了组织审查的力度和决心，也是对后来者的警示。
对抗组织审查的常见手段
涉嫌腐败的领导干部，对抗组织审查，根据常见的行为，大致可以分为几类。
在证据证人上做手脚
在证人方面，与行贿人串供，订立「攻守同盟」，是多数被调查官员的常见操作。
曾任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的高卫东，被指处心积虑对抗组织审查。高卫东两次与商人姚某某串供，按照姚某某之前交代的内容，照本向组织交代问题，而隐瞒其他巨额受贿事实。他还多次与商人「球友」串供，试图隐瞒打高尔夫从未支付费用问题。
在证物方面，大多为转移、藏匿受贿财物，伪造或销毁证据，也有「狠人」，直接销毁受贿财物，此种多妄图制造「查无实据」。
湖南湘潭市委原书记曹炯芳感到要被调查，提前清点了家中财物，一些外币怕讲不清来源，就和妻子秘密烧掉。
2022 年 9 月，云南省体育局原党组书记、局长洪正华被查出对抗组织审查的行为，除串供、伪造证据、提供虚假情况外，还曾打探、窃取检举控告材料。
对调查人员「下手」
面对组织调查，有些问题官员态度不端正，甚至恐吓威胁或拉拢腐蚀调查人员。
2016 年 5 月，广东省委巡视组第九组组长王晓超透露，在潮州受到威胁，「说钱搞不定有女人，女人搞不定用刀。」
福建莆田市纪委第三纪检监察室副主任陈峻青，就曾被调查对象直接威胁：「别把事办绝了，你家的住址，我们都知道，多个朋友多条路，抬抬手算了。」
从公开报道上看，问题官员在接受调查时，嚣张态势和不体面的干扰行为，多见于十九大之前。近年来，随着反腐力度的加大，这类对抗组织的背后「小动作」更倾向于隐蔽，多见于行贿办案人员打探案情、「求放过」。
因截留口罩被免的曾任大理市委原书记的高志宏，双开通报中显示，除了职务犯罪问题外，还「为谋求减轻处分，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
一逃了之 VS 假投案
有些违法违纪的问题官员，既想留住赃款，又想要「安全」，他们中有些人选择远遁他乡。
2020 年 7 月 22 日，江西省宜春市纪委监委发布悬赏公告，追捕宜春市第二人民医院原院长邹裕桂。邹裕桂涉嫌贪污罪、受贿罪，出逃 9 年。
假投案官员，以主动向组织交代少量问题的代价，企图掩盖更多的违纪违法事实，或借机「刺探」情报，避重就轻，其实为假投案、真对抗。
2022 年 3 月 16 日，被判刑十二年的甘肃省平凉市委原常委、原常务副市长黄继宗，曾主动投案，但他交代问题时遮遮掩掩、避重就轻。事后查明，黄继宗涉案 1844 万余元，该次「投案」实为打探，来之前已经布置好，如果第二天没回去，就让家人转移赃物。
2019 年 11 月，江西省抚州市生态环境局原党委书记、局长邓长明，携带 60 万元赃款投案，而实际还藏匿了 280 万元受贿款。
对待函询不老实也算对抗？
近期多个落马官员，被指「在组织谈话或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这算不算对抗调查？根据情况分析，有些「对抗性特征十分典型」。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的 2022 年指导性案例中，收录了相关案例。
某省交通运输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徐某，在接到组织函询后，与行贿人串供，并伪造了借据、收条。回复函询时，他称函询事项中的 20 万元为借款，已经归还，同时主动表示愿意承认错误、接受处理。后被查明，这 20 万元实为贿赂款，他随后被「双开」，并移送检察机关。
贪官负隅挣扎的认知误区
目前，对抗审查的问题官员为数不少，其背后反映了这类人一些认知上的局限和谬误。其实不妨对自己灵魂三问：
现在是什么反腐形势？
对抗组织审查的那些问题官员，对于反腐败大势有一种视而不见的盲目。
从实际行动来看，2022 年 10 月 17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 464.8 万余件。其中，立案审查调查中管干部 553 人，处分厅局级干部 2.5 万多人、县处级干部 18.2 万多人。
从层级上，从「虎」到「狐」到「蝇」，层层不漏；从领域上看，不留空白，就连监督执纪的纪检监察机关，也实施了刀刃向内，净化纪检干部队伍的建设，2022 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对纪检监察干部立案 2200 余件，处分 2300 余人。
从时间范围来说，没有特例。退休的、离职的，都不能逃脱。目前为止，被调查的问题官员退休时间最长的 18 年有余。有的领域——司法系统多地就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全面倒查 30 年。
从空间范围来说，跑多远都没有法外之地。反腐败「天网」行动发布的「百名红通人员」，已归案 61 人，即使没有归案的，也已经有对外逃的河南省漯河原市委书记程三昌「缺席审判」的先例。
经过十年来的斗争，反腐败高压态势形成，打掉了大部分问题官员的侥幸心理。过去五年，主动投案自首的问题党员干部共计 8.1 万余人。在这样的大势面前，问题官员最后的挣扎终会败露。
你面对的是谁？
恐吓威胁或拉拢腐蚀调查人员，这样的问题官员，没有认清自己面对的是谁。误认为对自己进行调查的是个体的人，而没有认清，是党纪国法在矫偏匡正。也许一时会有办案人员意志不坚定，为问题官员通风报信、出谋划策，但从过往案例来看，其下场终将是成为腐败官员倒下时的垫背。
对抗组织调查的官员，对法纪学习不足，对调查力度低估，只剩下盲目自信。自以为攻守同盟足够坚固，证据隐匿得足够高明。对组织的审查调查权限和手段，分不清是不知，还是不畏。
曹炯芳和妻子秘密烧掉外币，贵州省原副省长王晓光将 4000 瓶茅台倒进下水道，这些消失的证据、所谓的秘密，经组织调查，如今不还是全网皆知了？
而串供的结果，在实际审查中，更是不堪一击。毕竟，串供双方以利为盟，必然因利反目。表面是利益联盟的双方，被调查时，就成为了博弈双方，谁先交代谁就掌握主动。
这种「投机」代价不大？
对抗组织调查，无非是带着投机心理「最后一搏」，以为「做了不一定有用，但不做肯定没用」，或误以为风险小于收益。
这些人往常习惯了以个人权力和利益为中心，蔑视法纪底线，最终不仅竹篮打水一场空，还将付出更大的代价。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五十六条明确规定，对抗组织审查，视情节程度，给予警告至开除党籍处分。更有甚者，可能会进一步触犯刑法，褚银良被起诉罪名中，就追加有「行贿罪」。
对抗行为不仅对于判刑有影响，还影响日后减刑、假释等政策享受。
安徽省滁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张松坚服刑期间，虽然受到表扬 3 次、记功 3 次，但他的减刑申请还是被法院驳回。因为张松坚在庭审时，在证据确实充分的情况下，仍否认原判认定的绝大部分犯罪事实，不「认罪悔罪」。
不少问题官员在组织函询谈话时，就开启了对抗模式，对「组织的挽救」视而不见，以至最终滑向深渊。
2022 年 4 月，获刑 15 年的文化和旅游部党组原副书记、副部长李金早，早在 2011 年，因违规占有政策性住房被中央纪委函询。当时他耍手段，名退实不退。如今，李金早被认定的非法收受财物，90% 发生在那次组织函询之后。
李金早忏悔道：「本来组织上给了我一个机会，但是我当时没有把握好……最后质变了，已经是『癌症晚期』了。这是忠告，也是我血的教训。」
作者 王巧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