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寿宴

我国古代有祝寿的礼俗，晚清的风气和国运在当时君臣所办寿宴上即可窥其端倪。

曾国藩被誉为晚清「中兴名臣」之首，身为封疆大吏后，持身更加严谨，每临生日他常常躲起来，为的是不让亲朋和部属给他张罗祝寿。即便「躲」不掉，也是接受拜寿后，请大家吃个寿面，然后正常办公、读书。

同治十年（1871 年）十月十一日，曾国藩 60 岁生日，却出人意料地「高调」了一把。作为一等侯爵、武英殿大学士、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其时正在上海巡阅水陆各营防务。在前一日公务应酬很晚后，曾国藩专门抽出时间与幕僚李勉林商量款客事宜，还开了个详细清单，直忙到生日那天凌晨三点才睡。

这天上午，到江南制造局曾国藩临时住所来贺寿之人不少，「各客纷来，皆相见一揖」，地方官员和军营武将「或一请安，均不行礼」，朋友、幕僚和部属祝寿，都是表示一下祝贺之意，并非隆重之「拜寿」。而后，曾国藩请大家在住所吃寿面，一共办了 22 桌，可见祝寿之人不少。吃完寿面，曾国藩宣布散场，他料理公事后，又坐船巡阅吴淞江，公务接见六次。晚上写信一封，翻阅《中外古今年表》，「二更五点睡」，夜里 10 点多钟睡觉。这就是曾国藩 60 整寿的一天，也是他过的最后一个生日。事后，曾国藩日记中写道：「上海生日用席费五十四元（银元），应还冯卓如。」

同治十一年（1872 年）正月初五，是李鸿章的 50 岁生日，这时的李鸿章为一等伯爵、直隶总督，声势如日中天。为办好李总督的寿宴，成立了由直隶布政使领衔、10 多位官员参加的协调班子。提前两天，天津的江安会馆就布置一新，据目击者称，当时会馆「铺张陈设，为一时之盛」，司厨仆役难计其数。

生日前一天，直隶总督署内「烛爆如山，黻绣成队」，奢华喜气，下属和部将们轮流向李总督祝寿。江安会馆开席招待祝寿的「司道诸将及候补各员」，吃大餐听大戏，「棠下戏台前设十六席，堂上二十一席，左右厢各四席」，主人和客人达 260 人，加上随从人等，「厥数倍之」，少算一些也多达 520 多人。每张餐桌有服务人员 2 名，合计一下，餐桌服务员应为 90 名左右，同时「庖人托盘器幢幢往来者亦数十人，梨园子弟百人」，此外，会馆外还有警卫兵勇。据记载，这一天江安会馆内外人数不少于 1000 人，喝酒、听戏之后，又舞灯，现场「人气如烟云，声如闷雷，目为之炫，耳为之震」。目睹此景，参加宴席的官员赵烈文感叹：「繁盛至此极矣！」

正月初五是李鸿章寿宴正日，江安会馆以同样规格招待贺寿之人。正月初八中午，江安会馆又专门开席，名为「自司道以下至直隶州公宴」，再为李鸿章上寿，有 100 多人参加，「剧饮至傍晚始散」。至此，李鸿章的 50 岁贺寿宴席方才结束，前后延续了五天。

赵烈文做过曾国藩的幕僚，他将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寿宴作比较：「闻湘乡（曾国藩）前岁都中诞庆，仅同乡一会而已。人之境遇有丰有确，虽并处台司不能尽一也。」同样是功勋卓着、声威赫赫的封疆大吏，行事风格却大相径庭。

光绪二十年（1894 年）十月初十是慈禧太后 60 岁大寿，她想把寿宴摆在颐和园。在慈禧授意下，自光绪十五年（1889 年）开始，李鸿章就将手中掌握的北洋水师军费献给慈禧太后修颐和园，「将以为慈禧六旬万寿大壮观瞻」，修了 5 年时间。为祝贺慈禧大寿，宠臣荣禄提出将俸银的四分之一捐出来作为寿礼，朝中官员纷纷仿效，「统计数殆亿兆（两白银）」，这个数字可能有些夸张，但「寿礼」肯定是巨款无疑。

据晚清大臣王文韶的日记记载，当时，清廷曾明令各省贺寿银额度为 3 万两，多送不限。为体现忠心，各路封疆大吏各显神通。皇室之事乃国家机密，慈禧太后到底收了多少寿礼，估计谁也说不清。有史料说，各省督抚共报效了 260 万两银子，由海军衙门奏称为「海军经费」，实际用作修葺颐和园。

清朝为慈禧太后筹备「六十圣寿」这一年，北洋水师惨败于甲午海战，原定在颐和园举办的大型寿宴只好取消，「颐和园之乐事，终不克圆满也」。甲午战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北洋水师没有钱添置军备、维持战斗力——那钱，只有李鸿章知道去哪儿了。

曾国藩将理学儒术与做人做官做事结合，自成一体，在晚清颇有一番中兴气象，而慈禧、李鸿章奢华无度的寿宴，却耗尽了北洋海军和清朝的气运，在历史上留下污点。

作者 李晓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