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与千寻》：给成年人看的政治梦游境

诞生 18 年之后，宫崎骏的《千与千寻》近日在国内上映了。10 岁的千寻随父母从都市搬家到乡下，在一个陌生的地方，车子开进了一个怪异的小镇。父母看到街边美味可口的食物，开始狼吞虎咽起来。当千寻发现父母因为贪吃变成猪之后，不禁大惊失色……一个魔法世界逐渐在千寻眼前打开。

这样一个「爱丽丝梦游仙境」式的动画，上映后拿下了第 52 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第 21 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第 25 届日本电影学院奖、第 75 届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等殊荣。

作为 80 后 90 后动画记忆中不可磨灭的一环，我们当初看到的是一个关于长大、独立、交到新朋友的冒险故事，还有那懵懵懂懂的关于人性贪婪的隐喻。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长大了，电影似乎同样随着时光的流失变得醇厚。

用童心的形式表达政治的内涵，一直都是宫崎骏的拿手好戏。在《千与千寻》中，当千寻一家误入浴场「油屋」后，一直被强调「要工作」，如果要工作的话，要去跟汤婆婆签一份「契约」。

这是「社会契约」的体现形式，正如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所阐述的一样，契约是平等、自由的人共同签订的，从而形成了一个包容我们生活的社会。按照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人是在跟社会签订契约，千寻跟汤婆婆签订了契约，从这个角度来说，汤婆婆是社会的代言，或者说是一种社会约定、社会文化。

然而，理论落脚到实践，往往会发生异化。汤婆婆给千寻取了「小千」的名字，企图让她一夜之间忘记自己的真实身份。汤馆里大部分人都忘记了自己的往事和名字，只有属于汤婆婆编的代号——这是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底层与上层关系的一种映射。

如果撇开理想主义者卢梭的理论，循迹福柯与边沁，就会发现资本主义社会运作的现实真相，《千与千寻》用四两拨千斤之力将这种社会内涵表现得淋漓尽致。

无脸男没有脸，暗示着社会中有许多无助的人失去「脸」，或者不要「脸」，而他在「油屋」这样纸醉金迷的环境中，尝到了金钱的威力后，更是贪心大法，吞噬天地。乐观的宫崎骏给了一个破解答案，也就是《白毛女》中的台词：「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喜儿所说的把人变成鬼的社会管理模式就跟《千与千寻》中的「油屋」一样，是德国功利主义者杰里米·边沁设计的「圆形敞视监狱」。在这个监狱里，典狱长和警卫位于监狱最中央的监视塔中，环型的楼房里全部是犯人住的小房间，犯人没有姓名只有编号。这样一来，监控者就可以用最少的人力进行全面监视，这种设计又促使犯人相信自己每时每刻都处于被监视之中，他们被完全体制化，不敢有越轨动作。

福柯把边沁的理论运用到社会研究上，他认为，权力不光存在于监狱等暴力机构，人一出生就被无孔不入的权力所控制，自从他有独立思维开始，权力对他的异化已经悄然进行。《千与千寻》的剧情设置，与他的《疯癫与文明》一书，可谓异曲同工。

精神病学家图克讲述了他如何在休养院接收一位躁狂症患者：「此人很年轻，力大无比。他发作起来使周围的人甚至包括看守都惊恐不已。他被送到休养院时被铁链捆绑着，带着手铐，衣服也被绳子缠紧。他一入院，所有的镣铐都被去掉。他被允许与看护一起进餐。他的亢奋状态立刻就平息了。」

原来，休养院让病人享有最大的自由和尽可能舒适的安排，只要他不违反院规或一般的道德准则，就不会受到任何强制处罚。四个月后，这个病人完全康复，离开了休养院。

在影片后半段中，又出现了一个汤婆婆的孪生姐妹——钱婆婆。与汤婆婆的奢华「油屋」不同的是，钱婆婆的家一派田园风光。无脸男被千寻的善良感染，在田园牧歌式的农耕文明中，与贪婪的消费性工业文明划清了界限。宫崎骏的童话故事就这样在理想的高度与现实的批判中，成为了不褪色的经典。

作者 曾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