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芝加哥」的红色记忆

最近电影《悬崖之上》热映，讲述了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在哈尔滨进行敌后工作的「谍战」故事。其实在共产党成立初期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隐忍的工作方式对于全国各地的党员来说几乎是常态，同时也伴随着牺牲。

前段时间，记者到武汉探访中共五大会址等红色地标。正是在中共五大召开的 1927 年，汪精卫国民政府在汉口开始办公，外交、财政、交通、司法 4 部开始行使职权。武昌、汉口和汉阳三镇合组为京兆区，定名「武汉」，作为首都。

武汉有「九省通衢」之称，20 世纪初因城市繁华还被称作「东方芝加哥」。行走在长江两岸就不难知道，这里因码头而兴，时至今日不少本地方言的背后仍与「码头」「船」「水」等有着密切的关联，豪爽的方言不绝于耳。

武汉国民政府旧址位于汉口中山大道 708 号的南洋大楼，中共五大主会场黄陂会馆和这座建筑仅相隔 1.5 公里。现在我们已很难想象，汪精卫等人大摇大摆地出席中共五大后，转身返回三条街开外的「大本营」密谋「分共」时，到底是怎样一番光景和情势。当时五大代表们所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

随着采访深入，中共五大代表，尤其是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各成员的形象在记者心中逐渐丰满起来。这些革命志士大多是青壮年，有的带着亲兄弟一起干革命，有的拖家带口四处辗转。

作为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领导成员中唯一的武汉人，蔡以忱从小受其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大哥蔡极忱的影响。中共五大的顺利召开，离不开蔡以忱的积极活动。

和很多共产党人一样，蔡以忱和妻子丰俊英是一对革命伉俪。五大召开后一年，丰俊英在石门就义，年仅 24 岁。同年，蔡以忱因被叛徒出卖，在湖南澧县壮烈牺牲，年仅 32 岁。

后来，毛泽东在延安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谈到中国建党初期革命活动时，曾提到湖北的 3 名共产党员，董必武、施洋以及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许白昊。许家本有四女三男，许白昊在儿子中排行老大，带着两个弟弟一同革命，最终三人都牺牲在大革命时期。其中，许白昊牺牲时只有 29 岁。

根据许白昊的侄孙许振斌回忆，许白昊的父亲晚年时常不顾高龄，拄着棍子，一颠一簸地走七、八里小路到县城邮局，询问有无寄来的信件、电函，查看橱窗粘贴的报纸，盼望着从中能得到哪怕一丁点儿子的消息。直到他去世前一刻，还在念叨着三个儿子。

事实上，在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成立一年多的时间里，10 名领导人员就有 8 人牺牲、1 人失踪，但这不能阻挡中国共产党在战火中勇于刮骨疗毒、实现自我革命的步伐，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坚决捍卫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据统计，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时，全党有名姓事迹可查的党员烈士，总数就达到 170 多万。他们没有见证最后的胜利，却铸就了历史的丰碑。

作者 曾那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