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家幸」并非真的「幸」

金末文学家元好问出身官宦之家，从小饱读诗书，富有文才。但时运不济，命运多舛，成了亡国之徒。他姓元，却不愿做元朝的官，后半生穷困潦倒。他的文学成就以诗为最高，其「丧乱诗」尤为有名，体现了山河破碎的切肤之痛，颠沛流离的思乡之情。

清代史家赵翼总结元好问的一生，写出了流传后世的诗句——「国家不幸诗家幸」，意为时局动荡、社会离乱的国家之大不幸，有时反而会造成文学的繁荣，催生优秀的作家和作品。杜甫说「文章憎命达」，韩愈说「愁苦之词易巧」，欧阳修说「诗穷而后工」，他们是深得其味的。

杜甫生长于唐代开元盛世时期，早年意气风发，许多诗作充满青春豪情。安史之乱之后，杜甫经历了幼子饿死之痛，自己居无定所，生活毫无保障，最后在一条飘荡的小船上离世。这个时期，杜甫的诗风有了极大的改变，更加贴近现实和社会底层，有了深切的忧国忧民情怀。他很多名作的题材都跟安史之乱有关，其中「三吏三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成为千古绝唱。正是人生之大不幸酿成的悲愤之作，才成就了一代「诗圣」杜甫。

时局动荡、社会离乱的国家之大不幸，有时反而会造成文学的繁荣，催生优秀的作家和作品。杜甫说「文章憎命达」，韩愈说「愁苦之词易巧」，欧阳修说「诗穷而后工」，他们是深得其味的。

柳宗元幼年遭遇藩镇割据战乱，成年后在政治上受排挤，多次遭贬，被抛入社会底层，生活坎坷困顿，但荆棘和陷阱造就的，却是中唐一流的思想家、文学家，在中国的诗歌史与散文史，他都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南唐后主李煜若非身逢家国之变，岂有「词帝」之殊荣？作为亡国之君，后半生长期的幽禁生涯，让长于深宫的他识得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才得以创作出真正打动人心的杰作。尽管他以前也写词，但不过写些男欢女爱、风花雪月，格调不高，难登大雅之堂。国破家亡之后的作品，以思念故国为主，抒发亡国之痛，感情真挚，意境深远，艺术成就很高，被后人广为传诵。

苏东坡虽没有经历国破家亡、离乱战火，但专制体制下官场险恶对一颗敏感心灵的伤害，丝毫不亚于前者。在三次遭贬之后，他写了诗作《自题金山画像》，前一句「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可见其心受伤害之深。十几年的贬谪生活是苏轼生命中的主题，一生漂泊，暮年入蛮荒之地，他经受了无数的磨难。后一句「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既是自嘲也是自我肯定，贬谪在这三州期间是他政治上最为失败，生活上遭受苦难最多的时期，却也是他人生精神升华到极致，对人生意义哲思体会最为深刻的时期，更是他将苦难和思考凝结成一篇篇文学佳作的创作高峰期。

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古代文学史可以说是一部「受难史」，但个体与国家、时代始终是紧密相连的，家国之大不幸，诗人个体岂能幸免？「诗家幸」实际上只是「不幸之幸」。少数文人可以将苦难转化为佳作，而更多文人、更多人的命运却被湮没在国破家亡、时局动荡之中——例如五胡乱华的混乱也并未催生多少后世熟知的作品。因此，从宏观的层面看，国家不幸，文化依然是不幸的。

作者 苏露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