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大数据寻找腐败

职务较低的干部利用手中职权与市场主体交换的胜算不如中级干部高，因此把目标放到资金挪用，而不是权钱交易。 最近 10 年数据表明，腐败案件金额不再是 10 万元的量级，但动辄过千万的说法也不太可靠，原因在于一些金额过亿的案件拉高了平均值。

「腐败与反腐败同时在发展，反腐败力度在加大，但腐败严重程度在过去 10 年逐步上升，尤其是方式在发生变化。」2013 年 12 月，香港城市大学教授公婷告诉廉政了望记者，这是她和她的研究生研究完 2802 个腐败案例后的第一印象。

2802 个案例源于一家中央级媒体 2000 年至 2009 年刊登的所有腐败案件，无论案件大小，具有连续性。

「我们不是要对廉政状况做出结论——这在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是十分困难的，但基于较大数量跨年度的案例分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腐败发展的某些新特点和值得注意的问题。」公婷一再强调。

不是 10 万量级，也不是动辄千万

大数据分析，能大致判断当下腐败处于什么样的水平。

公婷认为把腐败人数的增加看作腐败规模的扩大本身无可厚非，但不全面，因为它只反映了问题的一个侧，「涉案金额大小更能体现了腐败的程度」。

在改革开放初期，涉案金额很少超过 10 万，但 2802 个案例涉案金额的平均值则达到 3009 万。

记者注意到，最高检察院称 2013 年前 8 个月，查办贪污贿赂案件 1.3163 万件，涉案总金额 311000 万元，平均值为 236268 万元，比公婷研究的数据又扩大了近 100 倍。

如果平均值有时过于简单化，那么中位数则相对客观。2802 个案件的「中位数显示腐败金额处于波动状态，不过整体趋势是向上的——从 2000 年的 56 万元发展为 2009 年的 138 万元。」公婷称，在 2000 年-2004 年的前 5 年中，只有 2001 年中位数超过 100 万元，而在后 5 年也即 2005 年-2009 年中，仅 2007 年低于 100 万元，多数年份高于或等于 100 万元。

中位数和平均值的差距，反映出每年均有金额过亿、性质相当恶劣的案件进入司法程序，拉高了平均值。

比如，2009 年上海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原局长祝均一案件。根据法院的判决，祝均一受贿 166.02 万元，挪用 13 亿元，造成 300 亿元国家财产直接损失，将当年腐败案件平均值从几千万拉高至上亿。而 2013 年，不仅中高级官员，就是村官也不时爆出上亿元的腐败案件。

公婷告诉记者，当下腐败案件金额不再是 10 万元的量级，但动辄过千万的说法也不太可靠，涉案金额中位数维持在 50 多万至 130 多万元之间，「这说明机会在腐败发生中起到比较重要作用，腐败官员是有机会就贪，钱多钱少似乎是次要的。」

腐败在向新的领域转移

提及腐败，公众首先想到的也许是人事腐败。

「人事是过去腐败比较严重的领域，但从现在来看，似乎有所减缓。相反新兴的一些经济领域腐败反而比较集中。」公婷称。

2802 个案例中，政府采购工程承包类案件居首位，共计 731 件，占总案件的 1/4。但一个奇怪的情况是，许多政府采购工程承包案件作案手法还相当粗糙。

公婷在研究中就搜集到这么一个例子：2008 年安徽省淮北市前水务局局长王玉平腐败案。他在接受一家建筑公司大量贿款之后，无视政府工程招标的有关规定，将本该进行招投标造价为 320 万元的公楼改造工程直接交由出贿款的公司承建。

「这反映出政府服务外包中规范缺乏执法不严监督不力等问题。」公婷称。

上升最快的腐败类型是土地腐败案，从 2000 年的 18 件上升到 2009 年的 73 件，相对值 10 年间上升了 3.5 倍。

「『招拍挂』表面上可以满足多方利益，达到政府和民间双赢的效果，但大量个案表明，许多土地腐败案正是发生在挂牌出让过程中。」公婷告诉记者，以 2007 年重庆房地产窝案为例，案中官员就多次利用挂牌出让的漏洞为开发商牟取利益。

比如主管官员对土地的挂牌出让设置一个特别条件排除其他竞争者的参与，即要求获得土地的开发商在 5 天内与被拆迁人达成协议，否则交易宣告无效。一般来说，开发商不大可能在 5 天之内就与拆迁户达成协议。不过，与主管官员有私人关系的开发商提前得到了信息，同时做了各项准备工作，因此最终合法竞得土地。

「类似这样的个案还有很多。」公婷称，「这其中的问题不在于有没有规范性的文件，而在于政策的执行力度不足。」

厅级有厅级路，科级有科级道

研究中，一个现象引起了公婷的注意——索贿案中厅局级干部占 31.25%，处级干部占 25%。「我们一般认为下层干部索贿较多，但可能恰恰相反，处厅级干部是索贿的主要力量」。

中低层级干部之中，高发案件的类型是贪污案。2802 个案例中，贪污案 70% 涉及处级或以下干部。「这说明中下层干部作为公共资源配置的直接经办人，作案的机会比较高。」公婷分析称，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职务较低的干部利用手中职权与市场主体交换的胜算不如中级干部高，因此把目标放到资金挪用，而不是权钱交易。

国家预防腐败局在总结近年查处的「村官」腐败案也曾指出，「村官」腐败贪污、挪用公款居多，几乎遍布支村两委职权所涉及的各个方面，而且数额较大，从过去的几百上千元逐步发展到现在的几万甚至几十万元。

「我感觉中国腐败问题中下层问题相对多，这就比较具有挑战性了。如果光是上层腐败，可以通过一些制度来解决，但如果中下层比较腐败，就不只是制度能解决的，需要社会参与、社会反腐。」公婷担忧地告诉记者。

就此，她建议，「中国过往的反腐实践中，下属对上级行政行为的监督作用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对举报人的保护也不够到位。今后政府可以考虑进一步加强自下而上监督的作用。」

作者 徐浩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