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春天》：穿梭在学校与走私间的青春

印象里是一个太阳很好的下午，那时我还在香港念书，坐港铁的东铁线去深圳办事——东铁线的终点就是着名的罗湖口岸。周五下午地铁里的人不算多，但在距离罗湖站仅有一站的上水站时，突然每一节车厢都涌进来三三两两的小孩子，他们穿着相同的学校制服，从初中生到小学生都有。车至罗湖站，这群小孩又从各个车厢涌出来开始撒丫子跑起来，把所有人都落在后面。

罗湖关口的出入境通道里，一直有一条专门的「跨境学童」通道，这是我第一次留意到这些「跨境学童」。上个月深港一跨境上学少女携带 142 支血液样本，从深圳罗湖过境的新闻引起广泛关注，该少女年仅 12 岁，被罗湖海关拦下后称受人委托，带物品出关后可以拿到「带工费」。这一新闻与正在热映的《过春天》里水货组织利用深港跨境学童非法走私牟利的情节高度相似，使跨境学童这一特殊群体与《过春天》这部电影都引起了公众关注。

替父母奔跑

不同于其他直接移民家庭的小孩，香港地区的跨境学童多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双非学童。即父母都并非香港人，来自内地的母亲怀孕后选择到香港产子，而根据香港法律，这样的儿童拥有在香港居留及接受教育的权利。

从在母亲的肚子里开始，孩子只能算作父母在「人生分支」上的希望，代表着他们对新生活的某种尝试，甚至可能仅仅是父母「跟潮流」到港生子的产物，缺乏对孩子人生的整体规划与深思熟虑。

因为某个时刻香港的经济发展好，就历经千辛万苦让孩子拥有香港身份，无疑是包含着父母的期待，但这样的行为也是「一些」父母为改变家庭现状及孩子未来进行的一场豪赌。同样，举家都有能力的移民家庭其出发点往往是拥有更好的生活，其子女都拥有较为优越的经济条件，而双非学童则极有可能在巨大经济发展差异之下直面自己与整个家庭的捉襟见肘。

在《过春天》里，女主佩佩的父亲当着孩子的面丝毫不掩盖家庭经济条件的拮据，同时与动辄就可以负担两个人去日本旅行费用的香港闺蜜相比，佩佩不得不在班上售卖深圳批发的手机壳、去餐厅当服务员来赚取少少的零花钱，以及她最后靠向了走私团伙，刚开始也是因为缺钱。

但又由于比起大多数内地学童，跨境学童看似能够在香港接受更好的教育，他们身上往往承担着更重的「成才期待」。香港本土升学压力不小，学业并不算轻松，很多香港家长都陷入在孩子升学的焦虑中。而跨境学童每天光是花在路上的通勤时间就高达两三个小时，压缩着他们学习、休息、玩乐的时间，这也就理解了在罗湖出站之后所有学童都在狂奔——他们没有时间浪费在路上。

跑得过那条隔阂吗？

《过春天》里最根本的矛盾冲突，来自于佩佩在自己的人生里拥有简单的「去看雪」的梦想，但父母给予她身份却让一切都成了痴心妄想的隐喻——热带地区的香港，又哪里来的雪呢？作为一部青春片，从校园到犯罪，佩佩改变的速度超过了所有的普通少女，这是她代表的那个群体童年消失的表征，不仅他们的身体在跑，年龄也在不由自主地狂奔。

去香港念书之前，深圳的朋友总说，明明只是一道关口，出了关却总感觉一切都不同，「你一眼就能分辨出深圳人和香港人，他一开口你就知道他是香港人还是深圳人」。

《过春天》将这种文化隔阂隐秘地表达出来了。有观众认为，影片最成功的是粤语的运用。只有深处其中，真正用这种语言交流、生活的人才能感受到语言上细微差别带来的文化差异与身份的「不认同」。

事实上，语言仅仅是佩佩面临的最初级障碍，她的身份甚至比双非儿童还要尴尬。普通的双非儿童往往只是夹在地域的差异之间；而佩佩的父亲是香港人，母亲是深圳人，她还要夹在复杂家庭的父母对立中。对于双非儿童，从身份上他们可以直接自我认同为内地人，只是在香港求学，这样的身份认同虽然不利于融入香港，但也在文化冲突之中保护了自身。

在内地，有的人到深圳、香港匆匆一瞥，或是沉浸在豪华的酒吧餐厅与购物商场中，对佩佩这个群体，大多数人并没有丝毫的交集，但导演却有心向我们展示这个与我们共享宏大叙事却不在主流关怀之下的儿童群体。真正关心到个体的电影无论在哪个题材里皆属罕见，也往往是包含人性化关怀的佳作，给了普罗大众另一个观照这个世界、观照我们自身历史的角度。

记得离港之际，有留在香港工作的内地同学告知我香港移民愈发困难，劝我不要放弃香港身份时，那一瞬间我竟想起罗湖口岸那群奔跑的儿童，他们似乎怎么都跑不过那条隐形的隔阂。

导演白雪说，「过春天」是手机走私客的黑话，大概是好运、走运的意思。此刻，我在温润的成都，看到樱花树下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少男少女在春天里奔跑嬉戏，似有所悟，不是所有生命中的安宁，都如此心安理得。

作者 王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