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人原乡的文明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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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阳城市风光。

1951 年 3 月,在成渝铁路资阳段施工现场,一个古人类的头骨化石在泥泞之中出土。

经过长达 6 年的研究,学者们认定这颗人类头骨化石距今有 3.5 万年历史,将其命名为「资阳人」,举世关注,资阳亦被誉为「蜀人原乡」。

3.5 万年前,「资阳人」的足迹留在了资阳大地之上;3.5 万年后的今天,这片土地依然有着文明的回响。

资阳,意为「资水之阳」,属于《禹贡》古九州的梁州之域,建置始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 135 年),隋朝大业三年(607 年)有资阳郡。由此,「资阳」之名在史册上闪耀着自己的光芒。在苍茫浩渺的历史烟云中,资阳之名、之地沿革虽然复杂纷繁,但不变的是贯通古今的厚重文化。

三贤往事

「三贤」是资阳人文的醒目符号,如今资阳的三贤文化公园正是为纪念孔子之师苌弘、汉代辞赋家王褒、汉代经学家董钧而建。夜幕降临时,公园高处的三贤阁在灯芒下显得神秘而庄重,仿佛在诉说着先贤们的故事。

苌弘是春秋时期周王室的官员,古蜀地资州人。《淮南子》说他「天地之气,日月之行,风雨之变,律历之数,无所不通」,虽有溢美之意,但他博闻强识应是无疑。相传,公元前 6 世纪末,孔子到成周,曾问乐于苌弘,与其探讨相关思想。从此,苌弘便被视为孔子之师。

春秋时期,周王室式微。作为周王室的股肱重臣,苌弘努力维持周王朝的稳定,数次在危机中力挽狂澜。《左传》记载,周景王去世时来不及册立新王,子勐被拥立为王却被子朝所弑。子朝自立为王后,子匄被拥立为敬王。子朝在王城,称西王;敬王逃往外地,为东王。双方多次攻防,战乱不已。苌弘认为,子朝不得人心难成大事,便坚定地站在敬王一边,全力辅佐以维护王朝的稳定,减少战争给百姓带来的痛苦。公元前 516 年底,敬王终于在晋国的支持下,在成周复位,此时苌弘已是耳顺之年。

关于苌弘的结局,不同史籍说法不一。在《左传》《国语》中,苌弘因在晋国内乱时支持范氏,周王室迫于赵鞅压力而杀之;在《史记》《汉书》中,苌弘是因「明鬼神事」,惩罚不来朝的诸侯,而被晋人所杀;在《韩非子》《说苑》中,苌弘则是因叔向的反间计被周王室所杀。总之,苌弘是因为忠于周,触犯了诸侯的利益,「知周之所存,而不知身所以亡」,怀着对周王室的忠诚含冤而死,其拳拳报国之心、烈烈孤忠之勇,令后人感慨。在庄子笔下,苌弘之死被赋予了浪漫主义色彩,「苌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为碧」,于是「苌弘化碧」成了人们仰慕刚直先贤、寄托报国之志的典故。

「苌弘化碧非奇事,尽取孤忠向九天。」苌弘的精神深刻影响着后人。到了汉代,蜀地人杰辈出,资阳这片土地上也出现了以王褒、董钧为代表的先贤。

与苌弘相似,王褒自幼苦读,精通六艺,但在文学上尤其有天赋。他说自己「生于穷巷之中,长于蓬茨之下」,以耕读为本,农闲则专心治学。相传王褒家门外有大小两个水池,是他常年洗笔涤砚的地方。日积月累之下,池水被尽数染黑,人称墨池。

神爵三年(公元前 59 年),王褒在成都游历,停宿在一个名为杨惠的寡妇家中。杨惠的丈夫生前买了一名叫做便了的奴仆,王褒请便了替自己买酒,便了却冲到杨惠丈夫坟前控诉:「大夫买便了时,不约为他家男子酤酒也!」王褒听后生气,要从杨惠那把便了买下。便了却说:「要使便了,得一一写明,不写上,我便了就不能做!」

王褒勃然大怒下写了一份名为《僮约》的契约,洋洋洒洒数百字,从早到晚、从春天到冬天、从年轻到老迈,任何时间都有便了需要做的事。如「牵犬贩鹅,武阳买茶」「四月当披,五月当获。十月收豆,抡麦窖芋」「犬吠当起,惊告邻里」等等。

尽管囿于时代的局限性,《僮约》反映出古代社会落后的一面,但「其文谐放」,通俗易懂,口语化倾向浓厚,字里行间充满揶揄幽默。胡适对此评价道:「使我们知道当日民间说的话是什么样子。」学者姜书阁则说:「用骈体写有韵的世俗契约,多入俗事俗语,这一尝试,就是很大胆的创举。」甚至称得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后来,王褒在益州刺史的举荐下入朝,得汉宣帝召见,作《圣主得贤臣颂》。他直指,治理国家须重视人才,「夫贤者,国家之器用也。所任贤,则趋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则用力少,就效重」,应当「开宽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受到汉宣帝赏识。不久王褒升任谏大夫,多次建议改革朝政弊端。

汉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 51 年),王褒奉令往益州,途中写完《移金马碧鸡文》,随后病逝,年仅 40 岁。数十年后,另一位来自资阳的经学家也入朝为官,他就是董钧。

关于董钧的记载,史籍中只有寥寥数语。《后汉书》为其立传,说他习「庆氏礼」,汉平帝元始年间举明经入仕,后王莽篡汉时托病辞官。东汉建武年间又举孝廉入朝,「博通古今,数言政事」,多被采纳,当世称为通儒。董钧难得之处还在于身居高位,依然教授门生多达百余人,对于传播儒家思想,尤其是传播和发展庆氏礼学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儒学发展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

三贤事迹已远,三贤遗风长存。「访苌弘之里,人笃忠诚;读王董之书,户斟淹雅。」在清同治年间的《资阳县志》中,作者如此写道,可见苌弘之忠、王褒董钧之才在随后漫长的时光中,化作了精神的养分,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他们或是生长于此,或是寓居于此,共同构成了资阳的精神特质与文明底色。

诗意风骨

在安岳县城南郊安泉山的半山腰,翠竹掩映中有一座孤寂的墓冢。墓主人是唐代的苦吟诗人贾岛。

安岳,是贾岛荆棘人生的最后一站。

唐文宗开成五年(840 年),贾岛迁任普州(今安岳)司仓参军。普州地处涪、沱两江之间,地势险要,唐初程咬金曾为普州刺史。贾岛来到普州之前任长江(今遂宁蓬溪)主簿,是因「坐飞谤」而被贬,经历了仕途的险恶。

因诗人之名远扬,贾岛在普州受到了当地官员、百姓的礼遇。公事之余,他遍访普州遗迹,写下许多诗作,其中最有名的当数《夏登南楼》一诗:「水岸寒楼带月跻,夏林初见岳阳溪。一点新萤报秋信,不知何处是菩提。」贾岛借此诗表达了身在异乡、前途迷茫的孤寂落寞。

诗中的南楼是普州城南靠近岳阳溪畔的过街楼,相传杜甫曾路过普州在此楼讲学,贾岛听说后便将此楼更名为工部楼。这虽是人们口耳相传的说法,却也彰显着当地人慕先贤风雅之情。

会昌三年(843 年),64 岁贾岛在官舍去世,葬于普州城南的安泉山,友人苏绛为其书写了《贾司仓墓志铭》,记录了他的生平。「未及浃旬,又转授晋州司户参军,荣命虽来,于公何有?」贾岛去世后不久,消息滞后的朝廷将新的任命送抵,贾岛升任晋州司户参军。可故人已去,迟来的「荣命」又有何意义?他一生的坎坷潦倒,归于一抔黄土,平静而寂落,但他给普州留下了光华文脉,却泽被后人。

清干隆年间,安岳县令徐观海在墓前建造「瘦诗亭」,晚清县令斐显忠又重建并立牌坊。如今,贾岛墓一带村落的名字依然有「贾岛」二字,在历史沿革中,无论是「贾岛里」「贾岛保」,还是「贾岛村」,都寄托着人们对他的感怀。

资阳一地学风浓郁,尤其安岳先后有龙泉、桂香、鱼龙、杏林等书院,「开养正之先」。据清道光年间的《安岳县志》记载,安岳县学宫在龙泉山隈,唐以前则在北岳山下。这说明至少在唐代,安岳文脉已应运而生。在时光的氤氲润泽下,安岳文脉在宋代喷薄而盛,书院林立。

北宋时期,相距不远的眉州因「三苏」而闻名,当时正有「东普西眉」的说法。这一时期,普州之地文人辈出、联翩科甲。据《宋登科记考》,仅是安岳一地,进士就有 256 人,呈现出「人才之盛,为西川首称」「冠带之士,可并西眉」「科名之盛,并美西眉」「眉州、普州媲于东鲁」的景象。

在浓厚充沛的学风下,普州大地既培养出精于文道的文人,也培养出通晓实务的学者。南宋嘉定元年(1208 年),秦九韶出生在普州一个仕宦家庭。

安岳文庙大成门前舞一曲。

秦九韶的祖父秦臻舜官至通议大夫,父亲秦季槱官至工部郎中、秘书省少监。秦臻舜、秦季槱父子学识渊博,同治春秋,为官清廉,甚有政声。而秦九韶的祖母沈夫人与母亲王夫人亦擅长诗词、绘画。在这样优良家风的熏陶下,秦九韶自幼勤学好思。

秦九韶年少时生活在普州,家乡的先贤对他影响甚深。同是安岳籍的道学家、理学家陈抟在两三百年前留下《易龙图序》。这篇晦涩难懂的序文包含数学、数理和符号数学规律,为秦九韶在数学方面的成就起到了重要的启迪作用。

随着父亲入朝为官,秦九韶移居京城临安。工部掌管营建,而秘书省则掌管图书。因此,秦九韶得以有机会阅读大量典籍,并在父亲的关系下拜访相关学者,奠定了学术基础。

绍定四年(1231 年),秦九韶考中进士,先后担任县尉、通判、参议官、州守、司农、寺丞等职。淳祐四年(1244 年),秦九韶因母亲病故丁忧。在为母守孝期间,他闭门钻研,于淳祐七年(1247 年)写就彪炳千秋的《数书九章》。

《数书九章》在数学内容上颇多创新,如「大衍求一术」不仅在当时处于领先地位,在近代数学和现代电子计算设计中,也起到重要的作用,被称为「中国剩余定理」;「正负开方术」被称为「秦九韶程序」,直至 500 多年后的 1819 年,英国数学家霍纳才提出了与这一成果原理相同的「霍纳法」……《数书九章》概括了宋元时期数学的主要成就,标志着中国古代数学的高峰。

秦九韶等人的成就,正是普州之地文脉勃发结出的硕果。如今,作为「东普西眉」文化缩影的安岳文庙,身处闹市之中,既与市民生活融为一体,又自成独特风味。据《四川通志》记载,元代延祐年间,寄寓安岳的晏道升「掘地得古雁塔碑,遂率同寓卢兴祖芟草莱、创文庙」。清嘉庆九年(1804 年),县令刘有仪倡导更改旧制,建大成殿、崇圣祠、棂星门、万仞宫墙等,形成古朴庄重、工艺精湛、气势巍峨的建筑群,见证着安岳乃至资阳流传至今的繁盛文脉。

廉官流韵

昭昭文脉滋养下,必有廉官造福一方。资阳之地「山不高而厚,水不深而长,钟其正气者为忠臣、为孝子,循循乎醇儒之风也」。出生于、成长于甚至流寓于资阳的人才,「上之可以建丰功伟绩,次之可以摛华掞藻、掇取巍科」,意思是他们有能力者可以建功立业,即便稍次一些,也可以施展文采,也可以登科入仕。

作为如今资阳的一部分,乐至县在古时「东连巴渝、西接锦江潼川,远据于北资中,屏蔽于南境内,左倒流而右高寺,据场镇之胜地,实道路之咽喉」。据《乐至县志》记载,乐至有八景,其一是寇公书洞。北宋名相寇准早年政声不传时,曾在乐至做县令。此洞便是他读书之处,也成为教化当地百姓的场所。

寇准在乐至留下了不少故事。乐至气候干旱,往往十年九旱,百姓生活不易,寇准也终日忧心。相传,有一天陈抟游学到乐至,知道寇准的忧虑后,便托梦于他,许愿「一池清水见分晓」。第二天,寇准循着梦境来到乐至南塔山脚下,突然发现一片藕塘,挖出莲藕却只有「七芯」。寇准一点就透,明白陈抟是以「七芯」比喻「齐心」,便号令全县官民齐心协力修建水塘,抵抗旱灾,全县遍种「七芯」莲藕,并且将南门荒地出现的藕塘称为「天池」。因此,乐至八景中又添一景「莲池献瑞」,而池中「七芯」莲藕磨制成的藕粉,就叫做「天池藕粉」。

陈抟是否真的托梦,藕塘是否真的献瑞,真假早已隐入历史尘埃之中,但寇准忧乐至百姓所忧,值得被世代铭记。

明弘治年间的一天,安岳县一户汤姓人家迎来了新的生命。关于这个孩子名字的来历,《明史》载有一个民间传说。相传,这个孩子幼时在家门口玩耍,一名来自峨眉山的僧人路过,看到这个孩子眼睛一亮,大声说道:「他日地有称绍者,将承是儿恩乎?」意思是说,今后在绍兴造福一方的人,就是你这个小娃吧?说完,僧人飘然离去。目睹一切的孩子父亲沉思后,便给孩子取名为「绍恩」,字「汝承」。

多年后,汤绍恩正如僧人所言,赴任绍兴知府。他性情宽厚、生活俭朴、为官务实,初到绍兴便「新学宫,广设社学」「缓刑罚,恤贫弱,旌节孝」。此时,山阴、会稽、萧山三邑之水,汇三江口入海,积沙如丘陵,久雨则成涝,决塘则成旱,进退两难。面对这个棘手的问题,汤绍恩实地考察,遍行水道,终于找到了办法,修建三江闸,成功解决了水患。

在绍兴任上,汤绍恩没有辜负自己的名字,除主持修建三江闸,其治水业绩还涉及筑海塘、建新塘,改造南塘(鉴湖部分)、维修古纤道等水利工程,被当地百姓深切感念,歌之曰:「泰山巅,高于天;长江水,清见底。功名如山水,万古留青史。」

从明代万历年间起,绍兴人民就在绍兴府城开元寺和三江闸旁建有汤公祠,每年春秋祭祀。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 年)汤绍恩被敕赐「灵济」封号,雍正三年(1725 年)被敕封为「宁江伯」,咸丰元年(1851 年)被敕赐「功襄清安」。

明天启五年(1625 年),另一名来自安岳的人才走上仕途。36 岁的张任学进士及第,任山西太原知县。崇祯四年(1631 年),张任学因政绩突出,改任御史。他上奏指出四川存在私征私派、催缴赋税太急及诉讼不公三大苦政。在巡按两浙期间,张任学又数次向朝廷条陈,指出当时盐政方面的诸多弊病。

安岳县明进士坊。

张任学虽以文取仕,但在明末战乱动荡之中,他义无反顾地披挂上阵。他见起义军纵横往来,如入无人之境,而「诸将缩胸不敢进」,愤然道:「事不辞难,臣职也。贼势如此,我辈可雍容坐镇邪?」崇祯十一年(1638 年)二月,巡按河南御史张任学改都督佥事总兵官,镇守河南。

在与起义军数次的交锋中,张任学胜败皆有。崇祯十二年(1639 年)七月,张任学被撤职回乡。不久后,战火已烧至四川,张任学在家乡安岳主持修建了张公寨,并安营驻扎、屯兵操练,为百姓提供庇身之所。

崇祯十五年(1642 年)正月,张任学病故。崇祯十六年(1643 年),张献忠军杀到了安岳张公寨。在张任学长子张像升的排兵布阵下,张献忠军围困寨子长达四个月也未能攻破,一方百姓得以无恙。相传,张献忠入川时,四川境内只有两个寨子没有被攻破,一个是石柱县秦良玉的万寿山寨,另一个就是张任学修建的张公寨。

如今,在安岳文庙西侧,有一座朱红色的明进士坊,上书「明进士坊」「文臣烈士」八个大字,用以纪念以张任学为代表的、为一地文治武功做出贡献的先贤。人们穿行而过,抬头仰望时,想必亦会有所感悟。

昭千古之文明,扬历世之遗风。从 3.5 万年前的资阳人,到资阳三贤,再到后世无数文臣忠烈,资阳大地的历史厚重绵长,余韵无穷,文人贤士的精神万古不磨,沾溉后人。


作者 邓苗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