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正来：最有故事的大学问家
邓正来走了。
有人说他是学术界的豪杰；也有人说他满身江湖气，不像学者。
「他是这个时代、这个年龄段最有故事的学者。体制内、体制外，启蒙、革命、改良，民主、威权、转型，学术自救，学在民间。」
这是着名学者邓正来日前因胃癌离世后，历史学者马勇对他的评价。邓正来被称为「中国近二十年来西学东译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更是一位特立独行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他的江湖故事特别多，也特别生动。
狂狷的特立独行者
2012 年的最后一天，邓正来开通了微博，写的第一条博文是自己的「重生宣告」：我天性开朗，一生都奉行向死而生的原则。「三教九流」的朋友前来探望，让喜欢热闹的邓正来觉得，这是「一副至少和大夫们开的药剂一样好的药」。他对好友周国平说，生命不在活多长，在它的精神维度。
学术上，邓正来的水准的确一流。在 2000 年到 2004 年总共 21 个学科的论文引证率中，邓正来在 6 个学科中位居前 50 名，是中国唯一一个横跨六个学科，并在法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核心社会科学学科同时位居前五名的学者。
圈内人都知道他在学术上的「大抱负、大格局」。2009 年，邓正来创立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历史学家许纪霖在祝贺词中说，这「将对上海的学术界带来很大的变化」， 却令邓正来有些不高兴：「你以为我的志向仅仅是在上海吗？」
「我们认识大概是在 1985 年，那时和他打电话，聊的都是学术上的事儿。一聊就是几个钟头。」《读书》杂志执行主编、学者王焱回忆。在他的印象里，邓正来一直是个「精力过剩」、「干起活来特别勐、下死力」的人。
《中国书评》和《中国社会科学季刊》是邓正来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创办的刊物。特别是后者，邓正来将之诩为「学术界公认的中国第一期刊」。他还曾对历史学家袁伟时透露，想成立一家民间研究机构，全面超越官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成为一家权威的、体制外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
「『天下英才尽入我彀中』的感觉，邓正来是很喜欢的。」许纪霖说。邓正来总能将诸多一流学者凝聚在周围，开展各种学术活动。他张扬豪爽、直言臧否且能喝善饮的「真性情」也在学界尽人皆知。
邓正来的弟子孙国东对此有着不同的解读：邓正来身上有很浓的江湖气，喜欢热闹，恰恰是他遵循了一种学术原则的「学术包容」。在他组织的会议中，新左派和自由主义者能够坐到一起——「邓正来有自己的方法让这些人坐在一起，真正地超越左右」。
这个曾叫嚷着自己「要竞选总统」的不甘寂寞的人，却是一个耐得住寂寞的人。
「三无人士」的「学术流浪」
1985 年，北京外交学院研究生毕业的邓正来 29 岁，此时有一份好工作等着他。但他做了一个让人惊愕的决定：他不想成为任何一家学术单位的工作人员，而是要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学者。
「其实什么规划都没有，就是想做读书人。对体制，我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担忧，它可能会给你规定很多东西，让你遵守各种各样的纪律，这些我都受不了。我是一个内心特别渴望自由的人，你要是让我坐班、开会，我就会感到无所适从。」他说。
但这种「学术流浪汉」的选择，新中国成立后并未有之。那时候的市场经济也还不如现下发达，一个学者，离开了体制，特别是离开了体制还搞学术，几乎意味着活不下去。
这事引起了轰动，《中国青年报》当时在头版头条发表了一则报道，称他是中国第一个学术个体户。报道除了轰动以外，估计也有担忧：这路，能走下去吗？
自此，邓正来过上了居无定所的盲流生活：没工作、没房子、没户口，他有的只是铺盖卷和装满书的书包。他漂在北京城，睡过同学的办公室，也睡过七八个地下室，还在寒冬的地铁站里跑步抗寒。他每天的工作，几乎只有读书和翻译，以及「想自己的问题」。
那时候，没有身份的人常常被人瞧不起。邓正来没有身份，没有证件，就更无法到图书馆借书看。他想看书，只有请好朋友帮忙借。他甚至有过在路上被警察拦住查证件的经历，最终谎称是某学校的学生才得以脱身。
「我住过的地下室，多得自己都数不清了，主要是在海淀中关村一带，北大的边上，有的还紧挨着臭水沟。」有媒体报道称，邓正来靠着稿费生活，但又不接受约稿，都是自己写完了以后，才交给别人。
据邓正来说，有时候，一年也写不出一篇文章来，每天就是读书和苦思冥想。这将近 10 年的动荡和贫困，在他看来很美，至今都非常留恋。
在上世纪 80 年代，大陆对西方法理学，知之甚少，邓正来适时献出译着《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这是美国法理学家博登海默的着作，该书给学界打开了一扇窗子，影响了一代学生，甚至学者。
直到 2003 年年初，邓正来才结束了自己长达 18 年的「学术个体户」身份，成了吉林大学的教授和博导。
邀请邓正来到吉林大学做客的人，是着名法学家、时任吉林大学党委书记的张文显，也是邓正来的好友。邓正来当时提了两个原则，想把张难住：第一，不担任任何行政带「长」的职务；第二，不担任任何实质性学术带「长」的职务，只带博士生和硕士生，承担教书的工作。谁也没想到，张文显对他的这个「二不原则」一概应允。
「体制中的体制外」
邓正来入了体制，依旧独立于体制以外。
「我绝不会因身份的变化，而放弃我的批判态度、放弃对学术的挚爱，以及对『学在民间』理念的信奉，因为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基本担当。」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邓正来如此表态。
邓正来开始喜欢用「出关」或者「闭关」等词汇，来描述他的学术状态。进入吉林大学，他的第一次「出关」：他开始走向教学岗位，并解除网络等多样的平台：他开办「正来学堂」学术网站，还将《中国法学往何处去》长文，用真名发布在 BBS「关天茶舍」上。
这段「体制中的体制外」时期，邓正来较之以前，更多地出现在了媒体和学术会议上，频频就学术界内外的公共事件发表评论，这些言说，最终形成了《反思与批判：体制中的体制外》、《小路上的思与语》两本小书。
在他看来，入吉大前 5 年，包括此前更为久远的学术个体户期，是自己的「学术闭关」期：不出国进行学术访问和参加国际学术界的活动；不参加国内学术界的活动和进行公开学术演讲；不接受出版机构和媒体发出的「命题作文」式约稿。
邓正来设想了理想中的知识分子状态，并为之践行终身，也因此略显与体制中的学者格格不入。在他发表《中国法学往何处去》长文时，学界对其讨伐，其实不少。从体制外进入他曾勐烈抨击的体制内，也成为他被「诟病」的一个把柄。有学者曾当着众人的面，说邓正来真是「黑白两道通吃」的高手，他却面不改色，一笑而过。
有人认为邓正来吸引人的正是他身上大胆文章拼命酒的「豪气」，也有人认为他的性格有易招致非议的一面。「也许跟他在体制外时间长有关，他比较不拘礼仪，可能有人会觉得他骄傲狂妄。」王焱说。
不过有人说，那是因为邓正来太不懂，或者太不屑于了解这个体制。正如他入吉大提出的「两不原则」，这可是他苦思了一晚，专门用来刁难张文显的，「张文显竟然答应了」。
直到后来有了机会与张文显喝酒，邓正来问：「文显兄，你为什么会答应这么苛刻的条件？」张文显回答说：「正来啊，你毕竟是体制外的人啊！体制内的人调动，都是要条件。你太傻了！你还『二不』原则，真是太傻了。」
在许纪霖看来，邓正来想实现自己的学术理想，终究绕不过这个体制。「只是理想与时代的脱节，使他不可能成为他想成为的中国学术界的『教主』。他是一个英雄，却带着悲剧色彩。」
按照邓正来的「野心」，他是带着遗憾走的。而作为一个读书人，邓正来却说：「在学术追求中终结自己的生命，是最好的离开方式。」此时，贺卫方献上了他的祝福：「但愿天堂里有哈耶克和五粮液。」
正如一名好友所说，虽然邓正来已经告别了学术江湖，但这个江湖上将永远都有他的传奇，他的独立精神、学术品质，也将为众多后来者照亮道路。（本刊综合）
作者 本刊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