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的「南派传销」：「国家让我做项目」
与用暴力限制传销者自由的北派传销不同，南派传销是一个有关金钱、暴富和欺诈的系统。「纯资本运作」，注重文化教育，参与者必须「爱国」，每天早上背《弟子规》……而「七千人卷入，却无一人报案」，也预示着旧的防控机制已不适应形势发展。
5 月初的清晨，南宁大沙田街道停车场站了不少人。人群中，很容易听到「这是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和「投资」的话语。
「这些人都是搞传销的。」张红说。今年 4 月 27 日，南宁西乡塘区法院对广西警方 2012 年破获的「1·18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一审宣判。张红作为 118 名获刑被告人之一，领刑两年零一个月。算上在押时间，她刚被刑满释放。
这个涉及 17 个省、7300 余人参与，银行往来资金总额达 23 亿元的案件，事先内部竟无一人报案。公安机关称，全国罕见。
以「项目」之名
大沙田只是广西多个传销聚居地之一，这个南宁南部街道前身是城中村，四周皆是三五层高的民房，早晨，一些 ATM 机前排起长队，捏着卡和现金的人等着转账。
跟 2009 年张红刚来时一样，所有传销者都想变成常景。
常景是张红丈夫的发小，也是广西一号传销大案中三巨头之一，被判刑 10 年。
以前，他们都在石河子跑长途出租，多年后有了积蓄。2008 年，常景突然去了广西。一年后，他再次出现，开着一辆价格不菲的轿车。
所有人的反应一样，这家伙暴富了。四处请人吃饭的常景，逢人就说他在中越边境做进出口贸易，来钱快。以前满嘴脏话的他变得很有礼貌，给人好感。
2009 年 8 月，受到刺激的张红丈夫当即卖了车，跟常景去了广西。到后第二天，他就打电话让张红也过去。除了住房，这个家庭所有积蓄被带到南宁。
来接他的老乡说，本要带张红去边境看生意，但他在边境当领导的亲戚又让他去考察个项目，请张红帮着参谋。
第二天，老乡带着张红到了大沙田一处简陋民房，有人口若悬河介绍「国家项目」，「南宁是北部湾开发和中国——东盟自贸区的窗口，有很多『国家项目』，你投资 3800 元，能赚 380 万。」这天，相似的民房，老乡带她去了 4 家，张红忍耐着听了 4 遍，变化的只有项目名称。
晚上张红急了，问何时去边境。老乡推说货未到，第二天又带她继续考察。
「这是传销啊。」张红反应过来，她在家时看过新闻，这些人也说「介绍朋友来投资，让朋友的朋友再来投资，你就能『上总』，月月拿 6 位数工资」。
老乡说，怎么是传销呢，都是「国家项目」。这种投资方式叫「纯资本运作」，国外都上百年了。
张红疑心，丈夫被骗了，又跟老乡把她也骗来。当晚丈夫摊了牌，根本就没什么边境贸易，让她来看的就是这个，很多人发了财。
「国家特许」的免费电话
那一夜，张红很生气，但在劝慰下，她想：「几千里都来了，留下看看也无妨。」
这个决定，让小家彻底陷落。老乡又领着他俩跑了 10 多个「国家项目」。一连串经历让张红改变了想法，也让她见识了不一样的南派传销。
首先，正规书店里介绍民间资本运作的图书，让张红心里放宽。「如果纯资本运作是传销，国家能让书店卖这书？」张红看的书名为《北部湾集结号》，这本有正规刊号的书提到，资本运作既创业又创富，富国又利民。
接下来，传销者拿出伪造的「政府文件」，纯资本运作被说成运行多年的经济「起搏器」，能拉动区域经济繁荣。还有组织者利用虚假公司资料办理了手机集团号，集团内通话免费，这被说成「国家特许」。
和北派传销限制人身自由不同，南派传销注重文化教育，组织者对参与者封闭培训，宣誓，号召「为国家服务」，每天早上会开早课，参与者还被要求齐诵《弟子规》等国学经典。
最终，一段拍摄于当地民政局前门，内容为「纯资本运作向灾区捐款 50 万元」的视频，让张红去了担忧。「要是传销，捐款的钱就是赃款，民政会收？」
2009 年 9 月，南宁街头，张红一面端详着大街上挂的「打击传销」条幅，一面看着三五成群搞「纯资本运作」的人，她决定加入。「在大沙田晃悠着的人多半搞这个，要真是传销，政府不管？」
一周后，张红和丈夫将 69800 元打进了别人账户。打钱前两个月，市区是另一番景象。
2009 年 7 月，南宁开展打击传销「猎狼」行动，2000 多名公安、工商、司法执法人员在多地联合行动，当日仅在大沙田就抓获传销分子 681 人。但两月后传销者再次汇集南宁。
南宁经侦支队大队长谢育铭很无奈：「那会儿很多参与者不构成犯罪，只能教育。」
「先买车，买房别人看不见」
加入传销组织后，张红成了丈夫的下线，丈夫成了常景家人的下线。此时，常景已经换掉小车，买了两辆宝马和一辆路虎。张红也理解了「纯资本运作」。
按照常景等「大老总」的游戏规则，下线须申购某个「国家项目」，可申购 1 至 21 份，首份 3800 元，之后 3300 元/份，申购 21 份 69800 元，可直接获较高职位。
申购后，张红这样的新人须找 3 名下线，下线的下线再去发展 3 人，以此类推。
该组织三巨头之一赵晨江说，这利用的是 3 的 N 次方倍增原理，发展下线速度惊人。张红交的用于「国家项目」的 6 万多元，实际首先进入常景等「老总」账户，老总返给她 1.9 万元，剩余则被层层瓜分。
在这个网络里，传销者根据申购份额及发展下线多寡，充当业务员、组长、主任、经理、老总等角色，按「五级三晋制」，不同级别的人可分到不同的钱。
2010 年初，张红成功拉到第一个下线，是好友。她感到被不可控的力量牵扯：「没有亲情，没有友情，只想怎么让更多人进来。」
两年后，张红丈夫终于「上总」。恭喜之后，组织者建议「先买车，买房别人看不见。」张红夫妇借钱买了宝马，不过她至今没坐过。车被丈夫开回老家，目的是炫耀，拉更多下线。
在张红的网络里，大部分是普通市民，下线都是家人。如一名女子先骗来正上大学的弟弟，之后是姐姐姐夫，最后是父亲，一个卖豆芽供子女上大学的老人。一些公务员也被骗来，通过身份和关系拉下线。有一家三口竟开展传销「业绩」竞赛，每周开一次家庭业务碰头会交流心得。
「我们说传销犯罪中没有受害者，就这么一条链骗下去。」专职打击传销的老民警说，而且很难用「传销违背价值规律」来说服他们。
今年 4 月，一名刚刑满释放的前传销者表示，这事在法律上是错了，但「纯资本运作」要是国家出面去做，正规管理，是能做下去的。
立法者不如传销者快？
姚登明所在的广西经侦总队传销犯罪侦查支队，是全国唯一的打传专业队伍。2012 年组建后，2013 年案件侦破率却无明显增长，「每年都在打，传销者仍源源不断。」
「上面经常强调，要群防群治，齐抓共管。但到了下面，就成了齐抓都不管。」姚登明称，按规定，传销构成犯罪前归工商管，构成犯罪后才由公安打击，「两部门衔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很多时候，客观上造成把传销组织养肥了才打。」
姚登明透露，一些掣肘也让打传者心寒，一次警方抓了一个组织、领导传销的嫌疑人，按情节至少应判 3 年，这个人四处托人活动，最后竟被放了出来，「有时感觉腹背受敌。」
法律问题也是困扰。姚登明说，「往往是出现了某种新传销形式，立法者经调查，两三年后法条出来，已不适应形势。」与之对比的是，因传销形式不断变异，每次传销案件开庭，都会有一些传销者旁听，「他们会去了解被认定为犯罪的原因，并加以规避。」
人手不足是困扰打传的又一难题。姚登明称，广西打传以前属经侦，每人负责面较宽。打传支队成立后，又陷入人手紧的怪圈。「总共 5 人，打传要花时间研究。去年来了两个新人，培养很久，不料一人调走了，一人干脆辞职去了国企。「都知道在广西打传是个苦差事。」
「过年最开心，传销者都回家了，但过完年，外面举报又铺天盖地。」姚登明说。
作者 张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