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杀人魔头」的抗日情结

和大多数黄埔名将不同，戴笠不是通过率军打仗、屡建战功而获得声名的，他发迹于搞情报。戴笠被人期望的全部威力，似乎全来自于他高超的情报能力，以及无处不在的情报网络。抗战后期，由戴笠主持的「中美合作所」更是臭名昭着。有人说他是「中国的希姆莱」，称他统治的军统为「无辜者的魔窟」。

的确，在国共战场上，戴笠满手血腥，然而在攸关民族大义的抗战时期，他亦有不少正义之举，并被许多国民党人描述为把中国从最凶狠的日本人手中拯救回来的英雄。

抗日救国的决心

1937 年，随着日军南下的步伐日渐临近，国民政府内响应抗日救国号召的人士越来越多。戴笠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显示出了以大局为重的民族气节。

「七七事变」之时，国民党众元老开会讨论抗日问题，主战主和两派争得一塌煳涂。戴笠主张：「这次我们一定打日本人了。」

有几位老先生怀疑地不置可否。戴笠进一步说：「九·一八事变后，为求和平安定，同日本人签订了淞沪协定、塘沽协定。就这样日本人还得寸进尺、步步紧逼，一逮到机会便借机挑衅。忍辱负重才致今天祸患。试想如果这次再退缩，民众对政府、对领袖会作何感想？我们这么做不是自取灭亡？」

「我们凭什么去打？」国民党一些大佬逼急了反问。

「中国历史上有两个亘古不变的兵家道理，一是哀兵必胜，一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实践可以证明这两条真谛。否则，猪吃饱了等人家过年，是绝对等不到自由平等的。」

从中可见戴笠坚决抗战的态度。

随后，戴笠急忙命令北方区尤其是平津特务站，火速开展情报侦察和破坏工作，一面为蒋介石的作战提供最新最全的情报，一面开始组织抗日救国队，部署小规模的军事活动，刺杀汉奸要人，配合军队作战。

不一样的忠义救国军

由戴笠组建的忠义救国军曾在抗战中作出重要贡献。关于这个名字，戴笠曾跟下属文强谈起，是因为该部队成员多为青红帮徒众，对中国传统的忠义思想要比对三民主义更容易理解和接受，因此才取名忠义救国军。

忠义救国军源于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这是淞沪抗战伊始，戴笠向蒋介石建议，利用上海的散兵游勇建立的一支民众武装游击部队，用以配合国军作战。

他借助上海黑帮大亨杜月笙的影响，动员了帮会成员、工人、学生、店员、失业青年入伍参加别动队，可以说动员了较为广泛的抗日力量。

这支仅以一月时间仓促成立的游击部队，在上海南市和苏州河两岸配合国民党正规军与日寇作战。尽管作战力差，但大多成员异常英勇顽强。在掩护十万国军撤退中，别动队第 5 支队苦守阵地。第四日，戴笠召见第 5 支队长陶一珊，发给他特别费让其离沪去汉口，5 队化整为零，在京沪地区潜伏。由于战局混乱，撤离过程中，学员损失严重，青浦班撤到汉口的人员仅四分之一。松江班因遭日军轰炸，全班 500 人幸存者不满 50 人。

1938 年 5 月，别动队退守上海后，由军统领导，戴笠任总指挥，成立忠义救国队。这支军队主要活动在苏浙皖边一带，尤其在浦东、南京市郊等地，多次与日军发生激战，牵制了大量日伪兵力。例如 1939 年 7 月 20 日，在无锡璜塘，日军 400 人带三门小炮，向无锡以北的璜塘忠义救国军进攻。忠义救国军奋起反抗，日军招架不住，立刻请求增援。忠义军与前来增援的日军殊死搏斗，双方大战至半夜，忠义军在力量难以支持下，才迅速撤退。此战忠义救国军共伤亡 80 余人，击毙日军百余名。

敌后锄奸

抗战期间，戴笠主持的军统，在敌后展开了大规模的锄奸行动。据军统统计，抗战期间，军统人员共计阵亡 18000 余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死在对日伪的斗争中。

军统参与抗战的方式，不仅有多次暗杀日伪军政要员，也有暗杀日本侵略者以及组织武装抗战等活动，还进行了无数次情报战、间谍战，多次侦破日情，帮助国军策反日伪，卧底敌营，在看不见的地方建立了一条秘密战线。

1940 年 5 月 7 日，在打入日军内部的共产党吴凤翔的配合下，河南站特工成功袭击日本间谍机关「西山公馆」，击毙「华北五省特务机关长」吉川贞作、多田部队司令部参谋长山本大佐、开封日本宪兵队分队长上村四郎，击伤日本陆军特务机关长万田；12 月 19 日，军统河南站又成功击毙刚上任不久的特务机关参谋长兼伪河南绥署总顾问、陆军大佐皆川雅雄。连续两起刺杀，均轰动一时。

为了配合武汉会战，戴笠又指挥军统成立了武汉站并扩大其规模。10 月武汉会战结束，戴笠军统依照「焦土抗战」方针，配合武汉警备司令郭忏对武汉市区进行「反资敌大破坏」，抽调临澧训练班学生 60 人及工兵三处，计划炸毁各类目标 38 处，纵火 67 处。由于军队不愿配合，戴笠只好独自指挥具体人员行动。当晚军统破坏了六十多处日伪目标，较为着名的有汉阳兵工厂、汉口码头等。戴笠亲赴行动前线，被困于法租界，直到敌军撤离才得以脱身。

罗斯福想见他

情报工作，也是戴笠在抗战中的一大功劳。为了对敌作战需要，戴笠在军统下设了电讯处，专门开辟一个技术室研究电报破译工作，在对日敌情分析上，发挥了巨大作用。

1940 年，在日军对重庆的疲劳轰炸中，军统电讯处搜索到了一名日本飞行员提供的日本飞机联络暗号，据此成功破译出了当时日机的联系密码。戴笠立即把日军计划轰炸盟国使馆的情报转告了驻重庆的盟国使团。盟国使团因此得以迅速转移，脱离危险。此后，戴笠的电讯处获得了美国情报部门的重视，双方有了初步的技术合作。

但是在珍珠港事件中，戴笠军统的消息却被傲慢的美国人错过了。1941 年，军统机要室经济秘书邓葆光在档案室查阅情报时，一本叫「日本外交密电本」的情报文书引起了他的注意。经过两天的钻研，邓解开了密电码，上面显示日本和苏联在做一笔交易，由日本向苏联提供 20 万吨橡胶。可是能源缺乏的日本，哪里去找这么多橡胶？邓敏锐地感觉到日本为了解决能源危机，可能向东南亚出兵。

不久之后，邓又得到一条重要情报，日本海军主力舰队出现在南中国海，可能是一个南下备战信号。

于是，他赶紧向戴笠报告了这一重大情报。戴笠很重视邓的分析，又联合其他情报进行分析综合，得出了日军将袭击珍珠港的结论，随即将情报转告了美国海军参谋部。没想到美军根本就不重视这条情报，甚至怀疑情报的真实性。

1941 年 12 月 7 日，日军突袭珍珠港，使美军太平洋舰队受到重创。

美国人一下子如梦初醒。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总统向蒋介石表示想见见这位中国的「希姆莱」。戴笠从此获得了美国人的信任，美国人派将领了解中方的无线电侦译技术，对其技术感到惊讶，双方一拍即合，迅速走到一起，成立了「中美合作所」。

作者 吴焕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