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中国通」 傅高义笔下的《邓小平时代》
傅高义的一生，他立志作为「中国通」，研究东亚，中国是他事业的主战场，在这个战场上，他努力，投入，谦逊，充满耐心，却惟独不能容忍两件事：「不战斗」和「不曲折」。在他看来，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伪的，不经劫难磨炼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卑怯的。
最近他的着作《邓小平时代》在大陆上架，这个来自美国的哈佛教授所呈现出中国功勋人物的历史，一度让他置身于浪尖上。媒体纷纷聊起这个叫傅高义的专家。
傅高义所呈现出来的《邓小平时代》，是站在外来者的角度，尽量客观描述中国特定年代的历史篇幅，但他因崇拜邓小平主义至深，难免隐约的崇拜主义，但不论怎样，他都为世界特别是美国人打开一扇门，经由那扇门，他们抵达一个比较真实的中国，比较真实的邓小平时代。
他的中国情结渊源已久。在读哈佛即将毕业之际。在那之前，他的人生是这样的轮廓——一九三零年七月十一日，他出生在美国中西部俄亥俄州特拉华市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二十岁那年，他毕业于俄亥俄州的威斯理安大学。在美军服过两年兵役后，然后考入哈佛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而即将从哈佛毕业时，他对自己未来的规划，是留在学校做美国社会研究。理由是来自他的一位教授——「你如果想要搞好美国社会学研究，就应该到国外去，先了解国外不同的文化；做比较研究，应该去相对现代化的国家，如果去非洲的话，情况差距太大，而欧洲文化又太接近，最好的选择是去日本。」
他果真去了日本。在那里，第一年他专心学日语，第二年则开始做家庭调查。其中艰辛可想而知。但勤奋主义至上，也有了结果，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日本的新兴中产阶级：东京郊区的工薪阶层及其家庭》。通过这部作品，他「成为有关现代日本的最前沿的美国观察家之一」。
然后，他从日本回来，回到美国，他被请去耶鲁大学教书。机会不期而至。他开始一步一步走入「中国」的事业，至此，这成为他一辈子的标签——「美国的中国通」。
一九六一年，他来到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开始学习中文，也学习中国历史、社会和政治。为他上中文课的是赵元任的大女儿赵如兰。他由此幸运地进入到这支日后产生巨大影响的中国研究者先遣队里。这位决心从事中国研究的年轻学者，很快为自己取了一个地道的中文名字。
他的英文全名是 Ezra Vogel。Vogel 是个德国姓——虽然我的父亲是来自波兰的犹太人，而在德语里这个发音很像中国的「fugao」。而他英文名字的第一个字母是 E，取其谐音，又选了「义」字，在中文里，义意味着有很高的道德标准，这正是他所追求的。
20 世纪 60 年代初，美国有关当代中国研究的资料非常少。当时他没有办法去大陆做研究，因为它对所有人都是封闭的。于是他去了香港。在香港做研究有一个好处是，当时有很多人偷渡到了香港，他们带来的内地消息会多一点，所以香港是个相对好的选择。
他在香港生活的一年间，他开始了对当代中国的研究历程。赴香港前，傅高义原本希望能做一些中国城市和农村的实际研究，但是由于资料收集的困难和各种条件所限，详细的地方资料很难收集到，除了广东。从广东逃到香港的一位叫陈仲文的年轻人，给他提供了很大帮助。陈仲文当他的助手，他们一起来看《南方日报》、《广州日报》、《羊城晚报》等这几份报纸，他看的时候陈仲文在旁边也看，不明白的就问陈仲文是什么意思。比如他看报纸说『反对 ×××』，他就问是什么意思，背景是什么。陈仲文就会了解到的很详细地告诉他。
读报纸、研究材料进行了两年多，就通过这么朴素的方法，他扎实的史料功夫一点点积累出来。这种方法也应用在《邓小平时代》的写作中。一九六九年，傅高义出版了《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
在他的第二部作品里，傅高义展示了他对中文材料掌握和娴熟程度及其关于现代中国发展的渊博知识。从那时开始，能够游刃有余地同时驾驭中日两种文化和洞察整个亚洲局势，便成为他学术成就的两个特色。今天，他仍是美国少数几个能对日本研究如数家珍的中国研究学者之一。
在哈佛大学里，他开讲中国社会，主讲建国之后中国大陆。那是哈佛大学首次开设中国社会学课程。他的学生有三四十人，其中十几位后来也成为美国着名大学的学者，比如杜维明、怀默霆、高棣民等。几年后，他被邀请担任东亚中心主任。当时的主任是费正清。费正清在中国的影响力相当深远。
为什么选比自己小二十五岁的傅高义接班呢。因为费正清对努力又勤奋的傅高义青睐有加，从一九六七年起，就有意识培养傅高义做他的副手。在担任副主任时，傅高义已经显示出与费正清不同的领导风格。费正清很少参加冗长的学术讨论，而傅高义则不同，他喜欢参加各种研讨会，听学者们讨论自己的研究成果、互相调侃、互相辩论。
他的另一本非常有影响力的书当属《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在日本，这是西方学者写作的最为畅销的非文学类作品，受到空前欢迎。这本书出版后，美国许多企业家纷纷邀请他去做报告，以增加对日本的了解。其实在中国，也有不少人读过这本书。
有一个有意思的桥段，他念念不忘。有一年，时任上海市长的朱镕基带代表团访问美国。在哈佛大学进行的一次演讲上，下面有人向朱镕基提问：「你认为中国要向日本学习什么？」朱镕基回答：「这样的问题不应该问我，而应该问傅高义啊！」没想到，底下一片大笑。朱镕基不解，问大家为什么笑，别人回答：「提问的人就是傅高义！」可见傅高义的成功。
一九七三年，傅高义跟随美国国家科学院赞助的代表团第一次访问中国。这是到中国的第一个美国代表团，成员里有包括傅高义在内的三个中国研究专家，而其他人都是从事自然科学的。
那是他第一次来中国大陆，写了这么多的有关中国的文字，而当两脚真真正正地踏入这片土地，他读出了自己内心的沸腾。
他冒出要写一本书关于当时繁荣的广东。他在广东待了七个月，广东一百多个县，他去了七十多个。当时他身边的助手是窦新元，这个人在他写《邓小平时代》时提供了大量帮助。
一九八九年，傅高义完成了他的这本《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这是外国学者全面研究和报道中国改革的第一本专着。这本书与 20 年前的那本《共产主义下的广州》，前后相续，正好构成了一部完整的广东当代史。
回忆起这次经历，他觉得稍有遗憾的是没有见到时任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他本人非常佩服任仲夷，他本来在辽宁，后来到了广东，他的思想非常开放，由于这个原因，他跟胡耀邦的关系很好，在胡耀邦垮了之后，他就很紧张。任仲夷的孙子任意后来也成了他的助手，在写《邓小平时代》时，任意曾陪他去北京见任仲夷的很多朋友，他也得到了很多帮助。
一九九五年夏天，他再次担任费正清中心主任，这时他已是美国最为知名的亚洲问题专家之一。因为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他每年都要访问亚洲，在亚洲他联系的都是最高层次的人物，比如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傅高义在第一次担任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时邀请他去演讲时两人相识，傅高义写《邓小平时代》时，李光耀为他提供了很多独特的看法和鲜为人知的细节。
一九九三年，哈佛大学教授后来提出「软实力」一词的着名政治学者约瑟夫·奈受克林顿政府之邀，出任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一职。约瑟夫·奈邀请他一同到华盛顿工作，他出任东亚情报官一职。
重掌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一职的他，决心改变中心以往只关注学术，而对与国家、政治、商业方面的领袖人物合作缺乏兴趣的传统。在他看来，哈佛作为世界级名校，在教育公众方面责任重大，所以，他努力拓展与这些人物的关系。在他领导下，费正清中心「差不多成了美国政府亚洲事务部门在波士顿的分部」，每周都会有高层人士到访。在这段时间，傅高义启动了很多有关当代国际关系问题的新项目。在此期间，最为重要的一件事，莫过于江泽民的哈佛访问。对傅高义来说，这也是他多年来努力推动中国人士和哈佛学者互访的结果。
他为他的这些良善的促成所滋养着，那是他看得见的因他的力量抵达的结果。这些结果改善着这些国家的人们。
如今他已然八十多岁，但他面对世界的时候，笑得很灿烂，像个孩子。
时间，有着压迫、不赦免任何人的腐蚀力量，以及将所有事物归还土地的意志。能够耐受这些而留存下来的形与色，才是真正的美丽。
他胜过了时间，并且过着饱满的一生。
作者 本刊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