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界泰斗黄永玉 90 岁忙碌的每一天

位于北京京东的万荷堂，有东西两个院落，东院是一个仿古江南园林式的建筑群，院中间有一方占地两亩多的大荷塘，荷塘里有来自颐和园、大明湖等各地上好的荷花。

万荷堂堂主，便是大名鼎鼎的画家黄永玉，万荷堂中心的大殿，是他的画室。他很酷，座驾是红色跑车，刚于今年 8 月 15 日过完 90 岁生日的老先生，仍然在作画、写小说，很忙，休息时，他就逗逗院子里的大狗与猫咪，或者，在周末看看「非诚勿扰」。

「世界长大了，我他妈地也老了。」这是在黄永玉先生 90 岁画展上的字，他的作品，时常会让人体会到他诙谐、幽默的特点。画展上有从 1949 年至 2004 年他从版画到国画的转变，也有他 80 岁以后的作品，包括他 90 岁时创作的《白描荷花》《大朵荷》《咏荷》以及 89 岁时创作的《春江花月夜》等，大量新作均是大尺幅，气势恢弘，色彩浓烈厚重。

黄永玉设计的酒鬼酒包装家喻户晓，画过《阿诗玛》、生肖邮票《猴》和毛主席纪念堂山水画等，在澳大利亚、德国、意大利、香港、北京等多地开过画展，其美术成就曾获意大利总司令奖。在海内外享誉甚高。

他曾说，有两个职业很好，一个是作家，一个是画家，可以干一辈子。他两个都占了。「文学在我的生活中排在第一，第二是雕塑，第三是木刻，第四才是绘画。为什么我喜欢文学、雕塑，把绘画摆在后头呢？因为绘画可以养活前面三样行当。」他说。画画让他富有，他拥有湘西凤凰的夺翠楼和玉氏山房，北京的万荷堂，香港的山之半居，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无数山楼，他将盖房子当成了创作。

90 岁这一年，他在展出绘画作品的同时，还出版了一本小说。

「这次出版的《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第一部，写我在家乡十二年生活；正在写的『抗战八年』是第二部；解放后这几十年算第三部。人已经九十了，不晓得写不写得完？写不完就可惜了，有甚么办法？谁也救不了我。」这是他写在自序里的话。

《无愁河的浪荡汉子》自上世纪 40 年代即已动笔，历经动荡的岁月，几次停辍，至黄永玉 80 多岁时得以续写。黄永玉曾在《这些忧郁的碎屑》一文里描述自己的表叔沈从文，称沈先生的《长河》是「与家乡父老子弟秉烛夜谈」的「知心的书」，这些话反过来也映照了他自己的长篇创作。

现在完成的第一部《朱雀城》，描写的是他的故乡风貌。书里极其生动细致地刻画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作为湘西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的朱雀城，它的社会组成的各个侧面，生活在其间的形形色色的人物，种种欢乐与悲苦、唿吸与悸动，构成一座古城的勃勃生机。

他的笔法看似十分随意，实则取材极为严谨，细节准确。「我唯一的妙处就是从来突破那点框框，文学上也好，画画也好，但是我的胆子小，我一边画，一边突破框框，我不张扬。」他说。

黄永玉曾听说过一个老共产党员的故事。在市委大厨房里有个 70 多岁的老人家，被国民党抓走后，被受刑，拷打。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员，他说是。那你一定知道你的领导是谁，他说知道。那周围有多少人知道吗，他说都知道。当对方让他都说出来，不再给他用刑时，他就说了一句话，上级交待过，不让说。之后无论怎么受刑，他还是一句，我知道，不让说。

黄永玉感觉，这个老人的外表形象并不见得多么好，但是他真实、贴心。

在黄永玉的作品中，当他要去表现英雄人物时，他需要面对选择，一种类似这位老人的故事一样，用一些细节表现最本质的内容，一种是更高大全的形象，如《红灯记》里的李玉和般。他选择了用老厨师的态度看问题。

黄永玉 1937 年离开家，1950 年回到凤凰时，他跟几个同学又到他走之前就有的蚕业学校看看。他发现，学校里连黑板、课桌、讲台，包括教员的准备室里搞科学实验的器材，都没有人动过。几十年过去了，教室里没有锁，可以随便进出，可是凤凰城里没有人拿过一砖一瓦。「当时的人没有受过很多道德教育，不晓得多少年养出这样的习惯，没有一个老百姓在受苦的时候去动那里的东西，这是当时老百姓的作风。」他说。他用「故乡思维」在写作。

他 12 岁离开故乡，14 岁开始发表以版画为主的作品，快 30 岁从香港到北京，在中央美术学院工作，先后担任副教授、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从乱世到建国，再到文革时期，直至现在创作精力依然旺盛，他的艺术生涯富有传奇色彩。

他年轻时曾与李可染成为邻居，李可染带他拜访齐白石，后来，黄永玉为齐白石创作一个木刻像，老人见了笑得开心，用湘潭话说：「蛮像咧！」他在文革期间，因猫头鹰黑画事件受到批判，即使在艰苦的环境下，仍然乐观，还写诗给妻子看。他 80 岁时出版的散文集《比我老的老头》，用风趣且另类的语言讲述了他相识的钱钟书、沈从文、李可染、张乐平、林风眠、张伯驹、许麟庐、廖冰兄、郑可、陆志痒、余所亚、黄苗子等人的故事……

无论是美术，还是文学，他均是自学成才，回忆多少年的艺术追求时，他说：「从小至今，我没浪费过一天时间。」

作者 陈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