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不妨吟啸且徐行
苏轼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嘉祐二年（1057 年）进士及第，仕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先后出任多地知州。不仅政绩卓着，而且着述丰富，文名炽盛，开豪放词一代新风，散文、诗词、书画等无不精绝。苏轼一生命运多舛，遭受新党和旧党的轮番打击，然而在宦海沉浮中愈挫愈勇，始终乐观放逸，宠辱不惊，无论仕途如何，始终具有浓烈的家国情怀和「百姓情结」。
天资颖异，聪明睿智，笃志向学，又有堪称名师的父母倾心栽培，苏轼少年时便声名远播，闻名乡里。「比冠，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好贾谊、陆贽书。既而读《庄子》，叹曰：『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
至和、嘉祐年间，苏洵带着他的两个儿子苏轼、苏辙一同来到京师汴梁（今河南开封），谒见翰林学士欧阳修等京中耆儒名流。欧阳修将苏氏父子所做的 22 篇文章呈给朝廷，朝廷将这些文章刊印出来，士大夫们争相传阅，一时间，京师文人学士写文章，都不约而同地仿效苏氏文风。父子仨崭露头角，「苏旋风」席卷京师。
嘉祐二年，苏轼和弟弟苏辙一同参加了礼部主持的省试，双双金榜题名，进士及第。这一年，苏轼 20 岁，苏辙 18 岁。宋仁宗赵祯闻报，欣喜异常，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兴冲冲地对皇后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相矣！」
这次科考的主考官是文坛领袖欧阳修，点检试卷官为诗坛宿将梅尧臣，策论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当时，两人正锐意推动诗文革新，苏轼清新洒脱的文风，使他们不由眼前一亮，颇受震动。据宋人陈善《扪虱新话》：「东坡省试论行赏，梅圣俞（梅尧臣）一见，以为其文似孟子，置在高等。」欧阳修看到这张试卷，更是赞叹不已，以为无出其右，应毫无疑问列为第一。断言说：「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由于试卷采用煳名制，尚不知作者为谁，欧阳修猜可能是自己的门生曾巩所作，因为怕遭人物议，踌躇良久，大笔一挥，判为第二名。后来揭去煳名条子，才知道文章作者是蜀中苏轼，苏轼自此更加名震京师。欧阳修在写给梅尧臣的信中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自此衍生出成语：出人头地。这时候的苏轼，真可谓少年得志，独步天下。
宋神宗年间，启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大刀阔斧地推行变法，史称「熙宁变法」，与此同时，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欧阳修在内，因反对新法与王安石政见不合，相继被排挤出朝廷，吕惠卿、章惇、蔡确、曾布等一大批新人受到重用。昔日备受荣宠的皇帝「第一椽笔」（苏轼）刚到官衙报到，便被飕飕的冷风吹得找不到北，着着实实尝到了坐冷板凳的滋味。
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权臣牢牢把持着朝廷大权，在神宗的鼎力支持下，锐意推行新法，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财政方面主要有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军事方面主要有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等，在朝野引起剧烈震荡。
苏轼坚定地站在了旧党阵营。王安石太了解苏轼那支椽笔的威力了，更对他的「明星效应」心存忌惮。有这样一个旗帜性人物站在敌对营垒唿风唤雨，新法焉有畅行之日！面对变法派的围攻，苏轼自知已无法在京师立足，便退而自保，请求外任。
元丰二年（1079 年）3 月，苏轼由徐州再调任湖州，依例要向朝廷上表谢恩。于是，苏轼作《湖州谢上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之举，无非是赞颂「皇恩浩荡」，谦称自己乏政绩可陈，表示必感恩图报、努力工作之类。讲完这些官话之后，苏轼觉得意犹未尽，便又在后面捎带几句牢骚话，暗含讥讽：「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文中「其」为苏轼自称，说自己「不适时」，实则暗讽变法派逆天妄为；说自己不「生事」，实则暗指「新进」人物「生事」。
这句话大有深意。王安石变法期间，保守派和变法派斗争相当激烈，势不两立，两派领袖分别是两位丞相：司马光和王安石。司马光曾写长信给王安石，指斥他「生事」，于是「生事」成了攻击变法的习惯用语；「新进」则是苏轼在《上神宗皇帝书》中对王安石为实行变法起用新人的用语，因而成为对变法派干将的蔑称。
变法派干将们早就想拿苏轼开刀，正苦于找不到把柄，苏轼的《湖州谢上表》正好为他们提供了「子弹」。
御史李定、舒亶、何正摘引「新进」、「生事」等语上奏神宗，指斥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
7 月 28 日，苏轼于湖州任上被捕，8 月 18 日，关进御史台监狱。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王诜、苏辙、黄庭坚等一大批大臣、名士受到牵连。
他们又从苏轼的诗作中寻章摘句，断章取义，抓住一点，不及其余，诬称苏轼大逆不道，蓄谋已久。监察御史台里过 4 个月潜心筛查，从苏轼的诗中找到了「罪证」，便上书奏劾：「至于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盖陛下发钱（指青苗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盐碱地）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
他们甚至诬称苏轼的《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二》影射诽谤神宗。诗云：「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王珪上奏说：「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三人成虎。尽管神宗原本颇为信赖倚重苏轼，在这伙人的轮番蛊惑下，也渐渐产生了疑惑，但对此等低劣的小儿科类牵强附会，也非常反感，反诘道：「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李定、舒亶、王珪等不依不饶，必欲以大逆不道罪，将苏轼处以极刑。
苏轼在押期间，其长子苏迈每天去监狱送饭，父子约定：平时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万一有死刑判决的坏消息，即改为送鱼，以便早有心理准备。忽一日，苏迈因银钱用尽，需找人去借，便将送饭一事委托一位远亲，匆忙之中忘了将父子约定之事告诉他。这位远亲知道苏轼爱吃鱼，便做了一条熏鱼送进去。苏轼见鱼，大惊失色，以为自己死期已到，眼含热泪，饱蘸浓墨，挥笔写下《狱中寄子由二首》。
名士蒙难，天下忠义正直之士纷纷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仗义相救。宰相吴充慷慨直言：「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罹患重疾躺在病榻上的曹太后语重心长地劝告神宗：「昔仁宗策贤良归，喜甚，曰：『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而杀之可乎？」昔日的政坛老对头、已罢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上书大唿：「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连与苏轼形同水火的「新进」章惇，也一反常态，为苏轼仗义执言，甚至为此事不惜与宰相王珪翻脸。
神宗赵顼终于动了恻隐之心。12 月 29 日，神宗颁布诏书，将苏轼贬谪黄州，任团练副使，并特别申明，不准擅离该地，无权签署公文。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大致相当于挂名的县人武部副部长，有职无权，且被监视居住。
苏轼后来在写给文彦博的一封信里，叙述了自己蒙难给家人带来的凄惨状况：「某始就逮赴狱，有一子稍长，徒步相随，其余守舍皆妇女幼稚。到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书。州郡望风，遣吏发卒，围舟搜取，长幼几怖死。既去，妇女恚骂曰：『是好着书，书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焚之。」
遭遇牢狱之灾，险些丢掉脑袋，又祸及家人，苏轼难免失意落寞，但却依然不失其逸宕放达的本色。从《初到黄州》「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的诗句中，我们读到了他那坦荡胸怀和对生活的无限热爱。在谪居黄州期间，他写下了千古流传的《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不朽名作。闲暇之余，带领家人在城东的一块坡地开垦耕耘，春种夏锄，其乐融融，遂有「东坡居士」的别号。
元丰八年（1085 年）三月，神宗驾崩，太子赵煦即皇帝位，是为哲宗，年仅 9 岁，由祖母太皇太后（英宗皇后）垂帘听政。高太后在神宗时就强烈反对变法，一旦大权在握，遂全面废止新法，将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人物尽皆贬逐，重新启用司马光为相，昔日被贬逐的旧党人物纷纷粉墨登场，弹冠相庆。史称「元祐更化」。
朝廷「翻烧饼」，苏轼迎来了命运的转折。苏轼很快被重新起用，驶入升迁快车道。先是被任为朝奉郎、知登州；4 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征召还朝；半个月后，升为起居舍人；3 个月后，升为中书舍人；没过多久，再又升为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元佑二年，又兼皇帝侍读。
元祐八年（1093 年）九月，太皇太后病死，哲宗赵煦亲政，朝廷又迎来了新一轮「翻烧饼」。
赵煦素对元祐旧臣早年对他的冷落心存怨恨，对太皇太后的种种压抑更是耿耿于怀，甫一亲政，便降诏召回章惇等新党旧臣，任命章惇为宰相，全面恢复神宗时各项新法，大力打击元祐大臣，改元绍圣，史称「绍圣绍述」。
此时的苏轼刚刚由扬州调任定州知州。苏轼先遭新党打击，又被旧党排挤，此时也没担任什么要职，但由于名气太盛，树大招风，在这一轮朝廷「翻烧饼」中竟成为重点「照顾」的对象，被「绍述」的狂风推向了新一轮一贬再贬、颠沛流离的生涯。
然而，无论被流放到多么艰苦险恶的地方，遭到多么严酷沉重的打击，也无论生活多么艰难困苦，他都不悲观，不颓唐，愈挫愈勇，历久弥坚，一以贯之地保持着他那独特的「苏式」乐观向上、豁达雄豪和奋发昂扬。贬谪生涯的坎坷与艰辛，不但没能丝毫削弱他的诗兴和创作激情，反而为他那支如椽诗笔注入了无尽的动力和绚丽的色彩。
绍圣元年（1094 年）六月，苏轼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他挥笔写下《食荔枝二首》，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而大寻开心。更有《纵笔》一首，广为流传——
白头萧散满霜风，
小阁藤床寄病容。
报道先生春睡美，
道人轻打五更钟。
这首诗传到汴京，宰相章惇一声冷笑：「苏子瞻尚尔快活耶！」遂传令再给苏轼换个地方待着，看他还能不能快活得起来。
绍圣四年（1097 年），一叶扁舟将 62 岁的苏轼送到了遥远的海南岛。又贬琼州别驾，居昌化。昌化，故儋耳地，非人所居，药饵皆无有。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犹谓不可，轼遂买地筑室，儋人运甓畚土以助之。
置身于如此恶劣的环境之中，每日面对万顷滔天海浪，苏轼依然乐观旷达，壮怀激烈，吟出了「九日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的壮丽诗句。他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在这里办学堂，营学风，兴教化，以致许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追随其治学修身。当地至今尚存的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帽等等，昭示着这里历代百姓对苏轼的缅怀与景仰。
元符三年（1100 年）正月，宋哲宗驾崩，徽宗继位，苏轼才得以离开海南岛，移居廉州，改任舒州团练副使，又移至永州。同年四月，朝廷颁行大赦，复任苏轼为朝奉郎。北归途中，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 年）八月在常州溘然长逝。
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时，挥笔写下《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堪称是对其一生的生动写照——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作者系解放军西安通信学院教授）
作者 刘立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