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江苏缘和南通情

　　2010年是费孝通先生的百年之年，凡是同他有过较多接触的人，都会萌生“写一写，写一点”的想法以纪念这位老先生。
　　费先生是一位有着丰富感情的大学者。他的感情世界里，有三个地方是占有很大位置的。一是吴江，他的故乡。他说过：爱国必爱乡。二是少数民族地区。他从读书到留洋，到执教京都，到出任国家领导人，少数民族地区是他念念不忘的地方，去得最多，研究最多，写得最多。三是南通这个中等城市。如果我没有说错，南通是他心目中非同寻常的一块地方。在此，我想从几个侧面和一些点滴之处写写费老的江苏缘和南通情。
　　
　　把江蘇作为“小城镇研究”的基地
　　
　　我同费老的第一次见面是1983年，在南京饭店。费老到南京来参加“小城镇研究”的大型座谈会。接待他的江苏省委领导人带着我去看望费老，坐下来就谈，谈乡镇企业，谈农村生产，谈农民生活，谈农民收入，谈小城镇正在衰败。这位领导人告诉费老，省委不久前在常州召开了“江苏省城市工作会议”，会议总结报告提出了“以城市为中心，以小城镇为纽带，以广大农村为基础，组成城乡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的网络”。费老听了大为高兴。两人都连连说“不谋而合”、“不谋而合”。费老后来在《小城镇、再探索》这篇文章一开头就这样写道：“从1982年开始，把小城镇研究列为我们调查工作的重点。这个意见得到了江苏省委的支持，因为就在我们提出这个意见不久之前，江苏省委在常州举行过一个城市工作会议，提出发展小城镇的主张，真是不谋而合。”上述会议总结报告是我执笔的，这大概是省委领导人认为我对这方面有所接触而把我带去见费老的一个原因，加上因我担任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一职，在职能上与费老的调查研究相适合，所以他们商定，就将我作为江苏省委同费先生之间的联系人，使费老在江苏省的调查研究“有求必应，一呼百应”。
　　
　　从来都把南通放在“苏南模式”之中
　　
　　我和费先生虽然同是吴江人，还都出生在一个镇上(松陵镇)，但我们到1983年才第一次见面。从那时开始，我听到的费先生的所有谈话，他都把南通放在“苏南模式”之中，称为“苏锡常通”地区。南通是同苏州、无锡、常州一起放在苏南的篮子里的。为什么会这么看南通?费老有他的考虑和原因。
　　江苏省的面积是10万多平方公里，有长江穿流而过，成为江南江北两大板块。新中国建立之前和建国之初，曾分为苏北行政公署和苏南行政公署两个政区。苏南、苏北的划分，在人们的观念中根深蒂固。在苏南，苏州、无锡、常州三个地区，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发达地区。
　　费孝通先生把南通放在“苏南模式”之中，我认为，有普遍性意义上的考虑。南通虽地处长江以北，但毗邻上海，背靠大海，它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层次都与苏州、无锡、常州相近，而不是同苏北的其他市县相近。南通当时的小城镇发育程度，也类似苏南，而不是类似苏北。费先生当时的研究，有10个字的坐标，这就是：“类别，层次，兴衰，布局，发展”。南通与苏锡常虽有“一江之隔”，在费先生的讲话和文章中，从来都是讲“苏锡常通”。
　　费孝通先生把南通放在“苏南模式”之中，我认为，还有特殊性意义上的考虑。这就是从晚清即已兴起的“大生实业”，同无锡的荣氏实业、常州苏州的刘氏实业，都是中国早期民族工业和民族资本的雏形，对江苏城市农村的经济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南通有着中国第一个博物馆，中国第一个刺绣研究所，中国第一所职业学校……南通人的求学、求知、求新，不畏艰难困苦，但求出人头地，也是费老经常讲到的肯定之词。
　　民盟中央的刊物《群言》杂志，在1990年的第12期上，有如下的编者按：“以上海为龙头，开发长江三角洲，这是费孝通教授代表民盟中央提出的一项重要建议，已引起各有关方面的注意。”这一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曾约见费孝通和钱伟长两位先生“促膝谈心”，深谈长江三角洲的开发问题。由此可见，费孝通先生对南通的独到之见，是看得深、看得远的，归根到底，是联系到了国家的发展大计。
　　
　　到了南通最先拜访啬园
　　
　　上个世纪80年代早期是费先生调查研究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高峰期。他率队作了吴江调查后，紧接着做了苏州各县调查，然后从扬中县过江到南通，住在南通地委招待所。第二天上午，费先生就提出要去啬园看看。起初我们认为，这不过是星期天作一小憩罢了，带着无可无不可的心情跟着费老到了啬园。
　　进得园中，但见古树参天，满目青翠。极大的草坪，整理得一尘不染。路边的灌木，看得出经过精心的修剪。虽然是星期天，游人并不多，只有几对男女坐在草地上或长椅上说悄悄话。树多如林，园静如墓，阳光正洒在一尊铜像之上——晚清状元张謇的铜像矗立在这里。费先生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襟，转过身来对着同行的人们说：来，我们一起来向张謇先生三鞠躬，对状元公表示敬意。这一提议，在费先生是早有腹案，在大家是并无思想准备而只要跟着费先生做就是了。我记得，同行的人们之中有时任民盟中央副主席的高天先生夫妇，有《嘹望》周刊的高级编辑张智楚女士，有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潘乃谷女士等等。费先生那天还自职司仪，朗声高呼“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张謇的长孙、时任江苏省副省长的张绪武先生站在铜像右侧，向大家也鞠了三躬，说了三声“谢谢”。此时的啬园，松风徐徐，阳光片片，没有排场，没有惊动地方，也没有惊动游人，简单而肃穆地向张謇表示了敬意。
　　在随后几天的调研活动之余，费孝通先生向我们讲了他与南通的渊源。他说，他父亲费朴初先生是前清秀才，曾留学日本，曾在张謇府上担任西席(即教授张府的儿孙辈读书)。费先生说，他母亲杨纫兰女士到南通来探亲时怀上了他，他名字中的“通”就是这么来的。
　　费先生说：张謇出身寒门，苦读成才，极不容易。中了状元以后，恨不逢时，晚清衰颓，报国无门，徒有凌云之志，但悟到“中国之弱，由于民贫，余观列强致富之源，在于实业，非振兴实业，不能救贫”。自1895年起，张謇在南通、海门、启东等地兴办了8个纱厂和面粉、榨油、酿造、丝绸、火柴、盐业、房地产等一系列产业，还有公路、船运码头、电力、通讯、汽车公司等基础设施，统称“大生”实业系统。偌大的中国，此时谁人不知“南通大生”公司!可以说，自张謇始，在南通乃至中国，有了民族工业和民族资本的雏形。费老说，“向他表示敬意，我是发自内心的。啬园如今这般雅致和万木葱茏，可见南通人民是懂得这位状元公的。”
　　我曾经查阅过当年的资料，张謇先生于1926年辞世，享年七十有四。公葬那天，一路不期而来的送葬者在10万人以上，有的百姓站在路旁失声痛哭，向“张四先生”告别。有一副挽联是这样写的：
　　“政事文章，作一代横流柱石；布帛菽粟，是中华救世明星。”
　　
　　众人皆“醉”而费老独醒的“药膳”宴
　　
　　大约一周的南通调查顺利结束了，第二天要离开南通去淮阴了，南通市的主人要欢送费老一行，还预先透露“今晚吃药膳”。我们都不知“药膳”为何物，服务员说“是中药，很补的”。果然，坐上桌子一看，同平常吃饭差不多，先上了几个冷盘。细看就不同了，都是用药物做成的，形状像猪肝、猪舌之类，味道也不错。接着上来的热炒、砂锅之类，无一不是放着药物或药料，味道都颇鲜美。大家吃着喝着，赞其逼真，叹其心机。费老同大家一道享用了这顿药膳。
　　到了第二天早晨见面，大家就相顾大惊失色了。高天先生满嘴起泡，使他白皙的面庞更为抢眼。张智楚、潘乃谷两位女士牙疼腮胀，还讲昨晚被药膳折腾了半夜。我是一夜猛喝浓茶不止，腹胀未眠。其他的北京、南京来客都各有不适。我对此窘态戏言之“没福消受，全军覆没”，话音未落，费老从房间内踱将出来，竟是一切如常，安然无事，大家为之一片惊叹。
　　大家登车离开南通，路上我晕车了，下车呕吐一次。我一生从不晕车，所以不知晕车是什么感觉，这一次领教了，原来晕车是这么难受。
　　中医中药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因人制宜、因病制宜、因时而异，用药的分量也各各不同。药膳就违背了这一原则，人人吃着同样的配料，猛补了一通，岂能不出问题?但是，奇就奇在费老是南通之行中最年长的一位，他高龄七十有六，却唯有他一人兼纳并蓄，照吃照睡，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确实让人感到费老不同寻常!
　　我写这篇文章把这一切写出来，因为当年的印象太深，经久不忘。事情相当有趣，也有奇，给人们留下了想象的空间。
　　费先生每次到南通都很高兴，登狼山有诗，看范曾先生的18高僧瓷画流连良久，看金沙镇品尝脆饼赞不绝口，调查海门小商品市场从内心感到农民增收有望。
　　1996年在启东县看了吕四港以后，还写了一首新诗——《五十年后我再来》：
　　“洞宾四莅东海滨，留得良港人少识。闻君一席言，顿开我茅塞。一旦开放建商邑，东海港口尽失色。万吨巨舶如蚁集，千古荒滩脱颖出。五十年后我再来，腰缠万贯犹嫌啬，可笑老叟年已逾八十，始对启东宝地感心折。”
　　现在的南通发展很快，2009年在长三角16个城市中，GDP增长速度排名第一。南通还先后被评为全国文明城市、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园林城市、水环境治理优秀范例城市、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城市、全国双拥模范城市、保护臭氧层示范城市，等等。这方方面面又好又快的发展，被媒体称为“南通现象”。费老虽已远去，南通这个再创“南通现象”新辉煌的美丽城市，乃至整个在全国“率先”科学发展的美好江苏，一定能使费老在另一个世界含笑相视!

作者 朱通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