盱眙天泉湖拆迂三方共赢启示

　　天泉湖位于盱眙县铁山寺国家森林公园内，多年来，这里的农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过着与世无争的农耕生活；也正因为山水的阻隔，工商业资本和城市文明难于向此辐射延伸，这里成了淮安市乃至整个苏北地区经济发展的洼地。为改变当地落后面貌，2007年，盱眙县政府、铁山寺管委会与金陵饭店集团达成三方协议，共同开发旅游资源，在天泉湖畔打造“富生态、功能复合”的旅游度假区——金陵天泉湖商务中心。实施这一项目，需要对环天泉湖48平方公里内21个村民小组的800余户农户进行迁移，其中也包括3900多亩水面、耕地、林地等承包权的重新流转。围绕拆迁中的一系列利益问题，政府、开发商、农民三方互动，逐渐走出了一条合作共赢的新路，在当前全社会拆迁矛盾易发、多发的大背景下，他们的实践给我们留下诸多可贵启示。
　　
　　走出开发与维稳的两难困境
　　
　　和其他地区农民迁移一样，天泉湖周围的农民面临着两难抉择，不拆迁，经济得不到发展，农民缺少致富门路，仍然要受穷；拆迁，怕补偿上吃亏，况且原本还能守着一亩三分地过活，拆迁以后自家承包地可能不保，等于砸了“铁饭碗”。对政府的开发方案，很多农民思想上有顾虑，各种质疑不绝于耳。
　　作为项目的动议者，盱眙县政府也算了一笔账，目前天泉湖地区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模式不可能致富农民，通过拆迁和土地流转，一方面可以让农民从旅游开发中获得收益，另一方面也可以将土地资源集中到能人大户手中，通过搞规模高效农业提高农业产出效益。
　　政府的愿望是良好的、农民的要求也是合理的，但正如大多数拆迁个案一样，双方诉求有一个磨合的过程，谋求发展是共识，但在要不要拆迁这个问题上，农民裹足不前往往基于对自身权益能否得到保护的担忧，而政府如何把握好开发与维稳的分寸，关键就在于能否对农民的权益忧虑作出积极回应。
　　香港某知名集团慕名前来，提出以优厚的价格换取天泉湖周边的开发权，双方谈判中最终因该集团无法保障农民利益而搁浅。寻寻觅觅，金陵饭店集团进入了县政府视野，双方在沟通之后一拍即合，理由说来也简单——作为大型国企，他们对于保护农民利益的责任意识与地方政府有着深刻的共识。
　　拆迁规划、补偿办法、安置条件……一份份文件新鲜出炉，阳光下的拆迁让群众心里更加雪亮。拿出黄金地段，先建居民安置点，再建度假区设施；先完善居住配套，再进行景观改造投入；不仅要让农民有房住，还要让农民有新的收入来源……一项项承诺，让农民打消了顾虑，看到了希望。新的天泉小镇占地16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1万平方米，800多套住宅全部为2至3层的“联排”小楼，户型面积从60平方米到155平方米不等，家家都有门面可从事经营。小镇还将建设图书馆、幼儿园、银行、农贸市场、休闲广场等配套设施。农民原有的住宅每平方拆迁补偿1000元，天泉小镇新房卖给农户价格也是每平方1000元，远低于成本，意味着农民不用多花钱就可以住上新房。如此种种，投资方的成本加大了，但农民看到了實惠，也看到了诚意，官、商、民之间的猜疑隔阂在消除。实践证明，只要工作做得细致，政府能够换位思考，多站在百姓的立场上想问题，多针对群众的要求研究解决方案，发展与稳定的两难困境并非不能破解，更不应成为引燃拆迁矛盾的导火索。
　　
　　三置换：以农民传统权益置换新型权益
　　
　　农民孙志武一家原本在山里务农，辛苦一年下来，收入大概是10000元左右，拆迁以后，他家三间瓦房、4亩多承包地共补偿了30多万元，换了天泉新镇一套120多平方的楼房，还在一楼开了家小超市，现在每月经营收入有3000-4000元，儿子成了天泉湖开发建设公司的正式职工，每月固定工资还有1000多元。“原来一家子种地一年收入也就10000元左右，现在我一个人看看店，收入就一两万。”老孙说起来脸上洋溢着喜气。
　　盱眙县铁山寺管委会与金陵饭店集团草签开发协议是2007年的事情，经过多轮协商，他们提出了“三个置换”的思路。后来，党的十七大召开，提出解决农业、农村问题，可以采取以农民宅基地置换新农村建设用地的形式，这与双方当初的设想不谋而合。所谓“三个置换”，即迁移农户可以其二轮承包土地自愿流转给天泉湖开发建设公司，获得补偿金、工作岗位以及优先参加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福利；以农民的旧宅置换天泉小镇的新房。
　　拆除农民住宅、撤并村庄，这一做法目前在很多地方大行其道，固然部分地解决了经济发展缺地的问题，却把诸多矛盾留给了乡村和农民。拆村并居后的农民，由于没能改变生产方式，但却必须改变生活方式，往往陷入收入没有增加而生活费用却明显高涨、从而入不敷出的窘境。天泉湖拆迁项目用宅基地、承包地使用权等这些农民的传统权益来置换工作岗位、社会保障等新型权益，农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由此彻底改变，身份也从农民向市民转化，这无疑更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农民的权益也更容易保值增值。
　　“三置换”办法提出，对区域内的每个农户家庭，由天泉湖开发建设公司安排给予一个工作岗位，且规定工资不低于本地区同等工人的工资。同时，大力发展天泉湖现代农业示范区项目，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吸纳农民入社成为社员和股民。让农民在合作社内从事农业生产，在获得一份劳动收入的同时获得一份股金收入。通过安排工作岗位、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手段，让迁移农民的经营理念和土地一样得到增值，逐步转型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新型农民，真正实现人的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同步，这一创意设想消除了拆迁农民对于未来生计的不安全、不确定感，凸显了决策者的远见。
　　不同于以往拆迁一锤子买卖式的买断和卖断，置换，让农民和政府、开发商的关系发生了改变，拆迁不再是传统意义上房产、地产诸如此类物的交换，而是事关人的生存、发展等基本权益的延伸，从“拆迁”到“置换”，虽只是两字之差，却有天壤之别。
　　
　　让发展红利惠及百姓
　　
　　新的天泉小镇选址就在铁山寺风景区入口处，一排排黛瓦白墙的徽派建筑依山而筑，整齐而富有层次，门前大片开阔地正在建设停车场，随着景区人气的急剧上升，这里日益成为商、住两相宜的“风水宝地”。在市场上，房价已从每平方1000元涨到2000－3000元，翻了一倍还多，尽管如此，迁居来此的农民几乎没有一家打算卖房套现，他们所珍视的不仅是目前这个新环境带给他们的可观收益，还有未来发展的无限潜力。
　　选择这样的“黄金”地段来安置拆迁农民，政府和开发商是下了很大决心的，事实上，他们大可以把农民安置到别处，再把这个“黄金”地块拿来招商，依托景区的人气，一定能获得大笔的土地出让金。但这样一来，等于把当地农民排除在发展规划之外，让这片土地原来的“主人”变成了“看客”。
　　发展的成果必须为群众所共享，否则就成了纸面上的“政绩”。不管是城市化也好，新农村建设也好，都伴随着大规模的区域开发和功能改造，也必然有人口的迁徙，一定程度上说，这是现代化的必经阶段，但推进现代化不能以牺牲群众的利益为代价。我国学者孙立平曾提出一个社会“断裂”论，他指出中国社会在近二三十年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原来处于社会结构底层的人群中，有的已经被甩到了社会结构之外，正面临着社会结构断裂的风险。对于处在城市扩张、农村功能再造大潮中的农民来说，拆迁所带来的正是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的潜在风险。防范这种风险，最根本的就是要通过制度安排，让这些农民在土地开发与增值中不断获得稳定的红利，成为开发与建设的“参与者”，而不是“旁观者”。
　　农村发展的主体力量是广大农民，不是政府，也不是开发商，土地开发与建设若成了政府和开发商单方面的冲动，缺乏来自底层农民群众的内生推动力，这种发展必然是不可持续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用利益纽带把农民群众纳入到当地旅游开发的整体战略中，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失去的或许是一时的收益，获得的却是长久的安定和繁荣。
　　新天泉镇从2010年6月起正式动工，如今初具规模，经过数次选房，已有530多户拆迁农户拿到新房钥匙，100多户入住。去年9月，天泉湖开发建设公司组织300多名拆迁农户代表，奔赴吴江同里镇考察，学习旅游经营“生意经”。考察归来的农民，一边喝着“二锅头”，一边憧憬未来：“我们山水资源不比同里差，开发的起点还比他们高，做生意一定能成!”美好愿景在农民心中升腾，家乡的锦绣前程与他们的幸福生活已成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整体。
　　
　　责任编辑：尤健

作者尤健郑海梁刘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