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的烦恼

将强制性、惩罚性手段改为温和的引导性、奖励性手段，不强行要求 U23 球员首发、出场，而是让他们有更多的竞争机会，这样的规定才能让各方愿意接受。

中国足协于 6 月 18 日调整中超联赛外援和 U23 球员的使用规定，每场比赛各队只要有一名 U23 球员在场上即可。

从 2017 年推行 U23 规定以来，无论怎么调整，俱乐部和球迷都对之持保留意见，这就有必要回头看看 3 年来到底有多少年轻球员从中获益。

1994 一代难出头

2017 赛季共有 71 名 U23 适龄球员登上中超赛场，总出场时间为 38571 分钟。但是，绝大多数球员有凑数之嫌，真正获得稳定出场时间的球员，每队也就一两人。如果按照首发超过 10 次和出场时间超过 500 分钟这两个条件筛选，只有 26 名球员算是 U23 规定的真正受益者。

今天再看这 26 名球员，很多人已经从中超「消失」，在中国队最近两场热身赛中，仅能见到高准翼和杨立瑜两人。

因为中国足球发展的特殊性，单数年出生的球员受重用程度更高。这 26 名受益者中，出生于 1994 年的有 5 人。其中，钟晋宝、郑达伦和闵俊麟在 2017 年，即实行 U23 规定的第一年，出场时间都超过了 1500 分钟。徐新的问题是广州恒大的实力太强，竞争压力大，徐骏敏能力本就一般，两人出场机会都不多。

第二年，上述 5 名球员同时失宠，出场时间都大幅减少。钟晋宝比前一年少踢了 700 分钟，郑达伦和闵俊麟少了近 600 分钟。徐新在没有 U23 规定的保护后只首发过 1 次。徐骏敏被交易到中甲的上海申鑫。

「23 岁主力，24 岁退役」是 U23 规定出台时的最大争议。出生于 1993 年的不少球员刚满 24 岁，因为没赶上 U23 规定的扶持，原本不错的前途变得晦暗。很快，1994 年龄段球员在享受完一年 U23 规定的帮助后，也感受到了寒意。

1995 一代与「国家集训」

实行新规后的第一批 U23 球员，2019 赛季出场时间下滑最严重的是 95 年龄段的巴顿和唐诗，两人在 13 轮联赛后仅替补出场 1 次，分别是 11 分钟和 22 分钟。出场时间大幅减少的原因有二，一是本人已经超过 23 岁，二是所在球队实力强。

巴顿和唐诗曾是同队 U23 名额的竞争者。2017 赛季，唐诗是北京国安的首发 U23 球员，表现中规中矩。赛季中期，土帅谢峰接过教鞭后重用巴顿，施密特接手后更是将巴顿改造成前锋，打出高光表现。从此，唐诗几乎再无机会，直到赛季末离队。

2018 年，北京国安引进了 95 年龄段的韦世豪，位置与巴顿相似，但胜出的还是巴顿。不过，他的出场时间比 2017 赛季少了一大半，因为施密特后半赛季大胆地将 1997 年出生的门将郭全博放入首发。加盟恒大的唐诗更惨，2018 赛季只首发 2 次替补 3 次，出场时间 141 分钟。在广州恒大，他不仅要与外援竞争，还要与郜林、于汉超、郑龙等国脚竞争出场时间，U23 规定也帮不了他。

巴顿是国安青训培养出来的，俱乐部和球迷也认可他的表现，但 2019 赛季因为已经超过 23 岁，必须给更小一岁的球员让位，上场的机会极少。

95 年龄段球员是亚青赛和世青赛的适龄球员，这批球员被认为质量高于 94 和 96 年龄段，韦世豪、刘奕鸣、高准翼、何超、唐诗都是国青队主力，这 5 名球员以及出生于 1996 年的张修维年少成名，在 2017 年就成为各俱乐部执行 U23 规定的主要人选。在 U23 规定后的两年时间里，大都得到了较多的出场时间。

按照这样的势头发展下去，即便到了 2019 年，刘奕鸣、高准翼、何超超过了 23 岁，不再享受规定的照顾，也不会在各自的球队失去主力位置。但在今年年初的冬季转会窗口，广州恒大以每人 2000 万元的价格，将刘奕鸣、高准翼、何超、张修维和韦世豪 5 人一起引进，改变了这些球员职业生涯的走势。国青队主力阵容中的 7 人都在广州恒大，形成优秀的 24 岁球员扎堆。

但是，本赛季前 13 轮，这些球员恐怕还没有完成练兵和磨合的任务。前两个赛季出场时间最多的刘奕鸣和何超沦为替补，一共出场不到 300 分钟。唐诗和邓涵文继续没有机会，张修维介于主力和替补之间。

获得较多机会的高准翼得益于技术全面，在恒大后防线上可以打多个位置。韦世豪的出场时间已逼近去年全年，主要原因在于郜林、于汉超、塔利斯卡等主力伤病缺席。7 名国青队主力球员只有两人站稳脚跟，至少 4 人要把板凳坐穿。

1995 年出生的这些球员虽然质量不错，但是，强队对成绩的要求挤压了各自的生存空间。

96 后起起伏伏

1996 年及以后出生的球员，按理说是 U23 规定实行三年来都可受益的球员，他们暂时没有超龄的顾虑，但即便如此，三年来还没有人能够借助这一规定横空出世。

胡靖航和黄政宇 2017 年时都只有 20 岁，他们分别在河南建业和广州富力出场超过 2000 分钟，这对 20 岁的年轻球员来说非常难得。但充分的比赛时间并没有换来他们持续进步，到 2019 年，他们仍旧是 U23 适龄球员，出场时间却继续减少。

武磊留洋后，胡靖航并没有在锋线上得到更多的机会。在 2017 赛季获得锻炼的 26 人中，2019 赛季出场时间比前两年多的只有 97 年龄段的魏震和杨立瑜。

魏震因上海上港的变阵而受益。武磊留洋后，主教练佩雷拉将 4 后卫变成 5 后卫，中卫石柯和贺惯的身边需要增加一名中后卫，佩雷拉选择了魏震。杨立瑜出场机会的增多是因为恒大前场球员的伤病增加，进攻只能让杨立瑜和韦世豪领衔。

由此可见，96 后的年轻球员虽然有年龄优势，在 U23 规定下连续 3 年受益，但在主教练眼中，U23 球员永远是阵容中最后考虑的位置，宁可变阵，也不会用 U23 球员顶替自己心仪的球员。

从 2017 年到 2019 年，U23 规定实行的 3 年中，稳步成长的年轻球员不多，李晓明、胡靖航、黄紫昌等最佳新人在获奖后的第二个赛季难觅踪影，说明能力有所欠缺，稳定性不高。成长没有一帆风顺，U23 规定帮他们争取到机会，但当他们状态出现起伏时，短时间内再难有出头之日。

U23 何去何从

中国足协修改 U23 规定，将目前的一人首发两人替补改成 90 分钟内必须有一名 U23 球员在场上。这是对中国职业联赛目前一些不合理现象的修正，但这个规定的初衷是给年轻球员机会，最大的问题在于年龄上一刀切。

职业球员的黄金年龄一般是 27-29 岁，24-26 岁仍旧是他们的成长期。但 U23 规定出台后，24 岁的球员不得不为 U23 球员让路，导致自己在成长期中难以获得机会。而 U23 球员虽然获得了机会，状态尚不稳定，很难确保未来的走势。23 岁以下的没练出来，24 岁以上的也荒废了。

U23 规定实施以来，当那些一度适龄的球员不再被照顾后，给更年轻的 U23 球员让位的往往是他们，而不会是成名老将。为了不使 24 岁球员早早被淘汰，莫非还要出台 U24 或者 U25 规定？

游戏显然不能这么玩。中国年轻球员出场机会少，归根结底是实力使然。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球队的人员应该是流动的，但是中超俱乐部的人员流动并不顺畅。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缺失了，就是去国外联赛闯荡。中国目前在海外踢球的只有武磊一人，武磊离开后，上港从内部挖潜，于是有了魏震的持续出场，形成良性循环。

鼓励留洋，不仅能够提升国家队竞技水平，还能够给联赛中的年轻球员更多机会。

U23 规定另一个为人诟病的问题在于不考虑球队的打法，通过行政手段强行要求各队安排 U23 球员出场，导致了一些消极对策，降低了联赛的观赏性，损害了中超的品牌价值。对此，大连一方主教练崔康熙认为，中超联赛的 U23 规定不合理，中国足协应该借鉴韩国足协的做法。

韩国足协并不强行要求 U23 球员登场，只有在 18 人大名单中有 U23 球员的情况下，球队才可以用满 3 个换人名额，否则，换人名额减少为 2 个。韩国的 U23 规定并不保证 U23 球员的首发位置，只是帮助他们进入比赛大名单，能否出场，要看球员的水平。这是一种加强奖励性与引导性，弱化惩罚性与强制性的规定。

除了自身的实力问题，还应该弄明白究竟是谁抢占了中国 U23 球员的出场机会。

以广州恒大为例，本赛季强推新老交替，正因为郑龙和张文钊等人的离开，韦世豪和杨立瑜才有更多机会。

U23 球员的竞争对手其实不是外援和队内的国家队队员。而是一些并非绝对主力的队友。

主教练，尤其是外教，无需对球队和中国足球的后备力量负责。在成绩压力面前，他们倾向于选择有经验的球员。中国足协要想办法让年轻球员能够在同一起跑线上与队友竞争，与其强行让 U23 球员首发，不如确保他们在竞争中有同样的地位，至于是否有上场机会，则要看各自的训练水平和竞技状态。

虽然进入比赛名单的球员数量有限，但是任何球队都不可能只凭 18 人完成整个赛季。疲劳与伤病带来的轮换机会应该更多属于 U23 球员。

将强制性、惩罚性手段改为温和的引导性、奖励性手段，不强行要求 U23 球员首发、出场，而是让他们有更多的竞争机会，这样的规定才能让各方愿意接受。

除 U23 规定外，中超预备队比赛也需要改革，因为预备队中有大量 U23 和 U21 球员，他们也需要在更高的强度下比赛，得到更好的锻炼。

总之，年轻球员必须在竞争中成长。U23 规定也好，预备队比赛也好，前者缺乏竞争，后者缺乏压力，年轻球员始终是温室中的花朵，必定难成大器。

作者 张子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