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何而来，向何而去

如何让财务监督真正执行到位？更多管理机构的参与是为必然，但这又会产生新的管理架构问题，以及在执行政策过程中谁主谁副的权利分配。当惩戒由手段变为目标，财务监督乃至整体中超新政，都可能舍本逐末，陷入泥潭。

一位从不对中国足球发表评论的公众人物、一位相识多年的资深球迷，这两天给我发来一条长长的微信：「……我们从何而来？我们向前的目标何在？足球的各种改革，最重要的是否还是让大家不忘初心，也不负自己向前的使命？」这段话发生在中国足球又一波新政产生之时，发生在亚洲杯开赛之前。

中国足球的财务监督政策出台后，各种外界反馈的声量比政策出台前小了许多。当初的各种猜测、质疑以及驳斥基本消失，虽然在各俱乐部仍然会流传出一些疑问，但大多围绕「四大帽」以及相关财务监督细节。平静，或许是中国职业足球财务监督新政真正面世后的整体反应。

虽然没有太多反对的声音，然而，支持的音量同样不大。平静折射出的是一种观望态度。人们都明白为什么要有财务监督，也获悉了财务监督的各个方面，但财务监督能产生怎样的效果，谁都不清楚。这种政策究竟是否由中国足协来主导，都存在着根本性疑问。两年来的各种足球新规乃至整个体育行业的各种改变，早已不是运动项目主管部门以及行业协会能够主导的，足协过往许多涉及联赛和俱乐部管理的政策具体能执行到怎样的程度，谁都没有把握。

足协为了这一次财务监督政策推出，做了很长时间工作，和之前联赛外援、U23 政策等相比，审慎许多，也经过了长期调研，包括借鉴各种国际经验以及与各俱乐部的广泛沟通。因此，在控制职业联赛运营成本、尽力保障中国职业联赛具备可持续发展性上，这样的财务监督构架是非常细致的工作。只是这项工程启动之后，最大的挑战还不是政策的制订以及颁布，而是政策的执行。

单以足协这样一个行业管理部门，目前角色还有些尴尬，权限也不是很明确，不太可能承担起中国足球整体财务监督的责任。过往失败的案例太多，让人怀疑足协良好的动议能否收到良好的结果。即便在财务监督这个话题上，中国职业联赛有过两次限薪令，可两次收到的结果是阴阳合同在中国足球界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偷税漏税也成了比拼俱乐部经营能力的软指标。足协能制订这种政策，却不可能以一己之力来监督执行。

如何让财务监督真正执行到位？更多管理机构的参与是为必然，但这又会发生新的管理架构问题，以及在执行政策过程中谁主谁副的权利分配。按照以往的操作惯例，在执行过程中，「抓典型」、「树典型」或许是杀一儆百、以儆效尤的手段，短期内有效率。然而，当惩戒由手段变为目标，财务监督乃至整体中超新政都可能舍本逐末，陷入泥潭。

跳开一步来看中国足球的境况，那位朋友的长微信给了我不小启发。或许财务监督、职业联赛的健康管理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正是这位朋友提到的「初心」和「使命」：中国为什么要踢球？中国踢球是为了什么？这才是问题的原点，是时刻不能遗忘的目标所在。

中国要踢球，是因为足球这项美丽运动具备巨大的社会功效，「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这两句话永远不会过时。这就是初心，也是足球的社会意义。职业足球出现的各种怪现象，过度商业化、被赋予太多复杂功利内容，这些都是新政推行过程中应该激浊扬清的。财务监督和薪资上限只是短期管理手段，而不是管理的目标。在中国发展足球的目标，当然是「增强人民体质」，同时提升足球的国际竞争力，推出新政策的使命是要让中国足球在国际舞台上不再几十年如一日的羸弱落后。

在中国足球界，能有多少人记住这样的「初心」和「使命」，值得怀疑。新政要做的不是过度强调短期管理需要达成的功效，而是强调开展足球运动的意义和目的。对「管理」这种字眼，任何被管理者都会敏感甚至反感，如果能真正明确大家共同的目标，澄清大家共同的「初心」，这种新政颁发后的平静和观望能否得以改观？这种考虑肯定是百无一用的书生之见。只是在「管理」本身越来越行政指令化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回到问题的原点。

作者 颜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