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云南银行业经营模式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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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云南近代银行业肇始，由于善于把握历史机遇做大做强，云南本土银行业在抗战时期达到最高峰。从发起初衷、资本金来源、网点布局、混业经营等方面分析其经营模式和成功经验，对今天云南的银行业发展不无裨益。
一、云南近代银行依托政府背景和权势部门创办
依托政府背景和权势部门成立银行几乎是一个惯例，富滇银行、中央殖边银行昆明分行、劝业银行、兴文官银号都走这条道路。辛亥革命后，云南军都督府认为：“滇本瘠区，平日已赖协济，反正以后，需用尤繁，又兼汇兑不灵，银根奇紧，非设金融机关维持一切，断不足以方便流通而资周转。”[1](P103)遂令财政司和实业司筹设公钱局，后又将公钱局改为富滇银行。1912年2月9日，云南富滇银行正式对外营业。富滇银行先隶属财政司，后直属省政府。该行“直辖于云南政府，而以调剂全省金融、奖励储蓄、维持实业为主要业务。资本总额暂定为500万元，由云南政府筹集之。”[2](P222)富滇银行最初资本为银币50万元，至1921年增为银币150万元。1915年7月，中央殖边银行在昆明设立分行，“原定基金三十万元，由中央殖边银行发给纸币三十万元，共成六十万元，以便助长实业而资流通周转”。[3](P70)截止1919年3月27日对其资本金的调查，“在滇招集股本，认定股银共有六十六万七千二百八十七元，陆续收获股银三十八万九千八百八十七元。尚有未收股银二十七万七千四百元。”[3](P71～72)殖边银行的股东多系唐继尧主滇时代的官僚地主，因与龙云集团发生矛盾，被勒令于1928年关闭。截止1919年3月27日调查时，共发行“流通钞票七十四万一千五百五十七元”。[3](P72)在1918～1920年间，云南还曾筹设劝业银行、兴文官银号、实业合作银行、省立农工银行、益华银号等。云南近代史上另一重要银行——劝业银行，“成立于民国十九年，彼时因本省军事甫经敉平，政局初定，而原有之富滇银行正事清理结束，新行尚未成立，全省无一正式金融机关，时香港锡价低落，出口减少，个旧厂商吁请政府设法救济，乃由前农矿厅呈准省政府于财政厅库款项下，拨发滇币一百万元，作为基金，于是年冬成立总行于昆明。并于个旧设立分行，由总行吸收各种存款，转贷于个旧，以救济厂商，并经营一切银行业务。”[3](P258)劝业银行至1942年实有资本共计国币一千二百万元，其中官股一千万元，商股二百万元。兴文官银号（后改称兴文银行），“原为兴文公当，于前清光绪十五年四月一日（1889年4月30日）组织成立，集合官商捐资库平银一万八千两为基金，专营质当业务……光复而后，改隶实业司。民国十八年，政府统一财政事权，又改隶财政厅。斯时业务已逐渐推广，兼营存放款项业务……嗣以业务日渐发展，公当组织不足应付。乃于二十一年八月一日改组为兴文官银号，增加资本额为新币六十万元。并确定其组织，分设总务、当业、营业、会计稽核等四股。”兴文银行“三十年底复奉令再度改组，扩充资本为国币一千六百万元，奉省政府核发官股共国币一千四百万元外，招商股国币二百万元，均已先后收足。”[3](P221～222)云南富滇新银行（下称“新富行”）是在富滇银行清理结束后，于1932年7月1日正式对外营业。章程规定：“本银行直属于省政府。资本总额定为半开银2000万元（实收1600万元），由省政府筹拨。总行设营业、会计、库藏3部，每部设经理1人，各部之下分设股，分掌所属业务……分行的资本由总行拨款，分行正副经理由总行呈报省政府加委。”[1](P108)这期间由银号发展成银行的还有“云南益华银号”，1933年7月1日创设，资本额四百万元，设总号于昆明，经营存款、放款、汇兑、信托。[3](P188)
上述四家银行，无论是本地银行，还是外地银行；无论是官方发起，还是民间组织，最后都依托省政府、实业司或财政厅创办，既有政府财政项下拨付的资本金，又有官僚地主、工商豪强的私募股分。这样的资金背景和股东结构有利于早期业务的拓展，有利于稳定大客户，有利于银行公信力的提升。以1932年富滇新银行开业为基期，合计富滇新银行、劝业银行、兴文官银号、益华银号四家主要金融机构资本额为2160万元（滇新币）。
二、云南近代银行积极在重要交通枢纽和工商重镇布点
富滇银行总行设于昆明，并在蒙自、个旧、思茅、昭通、腾冲、下关等处设分行，后又在香港、上海、贵阳及省内经济繁盛地区设分行、办事处、汇兑处共达50余处。新富行成立初期，任务是重建金融基础，大力裁减分支机构，只保留昆明总行和香港、上海、个旧分行。直到1939年，省政府决定加快建立全省金融网，至次年底，新富行分行、办事处已发展到60余处。殖边银行昆明分行推设分行于蒙自、个旧，并约商号代办汇兑于下关、安顺、贵阳、上海、香港等处。劝业银行在仰光、腊戌设立办事处，在保山、下关、宣威、曲靖、昭通、黑井设立支行，在开远设立办事处；上海、香港两埠，则与他行缔约委托代理。兴文银行“二十八年五月一日奉令正式改组为银行，增加资本额为新币四百万元，扩大组织，总行内部计分总务、营业、会计三课……并于保山、下关、昭通、个旧等县陆续设立分行，缅甸仰光、腊戌及腾冲、龙陵、佛海、会泽等地设立办事处，祥云、镇南、永胜、文山等地设立代理处。”[3](P221～222)上述地点，以省内而论，有三种布局方式：一为在传统通商口岸，如蒙自、思茅、腾冲；一为在传统商路沿线重要城镇，如滇缅线之下关、保山、龙陵，滇越线之个旧、开远，川滇线之昭通、会泽，滇桂线之宣威、曲靖、文山；一为在矿业中心，如个旧是大锡产地，黑井是食盐产地，佛海是普洱茶产地，宣威是火腿产地，都是云南富庶之地，巨商大贾云集。省外、国外基本是在与云南贸易依存度较高的城市布点，如香港、上海、仰光既是云南进出口商品的中转地，又是云南调剂外汇的主要金融离岸市场，云南的本土银行与香港、上海、仰光的银行有密切的业务联系，如渣打银行、汇丰银行、中国银行等。[4](P131～132)这就不难理解新富行收缩机构时只保留昆明总行和香港、上海、个旧分行。
在滇缅公路全线贯通前，云南的对外交通主要依靠法国人控制的滇越铁路。法国在云南以资本输出为主，其依托滇越铁路和东方汇理银行控制出海通道、输出纸币和操纵汇市。在滇越铁路沿线，东方汇理银行具有绝对的控制力，云南本地银行并不占优势。据1929年云南金融研究会的统计：仅流通于昆明、开远、河口、麻栗坡、蒙自、个旧、文山、广南、富宁、剥隘、思茅一带的法纸（即越币，Piastre）数目，就约有2000万元左右。[1](P177)由于越币是硬通货，因此“滇省对外贸易大部用越币与港币交易”。“越币在昆明及沿滇越铁路一带通行，因铁路票价，洋行货价及若干交易均习惯用越币，故向来所握势力甚大。”[5]1940年滇越铁路因日军占领越南中断，滇缅公路成为各家银行投资的重点。滇缅公路上银行机构沿线设立，大大方便了资金流通。“未通车以前，全赖牲畜驮运往返道途，需时费日，既无银行之设立可资挹注，故经济方面愈形周转之不灵”。[6](P42)交通银行的报告称：“抗战时期，本省为沟通国外唯一要津，彼时盟邦军需物资之输入国内亦多，以本省为转运枢纽。故战时本省地位益形重要，乃至形成各种公私机关麋集之所，而其分支机构复遍设于川、滇、滇越铁路及滇缅、滇黔公路各站。本行为配合国策及应事实需要起见，故曾于上述各站如曲靖、沾益、盘县、宜良、六良、罗平、下关、保山、腾冲等处分设办事处。[7](P394)中国银行“为协助交通建设，便利一般存汇，劝募各种储蓄起见，在滇缅、滇越沿途重要地点筹设分支”，[3](P155)于1939年在滇缅公路沿线楚雄、下关、祥云、垒允、保山设分支机构，后又在畹町、云南驿、腾冲等地陆续设立办事处。据1939年调查，中央、中国、农民各银行均在下关设立办事处。除国家银行外，本省和外省的商业银行也在滇缅公路沿线设立分支机构。云南的兴文银行在保山、下关设立分行，在缅甸的仰光、腊戌及省内腾冲、龙陵等地设立办事处。劝业银行同样在保山、下关等地设立支行，在仰光、腊戌设立办事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41年6月在下关设办事处，资金国币十万元，同时又在保山设办事处。重庆和成银行于1945年在下关设办事处，资金三十万元。滇缅公路成为战时云南最重要的金融走廊，大部分银行都在沿线设立机构，金融聚集效应明显，云南本土银行适时参与其中，利用人缘、地缘、亲缘优势拓展业务，成效可观。
三、云南近代银行基本走的是混业经营的路线
以兴文银行为例，地方银行的基本业务不外如下几种：一、各种存放款；二、汇兑及押汇；三、有价证券之贴现；四、代理保管生金银及贵重物品；五、承办国家及地方债票；六、兼办仓库业务；七、兼办商业储蓄业务；八、代理收解各种公款；九、兼办财政厅令办之业务。富滇银行一个不同于其他银行的特点是具有货币发行权（滇币），是云南省的“中央银行”。开办初期，富滇银行发行的纸币可以兑现。在其短暂的营业中，成功的经验主要有：（1）政府的大力扶持。（2）拥有货币发行权。后来成立的富滇新银行继续拥有货币发行权，发行新币，统一省内币制。（3）敢于走出去，在经济发达地区设立分支机构，尤其是香港和上海，为后来富滇新银行的发展打下了基础。（4）操作谨慎。富滇银行章程规定：“本银行专营存放汇兑业务，放款以当地冲要房屋抵押；信用放款，必须有殷实绅商担保，设有分支机构的地方均可通汇。”[1](P105)（5）多元化经营。一是，代办省金库及各种公债；二是，房地产投资，曾参与过昆明南较场商铺的投资和建设；三是，集中精力抓好大锡跟单押汇业务，掌握了外汇。盛延龄（老富行总办）在《整顿富滇银行办法大纲》中曾说：“其有一线之希望全恃买大锡或办跟单。凡省港沪防汇款之接济，铸料之供给全恃此为转移。换言之，富滇银行营业之盛衰亦全恃此为转移。”[8](P7)大锡是云南的主要出口产品，新富行实行“选择管理”办法，云锡出口商必须向新富行办理跟单押汇，在取得的外汇中，以半数照牌价卖与新富行，其余半数，听其保留或卖与新富行的市场自由买卖。进口商所需外汇，亦可向新富行申请供给。通过跟单押汇，新富行不仅获得了稳定的业务收入，还掌握了外汇。“截至抗战之时止，本省金融甚为活泼，社会经济甚为繁荣。仅出口贸易总值，亦按年递增。故富滇新银行之成立，实为云南金融由破坏至建设之转点也。”[3](P120)新富行更多地体现出地方性政策银行和投资银行的特点。其报告称：“自民国二十九年以后，本行于放弃商业银行业务之余，即本既定方针，集中资金，致力于农业银行及工业银行业务，以直接投资或间接贷款之方式，扶植本省农工矿事业，俾增进其业务及生产，沟通省内汇兑，辅导合作事业，调剂地方金融，并以余力辅助教育文化卫生交通各事业。”[3](P102)
除新富行外，其他银行同样走混业经营的路线，扩大盈利点。抗战期间，昆明不仅成为云南省的金融中心，更成为战时大后方的金融中心，达到民国时期昆明金融业发展的顶点，混业经营现象更为突出。据富滇新银行的报告，自1940年至1943年，“国家银行及外埠各商业银行，纷纷来滇设立分支行，沿江沿海之资金，陆续注入本省，资金集中，金融异常活跃，货币流通速率大增，利率亦随之增长”。[3](P121)黄金、美钞、越币、缅币（卢比）与棉纱、布匹、汽油均为战时紧俏物资，高抛低吸可获厚利。兴文银行在抗战期间组织“云兴商行”，“在滇越铁路通车期间，派人往上海、海防等地运购货物，滇越铁路中断，滇缅公路开放，矛头又指向缅甸的腊戌、瓦城、仰光一带。经营范围更宽，除棉纱、布匹以外，还有汽油、汽车、轮胎。沿途有货仓，有押运员，有自组的车队”。[9](P40)劝业银行注重吸收社会游资，积极扶持生产事业，投身物资百货食盐转运，汇兑便宜快捷，是云南民国时期经营较为成功的一家银行。劝业银行于1941年组设懋业、懋昆两商行，“专由港沪仰购运各项必需品，如棉纱、布匹、纸张、药品等，以供应社会，并于腊戌、仰光等地组设懋昆商行办事处”。[3](P267)此外，劝业、兴文、矿业、益华四银行联合组设物资运输处和物资仓库（畹町、保山），购置车辆，投入滇缅公路沿线运输。“滇缅路时期为昆市之黄金时代”，昆明“商场中游资对象，不外黄金、美钞、越币与棉纱布匹。黄金每日交易量多时四千两，少时数百两”。[7](P402)1943年8月，昆明市政府决心“取缔美金黑市，封闭违法钱庄”，计有“盈通、和丰、兴源、汇丰”四家钱庄遭关闭。[10]但各家银行均有官方背景，相安无事。
四、云南近代银行善于把握历史机遇做大做强
在云南经济发展史上，有两次重大的历史性机遇，一是清末滇越铁路通车和昆明自开商埠，二是抗战时期滇缅公路修通和云南成为战时经济重镇。云南官方和金融界敏锐地抓住了这两次机遇，促进了传统金融业向近代金融业的转变。
1924年张维翰修、童振藻纂的《昆明市志》回顾了富滇银行初期的营业：“市内金融在昔甚为沉静，自滇越铁路通后，对外贸易日渐发达，与外埠常生贷借关系，乃不时发生变动。唯其时输出入均足相抵，间有入超或超出之事，为数无多，不致大生激变。且自民国初年设立富滇银行为全省金融机关，市内金融得资调剂，故历来皆称活动。”[11](P207)客观地看，富滇银行的创设适应了滇越铁路通车后的云南商业和贸易形势，其时对外贸易平衡，富滇银行银根稳定，信誉较著。云南朝野对创设银行，增强对本省金融资源的控制力有着一致的态度和持续的动力。同时，对外国银行的渗透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抗战期间，云南银行业迎来了第二次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中国银行昆明支行1943年度业务报告称：“云南地处边疆，经济文化较为落后。自抗战军兴以还，因沿海沿江广大平原相继沦陷后，战事大本营移向于西北及西南山岳地带。自欧战爆发，苏俄参战后，西北之国防援华路线即为停止，云南遂到达历史转折时期。因环境使然，逐形成为后方国防交通中枢及经济重心。商业之繁荣有代替往日‘上海’之趋势，本行业务亦随之蒸蒸日上……而港沪南洋一带撤退资金，除一部汇流闽、广、黔、川等省运用外，大部分因昆明市场向尚自由贸易，目全国皆在被封锁，无一处是资金投资之理想安全区，故多滞留昆市，致市场游资拥塞。各商业银行乃相继在昆明设立分支机构者达十余家。吸收游资，投资于商业市场或汇往蓉渝一带转放高利，藉获盈余。”[3](P143～145)对抗战期中之昆明银行业，中国农工银行昆明分行报告书（1946年6月1日）有精辟总结：“昆明扼西南国际交通孔道，抗战期中，商业之盛，谨简分为三个时期言之：甲，滇越铁路时期：二十九年九月告断。乙，滇缅路时期：为昆市之黄金时代，三十一年三月告断。丙，中印路时期：初为驮运，继为空运、陆运、输量颇为可观。随以上三时期之盛衰消长，昆市银行业续增至四十一家，谨就其性质归纳如下：甲，国家银行六家：中央、中国、交通、农民、中信、邮汇。乙，省银行三家：富滇新、广东、云南合作金库。丙，市县银行二家：昆明市、昆明县。丁，本地帮十家：兴文、劝业、矿业、益华、中侨、云南实业、长江实业、昆明商业、永丰、光裕。戊，下江帮六家：上海、金城、新华、农工、上信、浙兴。己，川帮十家：聚兴诚、重庆、和成、美丰、川康、亚西、同心、济康、川盐、其昌。庚，其他四家：华侨、大同、工矿、正和。”[3](P203～204)其時，昆明的南屏街是“金融一条街”，银行、钱庄、商号云集，如兴文银行、侨民银公司、云南实业银行、劝业银行、昆明市银行、重庆银行、中央银行、中国银行等云集于此。云南本地的银行无论是数量还是规模均达到民国时期鼎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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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文系2011年度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重点项目《近代云南地缘政治形态变迁》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1Z125。
作者简介：车辚（1969-），男，云南昆明人，历史学博士，云南农业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政治学、经济技术史。
作者 车辚 徐冰霏 银瑞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