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公司自治与司法介入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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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公司自治是公司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作为商主体实现效率的前提条件。司法介入公司内部事务，对于解决公司内部矛盾，打破经营管理僵局有着重要作用，然而没有原则地介入也会妨碍到公司营利行为。且中国市场观念并不彻底，理清两者的关系就更显重要。
【关键词】公司自治 司法介入 平衡
一 公司自治
（一）什么是公司自治
公司自治，是与行政干预公司运行以及司法介入公司经营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是一个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的学术概念，在我国成文法规定的条文中并没有出现，而是以其他类似的词汇替代。公司自治有两层含义，一是从公司对外关系来讲，公司是独立法人，拥有独立的法人财产权，由公司机关负责公司的运行，对外发生法律关系，其他法律上的“人”不得干涉；二是从内部关系来讲，他人，包括国家权力，不得擅自介入干预其经营管理。简言之，就是对外经济的自由和内部管理的自治。从第一个关系来说，强调公司的经济、财产独立性，特别是在涉及股东、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债权人时，公司以独立的法人格作为法律关系的承受者。从第二个角度来说，着重强调公司内部决策的不受干扰性，特别是当行政权或者是司法权介入时，公司自治是否充分、合理，应该成为权力介入的考量因素。
（二）公司自治与时俱进，顺应历史潮流
我国公司立法较西法发达国家相对滞后，随着西法东渐的深入，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公司自治的理念顺理成章地渗透到现实的立法与司法层面。有学者统计，“可以”、“由公司章程规定”、“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全体股东约定的除外”等任意性字眼，在《公司法》中总共出现了119处，而在旧《公司法》中，此类字眼仅出现了75处。而在审判实践中，法官也逐步改变思维方式，“章程优先”、“穷尽内部救济”“公司维持”等原则在法院体系中得到普遍认同，不仅维护了公司法商法私法的品质，更加节约了司法成本。
（三）公司自治的私法本质
之所以在公司纠纷中强调公司自治，其根本在于公司法的私法属性。虽然近年学界热议的私法公法化趋势以及企业的社会责任理论都在辩证地批判着私法的内在矛盾以及先天不足，但是不得不说，脱离了私法的本质属性，这些批判与评价则毫无意义，只有本着“私”的本源，才能挖掘其中“公”的要义。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Ulpian)曾指出：“公法是关于罗马国家的规定，私法是关于个人利益的规定。”一般而言，公法是以国家及其代理人为一方或双方主体，以权力服从为基础的强制性的法律关系，私法则是以平等的法律人为一方或双方主体，以意思自治为基础的平等自由的法律关系。由于尊重个人自由意志，私法自治便成为私法领域上最高指导原则，作为私法的商法，一般允许当事人自由地设立、变更、消灭私法法律关系，法律上基本不预设让当事人必须遵循的强制性规范。公司自治的极致状态，就是在不違反效力性的强制条款的情况下，公司可以“为所欲为”。
（四）公司自治的效益至上和营利性
与民法将诚实信用作为帝王原则不同，商法有其特殊的价值追求，效益是区分民商法的最基本特征之一。效益性也是商事立法的首要原则。商事交易以营利为目的，为实现营利目的，必须力求交易的迅速完成。因为只有交易迅捷，从事商事交易之人才能多次反复交易而实现其营利目的。而营利性是在效益原则指导下商主体从事商事行为的首要特征。商主体组织、内部管理、对外进行交易无一不是在该原则的指导之下完成的，而且只有参与市场竞争的商主体才有意愿、有能力、有信息、有计划地去完成经常性营业行为，其他法律主体，如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则没有这样的能力和意愿。“就本质而言，在经营管理公司方面，法院并不擅长，所以法院不愿、也不敢介入公司商业运作事务中”。在公司纠纷案件中，特别是关于公司内部管理关系以及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公司的关系的问题上，法院的不合理介入会走向效益原则的相对方。过度强调司法介入的制度设计必然会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减损经济运行的效益，背离自由的市场本质，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大方向。
（五）公司自治经济学的思想
公司自治与经济学史上古典自由经济学的兴起密不可分，其代表人物亚当斯密认为，市场经济个体出于对各自利益的考量，平等进行交易，在市场内部的价格、竞争机制的指引下，会促进整个社会利益的增加，达到生产上的和分配上的效益。政府的角色在于维持治安、组织国防、保障产权、执行私人之间订立的合同(契约)及提供私人企业没有兴趣供应的公共财政。随着英国经济的起飞，这种理论被证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正确的。与之对应，早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开始强调公司自治的重要，“放任”公司于国家管制之外。
二 公司治理的司法介入
（一）什么是公司治理的司法介入
司法介入公司治理，是与行政管理介入公司运行以及公司自治相对应的概念，是指当公司运行出现问题，纠纷无法通过其他途径解决，由相关当事人提交人民法院予以裁判的过程。行政介入与司法介入不同，笔者认为，从行政权力的主动和司法权的被动来看，行政性的措施更有可能妨碍公司的运行，特别在当前的中国社会，行政力量依旧强大，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大量调配资源，行政机关既缺乏可靠的权力制约机制，其本身又不善于经济管理，放任行政机关干预公司内部事务，容易引发寻租以及低效，这也是我国多年以来贯彻政企分离的原因。而司法权的具有被动性，依据“不告不理”的原则，能较为稳妥、“温和”地划出国家与企业关系的界限。
（二）司法介入是新公司法修订的重点
2005年修订完成的《公司法》是一部极有意义的法典，由于积累了长期的公司审判经验，立法机关在制定法典时特别针对“老法”缺乏可诉性的问题予以重视。由于之前的立法大部分都是原则性的规定，抑或仅仅赋予公司以及其他相关人相应的权利，而没有对权利的保护作出完整的规定。在其颁布实施之后在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同案不同判，或者同一事由受理与否的争议。如仅仅规定了股东的查阅权利，而对查阅权是否可以由法院强制执行力予以保障就没有做出规定。修订后的《公司法》扭转了这样的局面，更多地赋予当事人以诉权，请求法院介入纠纷，进而定纷止争。
（三）司法介入的合理性
公司的管理权利是有限的，当外部管理权力膨胀，并侵蚀其内部管理的时候，必然会影响公司作为一个独立法人的地位，在公司运行过程中受到外部制约越多，公司意思自治范围越萎缩。但是“司法权是权利的庇护者”，根据权利救济的法理，无救济则无权利，当内部纠纷出现，商主体权利受到减损的情况下，没有及时的司法救济，公司法关于内部权利义务的配置以及规定很可能成为一纸空文，赵旭东教授明确指出：“不存在私法救济关系之外的公司内部关系”。“公司法上的诉讼，绝大多数恰好都是因为内部法律关系发生的，无论是要求确认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决议无效之诉，还是公司对股东或董事提出的赔偿之诉，都是典型的内部关系引起的诉讼。显然司法机关不可能因其属于内部事务为由拒绝审理”。
（四）司法介入的经济学看法
诚如公司自治由古典自由经济学作为当时的理论支持，司法介入的发展也有相关的理论予以回应。在古典自由经济学风行欧美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给了人们深刻的思考，于是凯恩斯主义抬头，行政力量、司法力量开始进入公司治理的视野，随着美国经济的成功复苏，欧美各国竞相效仿。然而，过分的自治和过分的介入都有其不可避免的缺陷，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滞涨”出现后，人们反思两者的关系，力求寻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点。
三 公司自治与司法介入的平衡
（一）两者的互补而非否定关系
公司自治与司法介入从其各自的主体角度看，是对同一问题的不同切入，是同一经济矛盾在市场主体和国家代表两者之间的反映，两者出发点不同，处理方式各异。
公司自治寻求的是利益最大化，是效率的优先，在民商事意思自治原则下缔结各种法律关系。但是无限制的放任这样一种自由必然会给权利以滥用的空间，引起权利与义务的不平衡，达到某一程度的时候就可以反过来压抑效益的发挥和主体意思的自由。如大股东利用表决权的优势，侵害中小股东利益；公司连续盈利而不对股东进行分红；股东会董事会决议内容、程序违反公司章程的情况等。此时，法院依据当事人的请求介入，以效益原则作为商事案件的判案灵魂，兼顾企业社会责任，以及民法上的诚实信用规则，能够尽可能补充自治带来的不足，平衡各关系人利益。公司及其相关人的自由不是不受制约的自由，虽然无法精确断定自由的范围，但当自由触碰到边界的时候，司法就可依申请启动，进行公平的衡量。
（二）司法介入的原则
1.公司自治优先原则
鉴于公司法商法私法之品质，处理公司法的问题，需要本着私权本位的观念，放弃了这一点也就是无视其内在的特殊性。公司自治是原则，司法介入是例外，这也是世界范围内公司司法的普遍要求。优先适用这一原则也能够体现商法的效益性原则，因为公司的管理者更有能力处理公司经营管理事务。而且优先选择自治的方式从法院角度考虑，也能很好的节约司法成本。
2.穷尽内部救济原则
穷尽内部救济是指当事人在向法院提起诉讼之前必须先寻求公司内部的解决方法，只有当公司内部无法解决或者没有意愿解决的，相关人才可以请求法院保护。该原则的应用一方面是自治优先的延伸，可以实现经济效率，同时节约司法成本；另一方面，也可以防止滥诉的出现。如果不以该原则指导立法、司法，很可能出现部分目的不当的相关人利用司法机关的权力阻滞公司正常的运行，从而实现自身的目的。我国公司法已经吸纳此原则，如《公司法》规定的“公司僵局打破制度”以及“股东派生诉讼”中，已经将该原则写入现行立法，但是对该问题的把握，还有待法律解释加以细化，以及各级人民法院在审判实践中积累经验。
3.形式审查为主，实质审查为辅
形式审查主要是法院依法审查公司运行的程序以及公司行为的形式是否合法；而实质审查主要是指法院对公司决议内容的合理性进行判断。形式审查对于法院而言难度较小，如股东会、董事会召集程序的审查，股东查阅权、查账权的保障，减资程序是否合法的审查等，对于这一类问题，可以依据双方提交的证据，依照民事诉讼程序予以裁判。然而实质性审查则不然，实质性审查其本质是法院代替公司进行商业判断，商业行为不是法院的职权，更非其擅长，法院的过分介入很可能阻碍效率的发生以及经济的自由民主。如在股权回购价格确定的案件以及利润分配请求的案件中，很难判断回购价和利润分配的合理性，在这些情形之下，法院更倾向于调解或者和解结案。
四、小结
公司自治与法院介入是对立统一的概念，在审判实践中尤其应当妥善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在两者之间不可能存在一个量化的标准，对于何时可以由法院介入公司内部事务、对于内部事务介入程度的大小，更多的需要法官自由裁量。但是归根结底，公司法立法的根基是私权自治，公司法作为商法的龙头，强调效益和营利，这必然是公权力介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明确了法院在这类案件中自身的身份和职责，并把自治优先作为前提条件，才能更好地处理两者的关系，实现各方利益的平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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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赵旭东.公司僵局的司法救济.3版.人民法院报，2002-2-8.
作者简介：苏昊（1989-）,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法学2011级硕士研究生；吴利嫦（1982-），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法官。
（责任编辑：刘影）
作者 苏昊 吴利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