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静物讲述勇士的故事

　　2010年，是人类首次从北坡登顶珠峰50周年，也是中国西藏登山队(西藏登山营1960年成立，1964年在登山营的基础上改建为中国西藏登山队)成立50周年，国内目前唯一的珠峰登山主题博物馆——西藏珠峰登山博物馆将以他们的展品讲述着勇士的故事，纪念这一体坛盛事。
　　
　　14座8000米以上高峰采集的岩石标本
　　
　　由西藏登山综合中专学校筹建的珠峰登山博物馆是中国首个以珠峰登山为主题的博物馆，博物馆占地约400平方米，馆外墙上的竖条黄色木排上书写藏、汉、英三种文字的“珠峰登山博物馆”的字样，馆内收藏有230多张珍贵的照片，100余件实物展品和一个珠峰区域的模型，2008年5月12日开馆以来，已接待了来自海内外的众多登山爱好者以及西藏各族各界人士。珠峰第二台阶“退役”的著名“中国”梯、登山英雄丹增诺尔盖和母亲的合影、中国登山队攀登珠峰用过的登山靴、氧气瓶等，这些文物生动见证着半个世纪以来人类攀登珠峰的历史，其中众多反映中国登山运动的珍贵资料成为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博物馆筹办之初，“中国西藏攀登世界14座高峰探险队”的队员们就送来了他们从世界之巅14座8000米以上山峰上采集的岩石标本。1992年，由11名队员组成的“中国西藏攀登世界14座高峰探险队”正式成立，在攀登世界14座8000米以上高峰的人类壮举中，他们中一人长眠于雪山。2007年7月12日，次仁多吉、边巴扎西、洛则成功登上位于巴基斯坦的迦舒布鲁姆1峰，成为世界上第一支以集体形式完成14座最高峰登顶的团队，跻身国际著名的“十四座峰俱乐部”成员。
　　
　　“马—欧之谜”与马洛里遗物
　　
　　在这座“家门口”的展览馆里，不仅有我们中国人自己的骄傲，同时也保存着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登山界朋友使用过的物品，传奇式的英国喜马拉雅探险家马洛里的遗物便是其中之一。
　　马洛里和欧文是英国第三次珠峰探险队的成员，1924年夏季在从我国境内的珠峰北侧攀登珠穆朗玛峰时神秘失踪，造成一直困扰世界登山界的“马—欧之谜”。多年后，马洛里遗骸的发现震惊登山界。
　　发现马洛里遗骸“得益于”近些年世界气候转暖，1999年，一支美国珠峰登山队首先发现了马洛里遗体和遗物。根据1999美国珠峰登山队报告，5月1日，该登山队沿传统路线在即将到达第六号营地的途中海拔8150米处发现了1924年6月8日失踪的马洛里的遗体和一些遗物。马洛里面部朝下，部分身体与泥土和碎石冻结在一起。很明显，他曾经历过严重的滑堕，一条腿已经摔断，其他部位多處受伤。腰部仍系着半段绳索，看来他可能是从“黄色带”即第一台阶下滑堕了一段距离，最后受重伤而丧生的。他的身份是从几处缝在他衣服上有他的名字的标记上辨别的。另外他的上衣和其他个人用品均与1924年登珠峰前所拍的照片相符。在他身上发现的几件东西都是一些个人物品，包括太阳镜，袖珍小刀，高度计，几封家信，手帕和一盒火柴，没有发现照相机，也没有氧气设备。冰镐和背包，这更增加了马洛里曾遇意外的可能性。现场没有发现他的同伴、与马洛里一起失踪的欧文的任何遗物。如果没有更大的意外，他们的尸体应该相距不远。1999年5月1 7日，在第一台阶下面海拔8500米处发现了1924年英国登山队的一个氧气瓶。除此之外仍没有找到任何英国人登顶的证据。
　　马洛里遗体和遗物的发现部分揭开了1924年马洛里和欧文的失踪之谜。多年以来西方人一直对我国1960年首次从珠穆朗玛峰北坡登顶的事实有所质疑。他们认为英国人在中国1960年攀登珠峰之前曾几次攀登珠峰，马洛里很可能是第一位越过第二台阶甚至于从北坡登顶成功的人，只是在下撤途中与同伴欧文遇突发事件罹难。
　　其实，早在五十年前，1960年我国登山队员在攀登珠峰的过程中就曾发现过两处英国登山队的遗迹、遗物和登山营地。一处是在7600米的高度，队员们看到了英国人的登山营地遗址和英国登山队员遗弃的一些物品(包括珠峰登山博物馆收藏的这支马洛里曾使用过的锈迹斑斑的老式氧气瓶)。在8300米处又发现了第二个英国人的营地遗址。
　　去年12月30日，我们联系到在内地养病的登山前辈，中国著名的登山健将贡布老人，老人还清楚地记得发现马洛里遗物的时间，“那是1960年4月，我们在第三次行军的时候，是我在7300米至7600米之间的高度首先发现了英国人的营地遗址和氧气瓶，我还试着打开过，氧气瓶里当时还有氧气。在下山的时候我们把氧气瓶带下来了，后来根据综合分析认为这应该是马洛里当年留下的。”但这些并不能给是否是英国人在北坡首次成功地登珠峰提供强有力的证据。根据中国队攀登第二台阶的情况来看，在英国人攀登珠峰的年代，当时的登山设备是很难越过第二台阶的。
　　所谓“第二台阶”就是指珠穆朗玛峰东侧山脊8570米至8600米之间的一段陡峭地区。这一地段从来被认为是从北坡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最后一个难关。另一个难关被称为“第一台阶”，是位于海拔8200至8400米的一片层状岩石。那里黄褐色的岩石东高西低一层一层地排列着像一条黄色的带子，所以也被称作“黄色走廊地带”。马洛里和欧文最后出现时正是在这里试图攀登“第一台阶”。越过这两级台阶便可以轻松地触摸到世界之巅了。“第二台阶”被当时的英国人认为是一个极难攀登的地区，尤其是最后5—6米垂直的陡坡。多年来，攀登珠峰的中国和外国登山队都没有在“第二台阶”高度以上发现过任何当年英国登山队的遗物，有可能在1960年以前英国人从没越过“第二台阶”。当然这并不能抹杀马洛里作为伟大探险家的贡献和地位。
　　
　　“中国梯”回收记
　　
　　在珠峰登山博物馆展厅二楼东侧的靠墙处，著名的“中国梯”摆放在特殊设计的玻璃柜内，告诉人们一段传奇般的登山故事。今年62岁的登山老人索南罗布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
　　索南罗布是1975年攀登珠峰的“九勇士”之一，退休后定居在老家当雄县，他的小院就坐落在县城边上的一条小河旁。他还有一个茶馆设在公路南边的菜市场里，生意并不是很红火。即便如此，老人白天还是经常不在家，他说：“我就是闲不住的人。”
　　1975年，中国登山队第二次攀登珠峰，索南罗布从部队上被借调到登山队，负责侦察修路的任务。在进山的一两个月中，他带领的侦察修路组一直拼搏在高山上，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当攀登路线修到8100米高度时，由于原定的两次突击行军均告失败，他们被通知下撤。在登山队组织第三次突击时，队里宣布，索南罗布任突击队党支部书记。突击队队长。
　　索南罗布回忆攀登珠峰东北路线，要经过三大难关：一是7028米的北坳，二是7450米的大风口，三是8700米的第二台阶。其中登山队员能否完成登顶任务，最关键的是必须要跨过第二台阶这一最大的关口。
　　第二台阶是一个高5米多，垂直、陡峭、光滑的岩石墙，无从寻找攀着点，攀越它有很大的难度。在1960年，中国登山队首次攀登珠峰时，贡布等4名队员在到达第二台阶时，就通过搭人梯的形式，最后一段是由刘连满作人梯底座，屈银华踩在他肩上，又在岩壁上打了几个钢锥才攀登成功的。仅在这几米高的岩壁上就花了3个小时的时间。为此，他们不但付出了很大的艰辛，而且失去了宝贵的时间，当他们胜利登上顶峰时已是凌晨4时，所以没能在顶峰进行拍摄和收集资料，留下了登山史中的一大遗憾。
　　1975年，索南罗布参加的中国男女混合登山队再次攀登珠峰时，吸取了1960年的深刻教训，制定了通过第二台阶的周密计划，并特制了用于第二台阶的金属连接梯子。当时，登山队员们通过4次适应性行军和物资的运输，把这一金属连接梯子送到8600米的高度。最后登顶时，由突击队党支部书记索南罗布带领突击队员们，从大本营向上进发。5月25日，突击队第一小组的4人到达8600米的突击营地。这时已是19时(离天黑只有两个小时)，但索南罗布首先想到的不是休息，而是如何找到第二台阶的路线，因为他们第四次行军尝试登顶时，曾在这里迷过路，受过挫折。这一次他下了决心，安排两名同志搭帐篷，他自己和贡嘎巴桑两人带着几条尼龙绳和岩石锥，去修通突击营地至第二台阶之间的道路。这是一条需要在黄岩石上横切行走60米左右“路”，又陡又险。他们两个相互保护，艰难地边打岩石锥，边拉绳子，接近到了第二台阶下面的乱石堆。这段路的下面是看不见底的万丈深渊，一旦滑坠下去就会粉身碎骨。索南罗布和贡嘎巴桑并没有时间考虑这些，他们想的只是，这是通往顶峰的最后一道难关，危险再大，困难再多也要找到第二台阶。他们靠着勇敢顽强的精神，经过极其艰险的攀登之后，终于在天黑前找到第二台阶并修通了攀越第二台阶的道路，当他俩返回到突击营地时，已是晚上21时了。
　　第二天，5月26日，索南罗布、贡嘎巴桑、大平措、次仁多吉4位队友，带着四节金属梯、岩石锥和尼龙绳等修路工具出发了，目标就是架设通往顶峰第二台阶的金属连接梯。他们在到达第二台阶的底部后，克服极度缺氧、疲劳和寒冷，连接起4节金属梯，把它竖立在岩石墙上。梯子的高度达到了4米，但第二台阶岩石墙的高度有5米多，距顶部还差1米多。当他们上到梯子顶部时，发现一块岩石上还挂着一段尼龙绳。他们非常高兴，这些岩石锥和尼龙绳，是1960年4位登山前辈攀越第二台阶时留下的，经过15年的风吹日晒，原本红色的尼龙绳已变色老化，很不结实。为此，他们在梯子的上端打岩石锥，用铁锁连接固定梯子，用新的尼龙绳拴牢，把梯子固定得结结实实，终于打通了外国人称之为连鸟也难以飞越的最大难关——第二台阶，为5月27日胜利登顶打下了决定性的基础。
　　由索南罗布率领的登山队成功登顶，在当时引起全国各族人民的关注。他们后来到各地巡回做事迹报告，国家体委为他们召开了庆功会，他们还受到邓小平的接见。但非常遗憾的是，就在那次登山后，身体一直很棒的索南罗布经常觉得头疼，他只好告别心爱的登山队，返回部队。在部队工作了一年后，他又主动要求来到气候等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差的当雄县工作。在当雄县工作期间，他积极组织民兵训练，选拔优秀运动员，组织各项体育赛事，为基层的人民武装工作和群众体育工作做了力所能及的贡献。退休以后，他的头疼病一直不能得到根治。据医生分析，他的头疼就是由1975年那次登山引起的，由于当时氧气少，而索南罗布在修路，登顶过程中体力消耗过大，以致对大脑产生了不良的影响。谈到这段往事，索南罗布说自己始终因为带队登顶珠峰而感到骄傲，绝不后悔。
　　现在，1975年登上珠峰的英雄中，潘多和侯生福生活在内地，罗则、索南罗布、贡嘎巴桑、大平措等已经分别从区体委、当雄县教育局、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啤酒厂退休，有的在成都等地购房安家，年龄较小的桑珠在两年前接替了自治区体工大队队长的工作。而阿布钦、次仁多吉已经去世多年了。
　　1975年由中国登山队架设在陡峭的第二台阶上的金属梯子，不仅保证了那一次探险的成功，也为此后的高山探险家提供了安全便捷的通道。1980年我国对外开放山峰之后，从我国一侧攀登传统路线成功登上珠峰的登山队都是利用这个1975年架起的金属梯登顶的。这个梯子也被世界登山界亲切地称为“中国梯”。在中国人征服第三极50周年之际，回想起架设在第二台阶的金属梯，索南罗布说，这不是一个普通的阶梯，它为后人成功登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登山爱好者的友谊桥梁。
　　后来，随着国际登山运动的日益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尝试从北坡攀登珠峰。而“中国梯”的顶端处有一块突出的岩石，给攀登者带来不小的难度。由于登山者的经验实力和身体条件参差不齐，很多登山者要在这里花上很长时间，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阻塞”，甚至还有一些人在这里被冻伤。2008年，国外一支商业登山队和西藏登山学校联合，在原“中国梯”右侧岩壁上搭建了一个更高的金属梯，使攀越“第二台阶”变得更加便捷。
　　令登山老人欣慰的是，在珠峰海拔8700米的高度上挺立了33年的“中国梯”，在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后于2008年被带到拉萨，收进了珠峰登山博物馆。
　　西藏登山学校校长尼玛次仁说：“‘中国梯’承载着中国人对珠峰的探险历史，它落户珠峰登山博物馆，是登山界的一件喜事。”
　　目前，博物馆已经精心开设了“中国梯”专栏，向世人展示中国人攀登珠峰的历史。
　　
　　高山摄像机和它的主人贡嘎巴桑
　　
　　在展厅东侧“中国梯”旁边的玻璃柜里放着一架老式的佳能摄像机，机身上贴着一块白色的胶布，上面写着摄像机主人的名字一贡嘎巴桑。
　　贡嘎巴桑老人在从成都接受我的电话采访时说到了当时他当摄影师的缘由：“我们听说1960年，贡布和王富洲他们第一次登上珠穆朗玛峰的时候由于是在晚上，没法拍照，留下很大的遗憾，以致成为后来某些人质疑的理由。我们这次登山的时候对这些方面非常重视，给很多人配备了摄影摄像器材。我和大平措，阿布钦、侯生福都摸过相机，摄影技术是老队长曾曙生亲自教的。由于拍摄环境非常恶劣，选择的器材看来是精心挑选的，特点是体积小、容易操作，对着景物一摁就行，跟后来的。傻瓜机’差不多。当时就是为了完成任务嘛，下山后有的相机连胶卷都没有取下就拿走了，所以自己留下的很少很少。我在顶峰上拍的一张照片，后来被很多报刊采用，但署名是别人的，我也没有计较，想着只要我们大家共同把任务完成就行了，别的可以忽略不计。1977我在托木尔峰上拍过一张照片，这个照片是署的我的名字，很多报纸都用过。”平淡的语气中透露的是不争的心态。
　　贡嘎巴桑是1947年生人，1965年被选入国家登山集训队。训练是十分艰苦的，虽然常常偷着哭鼻子，但他从不掉队，从没有影响到训练。他聪明好学，汉语学得很快，训练技巧和登山专业技术的掌握也很快，几年以后便从一个大字不识的小藏娃成长为有名的登山健将。
　　1980年，贡嘎巴桑和队友索南罗布调到解放军部队138团担任参谋，1982年转业到西藏人民出版社工作，先后任政治干事、办公室副主任等，一直保持着一个登山人艰苦朴素、任劳任怨的传统作风。在出版社工作的20多年里，很多小青年不知道身边这位朴实憨厚的大叔是个一等功获得者，还是中国第一代高山摄影师。他说：“后来，国家四部委专门发文，对1968年以前参加工作的，获得过体育运动荣誉奖章的老运动员每年给予2600元的特殊补贴，我的生活过得非常好，想到那些已经去世的同事，我觉得我是幸运的。”
　　
　　仁青平措的勋章
　　
　　还是2008年夏日的一天，得知珠峰登山博物馆已对外正式开放的消息，西藏登山综合学校原副校长仁青平措亲手将自己珍藏多年的“尼泊尔王国一级勋章”送到馆里，使它成为首批馆藏珍品之一。这枚不朽的勋章记载着这位登山人非凡的人生经历。
　　人称“小愚公”的仁青平措曾经担任西藏登山队副队长。登山管理处副处长、西藏登山学校副校长。1965年参加国家登山集训队，在珠穆朗玛峰参加了实地攀登训练后，又在兰州参加了半年多的大运动量身体素质训练。1966年在珠峰训练时登达7450米的营地。1974年初，再次参加国家登山集训队，于1975年春季在中国登山队第二次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活动中，首次登上8600米的高山营地，由于遭到高空风而被迫在8600米停留了三天三夜，下撤到8200米休息了一晚。当听说要再次组织队伍突击顶峰时，他拖着疲备的身躯，要求为突击队运输氧气到8600米营地。在运输氧气的过程中，他的双手被冻伤，造成8个手指头被不同程度的截去。1977年7月，在攀登托木峰的过程中，他登到7400高度，还有30米就要登上顶峰的时候，一个患严重高山病的队员需要立即往山下护送，他毅然放弃登顶机会把病号安全送了下去。
　　1981年，他陪同日本女队攀登希夏邦玛峰，最后只有队长田部井淳子一个人到了7700米的突击营地。田部井淳子曾在1975年5月登上珠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登顶珠峰的女性。但攀登希夏邦玛峰时田部井淳子的状态并不是很好，当时的情况是，如果没有男队员帮助，她是很难登上顶峰的。仁青平措明白，他的任务是只能到达突击营地，否则回来是要受处分的。但是，他更明白一个登山运动员到了这么高的地方而没有登顶的心情。他毅然决定，就是受处分也要先把这位日本女登山家护送上去。最后，他们一起登上了希夏邦玛顶峰，又一起安全撤回到大本营。幸运的是，仁青平措并没有因此受到处分。1982年到1983年，他带队两次登上7043米的乃澎峰。1985年春，仁青平措担任卓奥友峰登山队副队长兼攀登队长，率领8名队员，一举登上8201米的世界第六高峰——卓奥友峰，被授予国家级运动健将称号。
　　1988年5月5日，在中、日、尼三国双跨珠穆朗玛峰的重大国际登山活动中，仁青平措从南侧登上顶峰并单人由北侧安全下山。由于他的双手严重冻伤，攀登困难地段时，经常要用牙齿咬住保护绳索以便保持身体平衡。这次，他荣获体育运动荣誉奖章一枚，被授予国际级运动健将称号，并获得尼泊尔王国授予的“尼泊尔王国一级勋章”。
　　
　　埃德蒙·希拉里的礼物
　　
　　2008年7月，珠峰登山博物馆迎来一位特殊的客人——世界首位登顶珠峰的新西兰登山家埃德蒙希拉里的儿子彼得希拉里随国家地理旅行团来到拉萨，向西藏珠峰登山博物馆捐赠礼品。
　　54岁的彼得希拉里捐赠的物品有3件，其中一件是埃德蒙希拉里的遗物——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登山时使用过的岩石锥，还有一张印有埃德蒙希拉里头像的面值5元的新西兰纸币，以及彼得希拉里刚刚出版的讲述自己攀登珠峰和K2峰经历的书籍《in the ghost country》。彼得希拉里表示，他父亲生前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把他用过的登山物品捐赠给需要的机构或个人，以保存这段历史的记忆。后来，彼得希拉里也成为一名登山家，并曾两次登顶珠峰，在登山时也曾多次使用过父亲的遗物。“今天捐赠的岩石锥就是其中的一件，”彼得希拉里说，“多年来，我一直在世界各地寻找适合保存这些物品的地方。一年前我来到西藏，这里的人们和风景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珠峰登山博物馆，我觉得，这里是最适合保留这些物品的地方。”彼得希拉里指着钱币说，这张钱币是在他父亲去世前发行的，当时他是世界上唯一在世时肖像就被印上钱币的人。彼得希拉里在珠峰博物馆的留言册中写道：“非常感谢你们保存了中国登山及世界登顶珠穆朗玛峰的历史，并保留了登山领域里如此多的物品，你们的展览感动了我，希望展览能感动更多的人。”
　　登山博物馆的主要创办人尼玛次仁说，珠峰登山博物馆建立时间不算长，目前所珍藏的物品大多来自国内登山家，还需要向世界著名登山家征集大量的物品。这次捐赠的物品是来自国外的第一批捐赠。作为登顶珠峰的第一人，埃德蒙希拉里的遗物具有重要的纪念意义，非常珍贵。
　　
　　奥运火炬火种灯
　　
　　2008年北京第29届奥运会珠峰传递火种灯和火炬灶差不多是博物馆里最“年轻”的成员，它们自豪而昂扬地展示着新一代登山人的辉煌业绩。
　　那是2008年5月8日，最早一批登山队队员是于北京时间8日凌晨1时30分从海拔8300米的突击营地出发的，最后一批队员在3时30分离开营地。经过6个小时的艰苦跋涉，队员们于9时许抵达珠峰顶峰。藏族运动员罗布占堆从火种灯中点燃了取火棒后，再用取火棒点燃了第一棒火炬手吉吉手中的火炬。随后经过王勇峰、尼玛次仁、黄春贵的传递，第五棒。也是最后一棒火炬手次仁旺姆于9时16分在珠峰顶峰8844.43米处向全世界媒体展示了手中的“祥云”火炬。所有的火炬手和北京奥运火炬接力珠峰传递登山队的队员们在珠峰顶峰簇拥在奥运圣火周围
　　并展示五星红旗、五环旗和北京奥运会会徽旗。
　　8844.43米，在这样一个海拔高度，还是首次有象征光明和温暖的火种出现。它的意义，绝非仅仅是北京奥运会“祥云”火炬登上了地理概念上的世界之巅，而是在人类的精神之巅点亮了一盏明灯。
　　奥运圣火，曾通过人造卫星从太空传递，曾在深海遨游实现水火交融的奇景，如今，它首次登上了有世界第三极之称的珠峰。英雄普罗米修斯盗来的“天火”，在奥林匹克的旗帜下，被重新赋予了光明、和平、友谊、进步、和谐的含义，首次在珠峰上撒下光芒，不仅宣告了人类挑战自我和探索自然的不懈追求，并且从心灵上，完成了一次人类回归精神家园的壮举。
　　这是北京奥运会最绚丽的亮点之一，是中华民族挑战人类极限的一次壮举，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逾百年历史上的一道奇观，也是中国奉献给全世界的一大人类杰作。
　　登临绝顶，方知世界之大美。北京奥运火炬圣火登顶的瞬间，无论是在现场的勇士，还是全世界观看这一壮举的人们，毫无例外地都感受到了心灵的震撼，对崇高的心驰神往，对人类不懈追求的深深敬意。

作者 索 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