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刘」还是「拥曹」？

综 观中华帝制两千年，从秦始皇的「五德终始说」、刘邦的「三尺剑斩白蛇」、曹操的「奉天子以令不臣」、刘备的「汉贼不两立」、曹丕的「王位禅让」，直到欧阳修的「正统说」、康熙的「永不加赋」以及干隆的「贬金拥宋」……历朝历代的合法性「军备竞赛」可谓是奇招迭出。本书既甄别了各种「合法性版本」的同中有异，更写出了各种「合法性焦虑」的相互影响。

以《拥曹还是拥刘》这篇短文为例，作者张明扬告诉我们，西晋的陈寿「拥曹」，是因为「魏晋禅代」的继承关系，只有「魏」有了正统地位，晋才能自然继承正统。而江东之晋与南渡之宋「拥刘」，则是因为「偏安王朝」同病相怜，「手上唯一的政治底牌就是所谓的『大义』。」

都说历史学讲求证据，所谓「有一份证据说一分话」，这么说当然没错，但是另一方面，我总觉得历史学的想象力同样很重要。本书充满了想象力。孔子如果穿越到后世，他最喜欢的朝代会是哪一个？假如项羽战胜刘邦，大一统还会成为中国人的常识吗？张无忌如果当了皇帝，这个世界会更好吗？凡此种种，都是极为好玩的思想实验。

在《神圣家族》这篇文章的末尾，作者写道：「只有获得天命的人才具有建立新朝统治人民的资格，而只有制造政治神话的人才能获得拥有天命的舆论认证，这就是刘邦的政治逻辑，也是中国帝制时代的神秘主义逻辑。」

作为解构之作，明书拆解的正是中国帝制时代的合法性政治神话，但是相比之下，我更看重的是他拆解政治神话的手法。梁启超当年批旧史学的「四弊」：「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

今日观之，一个好的史学作者也许不应走到「四弊」的反题，而是要实现合题，既知有朝廷也知有国家，既知有个人也知有群体，既知有陈迹也知有今务，既知有事实也知有理想。惟其如此，才能与历史产生「共情」与「理解」，既不因「温情」与「敬意」而走向伪饰与护短，也不会为了「批判」和「启蒙」而变得粗暴和简单。

全书的压轴之作《清末的「晚明想象」》中写道，在清末的鼎革时刻，对于邹容这些反体制派而言，晚明的历史记忆，特别是强调清军入关暴行如《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正是用来消解清廷合法性的主要着述。

从客观严谨的历史角度出发，《扬州十日记》和《嘉定屠城记》对史实多有夸张，说是伪作亦不为过。但是恰恰因为干隆禁书，大肆销毁追述明亡历史的各类史学着作，以至于百年之后，让他的帝国继承人面临巨大的尴尬：「既然『真相』成为了禁忌，他们又怎能拿禁忌为自己辩白呢，难道要告诉天下，这些『严肃的禁书』说的才是真的，但我们在扬州其实只杀了 8 万人，而不是 80 万。」

对于处于「后真相时代」的现代人而言，这个来自于「无真相时代」的警世恒言格外的振聋发聩：「这可能是干隆没有想到的，真相固然是大清的敌人，但也是《扬州十日记》此类革命谣言的敌人。正是干隆，尽管他预见了『晚明历史记忆』这个帝国之敌，但也自我摧毁了作为反制工具的真相，让后世的爱新觉罗家族只能在革命谣言中束手就擒。」

作者 周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