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的贩妻案怎么判

徐 戚生是明末宁波人，家贫。因为生计困难，他想到了「贩妻」。把妻子卖掉，这是当时存在的一种陋习，官方有「典妻出子」的说法，就是把妻子卖给没有儿子的男人做妾，以给买方充当怀胎生子的工具。

晚明虽然心学流行，但官方仍以程朱理学为圭臬。「生死事小，失节事大」，对民众的桎梏仍属严重，但对底层民众而言，活着仍是第一要义，生的价值远胜过贞节。

贫贱的生活中，徐戚生从「贩妻」的旧习俗中看到了一丝生机与希望。徐戚生的姐夫叫何九二，他倒是有些家财，虽然也娶妻徐氏，但是一直没有生子。何九二想典个妾，解决自己的香火传承问题，于是和徐戚生一拍即合。徐戚生决定将妻子顾氏贩卖与姐夫何九二。

从签署的卖妻契约看，徐戚生和妻子顾氏都同意这笔交易。而从中撮合此事的是徐戚生的叔叔徐国宝、弟弟徐应朝。可见此事整个家族大半是同意的。

按照契约规定，顾氏只需典给何九二三年，之后便再归还原夫徐戚生。但后来起了争执，在顾氏重归徐戚生后，何九二状告徐戚生「奸占」，惊动了官府。

最后的结果是，徐戚生和何九二都受到了杖刑。因为在明朝的法律中，「典雇妻女」是一种犯罪：「凡将妻妾受财典雇于人为妻妾者，杖八十。典雇女者，杖六十。」按照这个规定，徐戚生和何九二需要被打八十大板，典雇的财礼也被官方没收。何九二强制和被典的顾氏离婚。

据记录晚明讼案的《折狱新语》称，官府在判何九二和顾氏离婚后，支持顾氏和徐戚生复婚，理由是「以正纲常」。「三纲五常」的确是当时指导判案的核心理据，「夫为妻纲」决定了妻子在某种程度上被男性视为财产的命运，徐戚生典雇妻子的故事也证明了这一点。

纲常的存在，也让当时的案件审判充满道德训诫的色彩。譬如徐戚生贩妻一案中，官府的判决文书中将这种亲属之间的「典雇妻女」称作「咄咄怪事，犬豕不若」「人貌畜行」。涉案的女性虽然未受杖罚，但判决书也谆谆教诲，批评何九二的妻子徐氏该对丈夫发狮子吼而不发，被卖的徐戚生妻子顾氏本不该同意典卖却竟甘于「雌伏」。

徐戚生贩妻案，触犯的不仅是明律「典雇妻女」法条，还与不得「娶亲属妻妾」的规定相违背。《大明律》中的相关规范是：「凡娶同宗无服之亲及无服亲之妻者，各杖一百……若兄亡收嫂，弟亡收弟媳者，各绞。」可见，何九二与顾氏的这种乱伦行为在明朝是被严令禁止的。

值得一提的是，元代还实行「收继婚」制——「父死则妻其从母，兄弟死则收其妻」，也就是，父亲死了娶后母为妻以及兄弟死了娶嫂或弟媳为妻的习俗，在明朝不仅被废止，而且要被处以绞刑。

另有一个案子的主角叫胡太源，浙江定海县人。他的一个从外地搬过来的邻居叫钟世禄。钟世禄有个妻子陈氏非常漂亮，胡太源垂涎她的美色，就和她认作干兄妹，做进一步交往。因钟世禄家贫，胡太源就经常给予一些接济，多是些食物和零用钱，前后大概花费了一二两银子的样子。

按照后来县府的判决，胡太源后来找个借口与钟世禄闹掰，就开始索要之前接济的银两。钟世禄没有办法，就把老婆陈氏作价赔偿给了胡太源。胡太源因此受到了杖罚，陈氏被判仍归钟世禄领回。

判决书中并没有说明胡太源受罚的法据，想来是因为「典雇妻女」罪。但为什么钟世禄没有受到杖罚呢？可能因他的典妻行为是被胁迫的缘故吧。

晚明虽然心学流行，但官方仍以程朱理学为圭臬。「生死事小，失节事大」，对民众的桎梏仍属严重，但我们从徐戚生和钟世禄典妻案可以看出，对底层民众而言，活着仍是第一要义，生的价值远胜过贞节。

这些发生在三四百年前的典妻旧案，很生动地记录了在旧礼法约束下底层妇女的命运。她们被视为财产，又要承受远远超过男性的贞节束缚。而在现实生活中，她们如何在贞节诉求和被性贩卖的冲突中平衡好自己的内心，显然是一个太过沉重的任务。回顾中国传统文化时，一旦涉及性别权利，仍有逃不过的令人心寒一幕。

作者 韩福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