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员受贿量刑的考量
唐 玄宗时，有个叫裴景仙的人当了武强县令，他在任期间索取当地百姓的各类财物高达五千余匹。裴景仙离任后被人揭发，捉拿下狱。唐玄宗得知此案后大为震怒，下令要将这个大贪官「集众杖杀」。
主管司法审判的大理卿李朝隐却上奏反对说：「裴景仙触犯的罪名是『监临主守乞取』（接受部下馈赠），属于法律上的『受所监临』赃罪，根据法律没有死罪。」
唐玄宗看了奏章，仍然亲手写「手诏」判决处死裴景仙。李朝隐又一次上奏：「法律规定枉法赃满十五匹处绞刑，而『不枉法赃』、『受所监临赃』再多也只是流刑。现在如果处死裴景仙，那如果以后有枉法赃罪，再怎么加重处罚呢？」经过几次反复，唐玄宗最后才接受李朝隐的意见，将裴景仙改处杖一百，流放岭外。
按现代的观念看，贪官这是被放过了，但在古代，却不是这样的观念。
一分为三的受贿罪处理
从这个案件的处理可以看到，古代法律规定的「受贿罪」分为好几种。「监临主守乞取」是一个独立的罪名，专指官员向自己的下属勒索财物的行为，而要予以处罚的时候，要比照另一个「受所监临」罪名的处罚规定来判刑。
从商鞅变法开始，中国古代法律就把一切非法所得统称为「赃」，按照「赃」的数量来定罪量刑。所有的官员受贿罪名，大体分为三类。
「受财枉法」是指主管官员收受了贿赂后违背法律做出决定，数额超过十五匹就可以判绞刑；「受财不枉法」是指官员虽然接受当事人的钱财，但是在公务的处理上并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最多只是流放三千里；「受所监临」指官员收受自己部下及所管辖内百姓财物的行为，而授予财物的一方也并无具体要求事项，官员也没有违法处理公务的，赃满五十匹以上，处流二千里。
后来的宋元各朝基本沿袭唐律的这个制度，直到明代才有所变化。朱元璋亲自参与制订的《大明律》规定：「受财枉法」赃，按犯罪主体身份分为「有禄人」（月支俸粮一石以上的官吏）、「无禄人」（月支俸粮不满一石的吏员）两大类，前者赃满八十贯处绞，后者赃满一百二十贯处绞。
受贿罪中的受害方到底是谁
在古代，受贿罪总体而言侵害的是国家统治秩序，但是又有着程度的不同。在古代观念看来，接受了贿赂就破坏了法律实施的「受财枉法」，是一种直接扰乱并危害统治秩序的犯罪行为，有可能会激化社会矛盾，危及到皇朝的命运，因此必须严惩，必须要有死刑；而「受财不枉法」并未直接扰乱、危害统治秩序，只是一种对于统治秩序的潜在的、间接的危害，因此可以网开一面，不动用死刑。
而「受所监临」的危害性被认为更轻，它指的是官员与下属及百姓之间的礼节性赠与礼物的行为。破坏的是官员与下属之间的正常隶属关系，官员可能将政事处置、法律施行当作了「礼尚往来」的方式。因此它是一种「预防」性质的法律规定，处罚力度也就相应进一步减轻。
古代也有思想家认为，实际上「受财不枉法」包括「受所监临」行为涉及到的只是官员个人的操守问题，甚至可以不运用刑罚来处罚。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在专门总结明代政治教训的《噩梦》一书中列专题来讨论「计赃论罪」的问题，并认定「受财不枉法」只涉及到官员操守、官场风纪，无须定为罪名。
他举例说：有个吏部官员受贿或受人嘱托，将一个昏官派到要害岗位，导致「激变」或「丧师」，给国家造成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失，可是受贿的数值才「五十贯」，不过是个徒刑罪名；而另一个吏部官员受贿达两百贯，只不过是将一个官员委派为「仓大使」或「河泊所大使」，却要计赃处死刑。同样，如果一个法官受赃五十贯，但听从诬告判处一个无辜的人死刑，这个法官不过是要被判流刑；另一个法官受贿两百贯，只是听从诬告将一个无辜者判处了杖刑，而这个法官倒要被判死刑。
王夫之提出了改正这一法律的建议，对被动接受的钱财，除非是「黄白狼籍、累万盈千者」，只要由吏部「记过」就可以了。他认为这样才能够「全士大夫名节」，而士大夫有了名节，就有了廉耻，不会进一步主动去索贿。
传统的延续
王夫之的议论并没有直接影响到清朝的立法。清朝入关后基本沿用了明朝的法典，也沿用了两大类受贿罪的区分法，将受财枉法赃改为「真犯死罪」，不可以钱财赎罪。同时又加重了「不枉法赃」的处罚力度，计赃满一百二十两以上处绞监候。
官员渎职受贿，在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难解的施政难题。既然各朝代都建立起官员独占政治权力、赋予其在统治地区对百姓有驱使、裁判、予夺大权，自然也就难以防止权力的滥用和以钱财排除或换取权力的干预。
对于朝廷来说，官员渎职受贿实际上并非性命攸关的政治问题。朝廷专门设立的监察系统的主要职责，也不在于防止官员渎职受贿，而更着重于检测官员对朝廷的忠诚度。
因此古代统治者立法非常明确，渎职受贿罪名的设置目标不在于消灭此种犯罪，只是试图将其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这个「合理」的范围就是防止官员受贿后任意违法做出行政或司法决定，从而影响到朝廷的统治秩序稳定，因此这种「受财枉法」罪名就必须要以死刑相威胁。而对于不直接影响到统治秩序的受贿行为，就没有那么重要，可以网开一面，这比起现代法律精神而言，是宽松得很多了。
作者 郭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