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的「紧日子」,怎么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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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几年「紧日子」一直在提,但科级干部陈平切身感受还是去年七八月。「县里融资平台被叫停后,所有公务员工资拖了一个月,全县除了开工在建的大项目,其他政府投资的项目全都停了。」
其实做好过紧日子的准备,是 2018 年下半年至今大部分人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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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间,包括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官媒多次刊文提醒各界:我们面临的问题很严峻。外部坏境很复杂,内部经济压力在加大。2019 年,将是一个「过紧日子」的年份。1 月 28 日,南航发布文件,要求全集团「过紧日子」甚至在 2018 年 12 月 27 日至 28 日召开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经济日报用的标题就是——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树立过紧日子思想 严格压缩支出。
应该说,信号极其强烈。在陈平印象中,上一次如此大张旗鼓地提「紧日子」还是 2008 年。
「五虎争食」
2008 年 12 月 22 日,武汉市政府第 5 次全体会议讨论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时,时任武汉市市长阮成发要求做好过紧日子的准备,严格控制行政成本,2009 年武汉市政府要严格执行「四个零增长」,即会议、接待、出国和公车四项费用。
「零增长」这个力度当然不能和十八大后「三公消费」百分之十几下降相提并论,但梳理上一波政府过紧日子的举措,大致均是如此:在当年春节前召开的地方人代会上,许多省市都作出了过「紧日子」的承诺——北京市预计两年内不新购公务车;湖南提出省级公务购车经费压减 30%;河南提出公务购车用车、会议经费、公务接待费用和出国出境经费等支出实行零增长……
当年有某省财政厅厅长在全国人代会 t 上发言说,「人、车、会和网络、招待」这五个点,是造成行政成本居高不下的重要方面。除了必要支出外,从导致浪费的角度来看,这里的「人」是指「机构冗员过多,乱开销」;「车」是指「公车过多,车轮腐败」;「会」是指「会议过多、借开会乱花钱」;「网络」是指「网络资源重复建设,并不真正用于办公」等;「招待」是指「浪费严重的招待」。
对于「人、车、会和网络、招待」这五方面,当时曾有文章评论称其为「五虎争食」,导致行政成本居高不下,铺张浪费现象令人痛心。自然而然,政府过紧日子也基本都是从这些方面着手,严格控制「人、车、会和网络、招待」等支出增长,严格控制一般性开支,严格控制党政机关楼堂馆所建设,坚决制止各种铺张浪费。
上海徐汇区政府业务经费预算被「一刀砍掉 10%」,近 2000 万元,成为当时舆论热点。这 2000 万中,会务费最多,占了 50%。原来当地一些部门、街镇,每年有几次在外面开会,每次会议一般安排住一夜。而在 2008 年底的预算中要求 2009 年「住一夜」的开支被大部分砍掉,区长已原则要求「当天去,当天回。」
还有一些当地机关里的电脑使用原来 5 年就可报废更新,今后只要维护后能正常使用的电脑,将延长到 8 年报废更新。办公桌椅等,尽量调剂使用。
「紧日子」过得怎么样
从 2008 年至今十年间,「车、会、招待」方面的变化最大,尤其是十八大后。
陈平告诉笔者,以前当地每年接待的各类检查较多,接待上级动辄就到饭店吃喝。十八大后,从八项规定开始到后来的作风建设,让公款吃喝等管得越来越严,当地接待也很多都转到了政府食堂里,相对以往而言,接待费用减少了不少。
在福建省连城县姑田镇,党委政府为节约开支「自加压力」,在严格执行接待标准的前提下,食堂用餐实行「拼餐制」:如果一餐饭同时来了两三拨客人,要是人数不多就鼓励拼桌,里外里又能省下一桌饭菜。
这让各地政府「三公」经费大幅度下降。在陕西省西安市鄠邑区,2016 年「三公」经费较 2013 年下降 900 余万元;在大连,2016 年「三公」经费同比下降 33%,堪称政府对自己「最抠门」的一年。
「人和网络」变化则不大。比如精简机构、裁剪冗员上,随着大部制机构改革和党政机构改革推行,这些年党政机构总体上在减少,但在财政供养人员上并未有效减少。最近一名县委编办的工作人员就告诉笔者,当地到去年年底财政供养人员 4750 多人,其中公务员 1110 多人,工勤人员 150 多人,事业人员 3480 多人。「这个与 2017 年相比,财政供养人员只减少 8 人,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不均衡的现象,一方面原因可能在于「车、会、招待」方面缩减经费更多是因为十八大后八项规定与作风建设在其作用。
也正因如此,一些公务员称,八项规定下所谓的「紧日子」并不是真正的紧日子,「只能算是『三公』经费正常化,各地政府每年大量的预算外收入,政府使用时受到的约束更小,难说是紧日子。」
这就导致一些极端个例时不时出现,刺激公众的情绪。比如,2018 年就曝出,贵州省毕节市一个乡镇居然花了 20 多万元修建了一个养鸡场接待观测点,安徽省阜阳颍州区扶贫办以 60 万元的预算采购「脱贫摘帽专题宣传片」。
管住政府的「钱袋子」
经过十八大之后六年多作风的建设,「三公经费」下降空间越来越有限,在新一轮「过紧日子」中,各地党政机关应该如何做呢?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主席、国务院参事夏斌近日就在「2019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年会」建议,今年起全国行政部门,仿照 2008 年汶川大地震后的办法,要求政府各个部门,行政支出缩减 5%,政府带头过紧日子。5% 从哪里缩减?夏斌表示可以从债务处理方面动脑筋。
另外说到底,过紧日子,把该减的支出减下来,也是政府治理现代化的要义。
当下,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当此之时,「政府要过紧日子」已不再是一种道德要求,而本身就是一种治理的必然。
这就要求管住政府的「钱袋子」。这个问题上此前已经有很多制度安排,也取得了一定实效,但不可否认的是,现行预算管理尚未覆盖所有财政资金,不仅存在浪费损失等现象,也存在低效无效、闲置沉淀的情形。
这就要求,首先必须进一步强化预算的约束作用,认真落实全口径预算管理,通过制度把财政的钱管起来、管好。
这并非新鲜事,从 2003 年开始,政府就开始在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方面做探索,这些努力也对规范各级财政支出、提高支出效果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去年 9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正式公布,该意见旨在以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为关键点和突破口,推动财政资金聚力增效,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力争用 3 年至 5 年的时间基本建成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
还有,诸如重大项目审计、领导干部离任审计等制度,也应该发力,以构筑起多重遏制乱花钱的防线。
作者 本刊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