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的名流们这样做医药广告

「身体被掏空了」的年代，医药或保健品广告大行其道，有的医药广告会请明星「现身说法」吹捧产品疗效。这并不是新招数，在晚清至民国间，文人、名人「谀药」的现象就已经非常普遍。

晚清上海药界有个孙镜湖，炮制广告花样百出，风行一时，对于近代上海医药广告的塑造影响尤其巨大。除了假借顾客名义发布谢函、刊登来自外埠邮购者的购药金额，更让大大小小的文人名流和达官显贵，帮忙一起「宣传宣传」。

1896 年，孙镜湖开发了一款叫「燕窝糖精」的新补药，找来了当时的着名文人沈毓桂吹捧。

沈毓桂可不是小人物，他翻译了大量西学着述，撰写过大量报刊时论，最辉煌的是还帮助林乐知编辑了《万国公报》，并一度担任该报的华文主笔长达十余年，在上海文人圈极富有声望。

沈老先生接下任务时年事已高，但也不负所托，发挥文人的想象力，大笔一挥，洋洋洒洒：「考其制法，取地道燕窝，以机器去其毛疵，以化学撷其精华，调以真味，制成糖精，功效非常，能开胃健脾，填精补髓，生津液，美容颜，随时酌服，立见应验。尝之有味，服之有益，实非寻常药饵所可及其万一也！」

于是，这款由萝卜和冰糖熬成的「燕窝糖精」，在众多名人吹捧之下一时成为风靡上海的高级补品。

到了民国时期，名流「谀药」有后来居上之势。当时，黎元洪、伍廷芳、王芝祥、王人文、温宗尧、陈其美、汤寿潜、张謇等高官都曾刊过荐医、荐药广告，就连刚卸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也未能免俗。

1913 年 7 月 1 日的《申报》上「安住」大药房的广告，照片头像为黎元洪，「博爱」二字由孙中山题写。因为孙中山游历日本时，曾被这家名为「安住」的大药房接待过。黎元洪还以副总统身份赠送自身照片一张，让该药房登报以示表彰。

除了政界名流，文化界名人也介入了医药广告。比如京剧名伶梅兰芳，曾为英国在华药商「韦亷氏大药房」撰写过亲笔具名、加附照片的广告。1929 年 2 月，梅兰芳在《医界春秋》第 32 期上毫无保留地称赞该药房出产的两种药品效果很好。

之后，梅兰芳又再次为这则广告中出现的「红色补丸」出具亲笔署名广告。这一次，广告以梅兰芳将要从上海离开赴美国演出之际的留言为广告标题，借此炒作韦亷氏「红色补丸」。在广告中，梅兰芳比此前用了更多的形容词，语气也十分肯定：「服用之后，精神日振，体力健强」，「红色补丸之功用，匪独补血强身，百病皆可调治，刀圭圣品，实为世界药中之王。」

这个被梅兰芳称为「世界药中之王」的红色补丸到底是什么？韦廉士药房的广告并没有提及「红色补丸」的真正成分，而根据美国政府的化验表明，该药主要由硫酸铁、碳酸钾等成分构成，说它可以补血、补脑、包治百病明显是虚假广告。

梅兰芳对药品的称赞虽太过离谱，但放到 1930 年代上海医药广告的大背景下，就属司空见惯。因为这时候，药商与医生买通报馆和文人、名人为之鼓吹的现象非常严重，双方合演双簧，罔顾事实大肆吹牛，欺骗读者、误导病者，造成的危害很大。

在近代中国商业最为发达的上海，药商和医生的广告花样最多，也最能欺骗消费者。当时影响和发行量最大的《申报》、《新闻报》最善于从医药广告中谋利。

着名新闻记者、出版家邹韬奋在当时批评「我国的大报」已经沦为「广告报」，为了获取广告费，昧着良心为某些药品或医生说话：「尤其可怪的是竟将特刊的地位当广告卖，大发行其『淋病专号』，满纸『包茎之害』，『淋病自疗速愈法』，替『包茎专家』大做广告，替『花柳病专家』大吹牛……于每篇文字下面还要用『编者按』的字样，大为江湖医生推广营业，好像报馆所要的就只是钱，别的都可不负责任。」

不止在国内，名人打医疗广告其实在美国 19 世纪中叶之后的报刊中也普遍存在。当时的美国药商也经常刊登一些名人的保证书和推荐函，还有美国药商以赠品为饵，与报馆互相勾结征求谢函或刊登欺骗性广告。而 1870 年前后到 20 世纪初叶这段时间，一些德国药商也经常会在广告中刊登病人谢函，招徕病患买药求医。

作者 张仲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