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图个啥
作者一名村支书说：「在我们村，对富人来说，摆宴是展示实力，笼聚资源的机会。对穷人来说，不摆宴往往更糟糕，本身能利用的人脉就已经有限，再不加深一下印象，更没了。」
老舍先生的自传小说《正红旗下》说，「办婚丧大事的人，往往倾家荡产」。时至今日，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变迁，「摆宴」的传统意义逐渐发生变化，更多地具有了功利性，成为人们进行面子竞争、攀比、炫富或敛财的工具。
通常来说，婚丧嫁娶虽不至于让人倾家荡产，但只要大操大办，总还是会搞得一家人身心俱疲，人们却乐此不疲，到底是图个啥呢？
最初是图个热闹
农耕社会中，人们局限在相对狭小固定的地域，一个家庭遇到婚丧嫁娶的大事，需要花很多钱，亲朋好友会用贺礼的方式来筹集一部分财物，对普通人家可谓意义重大。
人们操办宴席的原始动机很多。「首先一个就是庆祝功能，像结婚、小孩出生这些喜事，大家肯定都想热热闹闹庆祝一下，被请到的人一般也不会太反感。」川南某县一民政局长说，「有人做生日是为了所谓的『避灾』，比如 49 岁生日、36 岁生日。如果不是很要好的朋友，就会觉得被『绑架』了。」
「家里小孩子读书好，工作好，一家都荣耀。」回江苏宿迁农村老家创业的大学生小王就很不适应，老家人觉得遇到点事不办闹热点，走两步路都没别人响。「或许是大家都不希望锦衣夜行吧。」
过去一些农村里，由于交通和通讯不便，村民对人际关系的互动更加渴求，并且通过为数不多的摆宴表现出来，以获得在村里的归属感和安全感。
「我还在读书的时候，村里生小孩、打发（嫁）姑娘、娶媳妇、死老人、修房子是必须要摆酒的。有些亲戚有点远，平时大家都不怎么见面，摆宴时大家才会来，这样子就可以在一起摆龙门阵。」该局长表示。
遇到重要的事情办酒席，在有些地方也是一种宣示。改革开放之前，闽南民间只认「鞭炮夫妻」「吃酒夫妻」，不认法律夫妻和结婚证夫妻。夫妻不管有无婚姻登记，都要鞭炮、排场公示，否则大家就不认他们是夫妻。若在农村，没经过鞭炮和酒席甚至不给新娘分地。
上述民政局长的哥哥在村里当支部书记，他说：「在我们村，对富人来说，摆宴是展示实力、笼聚资源的机会。对穷人来说，不摆宴往往更糟糕，本身能利用的人脉就已经有限，再不加深一下印象，更没了。」
他进一步解释说，你如果在外发达了，回来不请客会被人说「忘本」；若请不来人，则说明这家人在村里被孤立了。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梁鸿在《中国在梁庄》一书中写过农民清立的故事，他们家在梁庄属于被欺负的对象，很少有人去串门，也几乎没有摆过酒场，逐渐造成了他性格孤僻和最后的精神疾病。
攀比和虚荣心
在前述邓亦武教授的调查里面，当地村民往往把三分之一的收入都拿来请客送礼，其中有 64.6 % 的人认为如果不操办和参加各种红白喜事，别人就会瞧不起自己。由此常常演化出来的其它动机是，摆阔以满足虚荣心。
有人说，大多数国人的幸福往往取决于别人的评价。廉政了望记者就接触到一家人，由于父亲去世较早，家里条件很差，母亲觉得自己「十多年都没在村里风光过」一次。前年春节她过 50 岁生日，不顾儿女手头拮据， 逼着他们要借钱摆酒，而且规定办酒不得少于 3 万元，儿子一气之下离家打工，两年没和家里联系。
作家阎连科就讲过，在过去，村里不少男女结婚时不领证，因为要花七十块钱，但借钱都要在家请客吃饭。
记者采访中还遇到一种情况。小张姐弟常年在广东打工，老家只剩下高龄的爷爷奶奶照看，就有意减少了村里的人情往来。去年年初爷爷不幸去世，他们花了一整天才赶回老家，在处理后事的过程中，周围乡邻都不愿意站出来帮忙。还有人在旁说：「那还不是你们先不和村里走动了。」
今年春节，小张回乡也参加了不少酒宴，乡亲们这才称他「懂事」，还有人说：「二娃，回不来『走人户』（赴宴），钱可以让我们垫着，都是乡里乡亲的，过年一起给嘛！」小张「想不过」，也走之前也给奶奶做了一场寿酒，把份子钱「回笼」了一部分。
在农村，老人去世如果不办得体面，子女可能会背上不孝的骂名；子女婚宴办得不风光，父母则会被邻里笑话寒酸。但在城市里，父母可能没有机会和儿女共挤蜗居，即使来到城市，老一辈人离开几十年熟悉的圈子，想请客，也找不到对象了。现实中，就有不少人包下几辆大巴 ，把老家人接到省城来参加婚宴的。看似很好笑，但这却是真实的社会反映。
过去在一些地方，除了比礼金数，还要比有多少领导出席。有个局长儿子结婚，来了两个县委常委；但下个月某乡镇书记的 50 岁生日上，来了个市局的局长；很快，下一个请客的，就想方设法把自己一个拐弯抹角亲戚——在省委办公厅当处长的请了回来，顺便「带动」了县委书记的出席。
人际关系的「变现」
虽然「份子钱」在不断上涨，但成本也同步上升，酒席上助兴的「花样」也越来越多。如今，通过大办宴席来敛财的，已经不多了。
「农村办酒成本低，但礼金并不比城里少，人们潜意识里，份子钱得和身份地位挂钩。每请一次客，其实都是人际关系的变现。可能有的就用掉了，有的今后还能续上。」前述民政局长表示，「我年前参加了一次远房亲戚办的酒，给了 200 元，后来被告知礼少了，被主人说『县城的局长这么小气』，因为很多村民都给了 400，还有给 600 的。」
「真正要通过红白喜事敛财的，那太显眼了。」相关纪委干部表示，「现实中隐形的手段常让人防不胜防。有一个科级干部家里办婚宴，因为有规定宴席不能超过 20 桌，他就同时在当地的烤鸭店、河鲜馆等 3 个饭店，各摆了几桌，一家子三个饭馆来回跑，跟打游击一样。」
记者在今年春节参加了两场婚礼，有一场男女方的父母都是机关干部。他们甚至表示：「儿子（女儿）就这么一个，哪怕受处分也要把这个宴席办得热热闹闹的」。当然，这两场婚礼的男女双方父母的确受到了纪律处分，但他们的年龄刚好在 55 岁上下，自认为对仕途没有什么影响了，却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董磊明在河北顺平县东委村调研发现，这里主流礼金数从每十年一个档位，到每五年一个，到近几年更是每两三年就有一次提升。但以 2000 年为转折点，礼金的提高由「齐步向前」变为了参差不齐，一部分人在提高礼金，一部分人在勉力追随，而另一部分人则掉了队。最后一部分人与之俱来的，很可能在村里的「认同感」下降，这也是村民最为担心的。
更有的地方，如果不大办宴席，就可能面临「家庭破产」的局面。如重庆巫溪县办一场酒的礼金收入少则几万元，多则十几万元。本意是不愿意办，但送礼的人为了能「捞回」礼金，又只能想方设法整酒，最终导致恶性循环，被迫「乐此不疲」。一些巧立名目的「办酒」甚至被编成了顺口熘：「年年办酒有搞头，两年办酒打平手，三年才办冤大头。」
「越没钱就越想通过整酒挣钱。一个家庭要是两年不整酒，可能就得破产了！」当地一名基层干部说。
作者 舒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