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大咖」走政道
11 月 7 日，国务院副秘书长肖捷被任命为共和国第十二任财政部长。虽然长期在政界任职，但肖捷在财税学科领域一直享有鼎鼎大名。当年莫干山会议的青年翘楚，时隔 32 年，执掌共和国财政部。
此前不久，着名海洋地质学家、973 项目一级课题首席专家、同济大学前党委书记周祖翼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同一天，我国矿业工程领域学科带头人、着名矿山安全与环境工程应用专家、武汉大学校长李晓红调任教育部副部长。
近年来，学而优则仕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其实，从郭沫若于建国伊始即被任命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会主席开始，近 70 年来，学界「大咖」从政已成传统。深厚的学科背景，为他们在政府岗位上发挥作用打上了别样的印记。他们中的一些人跻身副国级乃至正国级；也有一些人离开政坛，重拾教鞭；更有极个别人折戟沉沙，令人唏嘘。
「近水楼台先得月」
2010 年 7 月，国务院审议通过并公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明确提出，取消（高校）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尽管高校「去行政化」改革已提出 6 年有余，现状却难言乐观，但学优登仕的大门更为开放。因为公立大学校长都有相应行政级别，由高至低有副部级、厅局级、副厅局级等。
「因为校长本身就有行政级别，入仕后，或平调、或升官，都简单。」某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说，与校长从政类似，高校党委书记从政也渐成潮流，「尤其 985 高校，这种调动最多，其中又以北大、清华为甚」。
近年来，每隔一段时间，教育部就会从国内副部级高校中遴选部分大学校长担任教育部副部长，分管相关专业领域，曾任北师大校长的袁贵仁还成功转正。
今年 4 月 1 日，胡和平被任命为陕西省代省长，不到一月后转正。2013 年 11 月，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的他调任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而在去年的 2 月 27 日，时任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获任环境保护部部长。胡、陈二人，一为水利工程学领域的「大咖」、一为环境工程学领域的权威。
据统计，2000 年到 2014 年，116 所「211」高校中，共有 49 名校长转任党政机关、军队、科协、人大、政协等机构部门领导干部，其中不少人逐步升至副国级。如时任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同济大学校长万钢被任命为科技部部长，次年获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并于五年后连任。
从高校到政坛，再「回炉」高校的也不鲜见。今年 8 月，兰州市市长袁占亭被任命为兰州大学党委书记。而早在 2002～2005 年，袁占亭先后担任甘肃工业大学和兰州理工大学校长。
更广为人知的是朱善璐。早在 1996 年 7 月，时任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的朱善璐调任北京市海淀区委副书记，跨入政坛。15 年间，朱善璐经历多岗锻炼，2011 年 8 月从江苏省委副书记任上又重回北大，担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
学以致用，还是「归去来兮」
放眼政坛，几十年来，领导干部的专业出身的嬗变与国家发展阶段相对应。
「十七大」以来，泛人文社科学科背景的官员「大批量」登上政坛。就学科背景而言，近十几年来，经济学领域为中国政坛输送了大批量的学术「大咖」，典型的就有朱镕基和王岐山。
近年来，不少具有法学学科背景的官员走上政坛。中山大学原党委副书记、知名学者郑永廷教授认为，从学界网罗青年才俊从政，有助于提高政府管理水平。这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了更甚于以往的助益。
学者从政，更容易担任与其学科背景相关的职务，或偏学术性质的政府职务，这在国务院组成单位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前卫生部长陈竺便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血液病治疗研究领域的专家。
另有一些学者专家，则被任命于各级政府垂管的事业单位。2013 年 2 月，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校长杨卫调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当时就有评论称，由于深厚的工程力学学术功底，以及多年管理高校的经验，杨卫执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后，相关领域资金的使用和资源的配置将有望更加优化。
学界「大咖」从政，提高了政府在相应领域的管理水平，但学者久浸书斋的文人气息，也令他们时常怀念校园生活，希冀回归。有的人还考虑得较为长远。渴望从自身做起，为改革尽力，为发展铺路。
2001 年 10 月，着名政治学者俞可平被任命为中央编译局副局长。14 年后，俞可平辞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一职，出任北大政府管理学院院长。
俞可平辞任之际曾感慨：「我研究的是政治体制改革，了解一般一个干部在一个岗位上不得超过 8 年，我已经干了 14 年了，应当带头能上能下。中央现在不是强调能上能下吗？我啥都不要，就想做个教授。」
「学者从政，才堪配德为上」
2015 年 1 月 2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第二十次集体学习，北派哲学泰斗、吉林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孙正聿教授现场「授课」。
今年秋，记者专往吉大拜访孙教授。他的研究生说，老师多次告诫他们，「学者从政，才堪配德为上」。当官的毕竟是少数，搞学术的并不一定都适合从政，这与个人趣旨、性格息息相关。
1981 年，「文革」后首届研究生即将毕业之际，史学大师赵俪生曾向秦晖等五名学生讲过，你们即将毕业，以后不论做学问还是从政、经商，需谨记，诚实做人，诚实做学问，诚实做事。有敢矫伪饰真者，便不再是他的学生。
当下学人如果有志从政，就要学习老一辈学术大家的倔强劲儿。原中宣部理论局局长，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委员靳辉明教授曾说，才不配德，至少是个好人；如果德不配才，那副作用就大了。放诸政坛，宁可位不配德，绝不德不配位。
1994 年 6 月，金属材料切削领域专家王珉被任命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常务副校长。但仅仅一个月后，王珉出任正厅级的江苏省省长助理，从此踏上仕途。
从政后的王珉，本也有过意气风发、慷慨激昂的时期，但最终因理想信念动摇，纪律意识丧失，严重违反党的纪律，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造成恶劣政治影响而被严肃处理。
与王珉经历类似的还有何家成。在学界，何家成名气更大，履历也同样光鲜——曾参与「莫干山会议」、1985 年 29 岁时就获得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奖——首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并于次年调入中央办公厅工作。2013 年，何家成被任命为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跻身正部级行列。
2014 年 10 月，何家成落马。今年 12 月 2 日，浙江省宁波市中院公开开庭审理了何家成受贿一案，检方指控，何家成涉嫌受贿罪。
如果说，王珉、何家成的「德不配位」是从政大德，那么中央编译局原局长衣俊卿的「德不配位」就是做人私德。2013 年年初，新华社通报，「衣俊卿因为生活作风问题，不适合继续在现岗位工作」。
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中国哲学史」课题组首席专家，北京大学孙熙国教授曾在一次会议上说，做人做官一个道理，要秉持正气。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你凛凛浩然，则巍巍不可侵犯。」
从清华大学成长起来的胡和平，2013 年跨入政界后先后在浙江、陕西任职，现为陕西省省长。
如 果说近几年年均摘牌几家不合格的 5A 级景区还是小试牛刀的话，那么在 2016 年的最后一个月里，国家旅游局则是终于祭出了大招。
全国 367 家 4A 级及以下景区受到摘牌、降级、严重警告、警告、通报批评等不同程度处理，107 家景区被摘牌，其中包括 55 家 4A 级景区。这被国家旅游局规划财务司自称为「史上最严景区整肃风」。结合今年中央第七巡视组提交的情况反馈，这场风暴背后，有着怎样的前因后果？
这些不同「星星」的景区
3A、4A、5A……这些来自不同「星星」的景区、到底有什么区别？为什么各地有这么高的积极性去「加星」？
对一个景区而言，有几颗星既是自身的成色，也是吸引游客的重要标准，更事关游客、景区、地方政府等多方利益。
「男人河有 5A，身材这么好的女人谷也要加个 A，和男人河一样威。」刚刚辞去职务的湖北巴东县委书记陈行甲就曾多次「吆喝」：三峡女人谷要加快景区延伸开发，全力摘取国家 5A 景区这顶王冠。
不少人还记得，今年火遍全国的山西旅游发展大会，各地级市的书记、市长纷纷登台为旅游拉票。该省旅游系统一名官员告诉记者，早在 2013 年，山西太原市就出台过一个《旅行社、旅游区（点）奖励办法》实施方案，规定创建 5A 级景区可获奖 50 万元，创建 4A 级景区获奖 10 万元，3A 级景区获奖 5 万元；2A 和 A 级景区获奖 1 万元。「金额是次要的，但指向意义不言自明，就是要尽可能多拿回星星。」
争创星级旅游景区，不仅是一种目标，更是一项任务。记者在某县的一份内部文件上看到，白纸黑字写明了：创建（4A 级景区）活动结束后，县委、县政府对创建工作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将进行表彰奖励，对创建任务落实差、影响全县整体工作的，将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很多地方都看重 A 级景区的品牌价值、市场号召力，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景区的所有者、管理者或是经营者，都有比较强的动力去创建更多星星的 A 级景区。在今年 4 月，时任江西省长鹿心社就提出明确要求，「争取 2017 年全省每个设区市都有 5A 级旅游景区。
「至少在省一级，5A 级景区才是有含金量的。」某省旅游局规财处干部何成告诉记者， 5A 级景区的评定是由国家旅游资源规划开发质量等级评定委员会的机构来评审和验收的，该委员会主任由国家旅游局局长兼任，评判标准本身就要严格很多，而 4A 景区其实是由省级在审核，3A 及以下景区就是地市级来审核了。
今年复查动真格了？
此外，A 级景区评比另一个引人诟病的问题是常年只增不减，这两年有所转变，但仍是增多减少。
就含金量最高的 5A 级景区来说，2007 年首批 66 家，2009 年新增 1 家，2010 年新增 9 家，前几年增速并不快，但从 2011 年的新增 43 家开始，几乎都是每年呈数十家增长：
2012 年新增 26 家，2013 年新增 30 家……到今年，这个数字已经达到了 227 家，而 4A、3A 级景区的数量更是不可胜数。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介绍，根据相关标准，对景区进行分级的指标包括景观、环境、服务的质量等。评定过程，要经过专家的暗访、评估等一系列步骤。而中国未来研究会旅游分会副会长刘思敏则说，A 级景区管理中虽然有退出的机制，每年也会复核，但往往成了走过场，力度不够。
今年 6 月，中央第七巡视组向国家旅游局党组反馈专项巡视情况时曾提出：「评比达标表彰活动过多，有的甚至存在设租寻租问题。旅游形象推广和国有资产监管廉洁风险较大，资金管理使用不够规范」。
而各地旅游部门启动了对全国 4A 级及以下景区的全面排查，正是从今年 9 月份开始的。接近国家旅游局的一名人士分析，虽然去前年就开始了对 A 级景区的整顿，但前后对照，此次的力度空前，也可以认为是整改的一个重要内容。
据多名迎接复核检查的景区透露，今年参与景区复核的人是来自第三方机构，有专家也有行业内部人士，标准和评分也更严格。「以前来复核的是上级旅游局的人。」
不过人们发现，此轮整顿并没有包括 5A 级景区，难道 5A 级景区已经做得很好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继去年 10 月山海关景区 5A 级资质被取消后，长沙橘子洲、重庆神龙峡两家 5A 级景区也被摘牌，说明部分 5A 级景区照样存在问题。
此外还有一些景区被警告的情况，如山西忻州五台山、南京夫子庙秦淮河观光带等 9 家 5A 景区在去年就曾被警告。「大家常常把目光盯在摘牌上，其实处罚分几种，包括通报批评、警告、严重警告、降级等，摘牌是最严厉的。」何成对记者表示，「我们要区分景区存在的问题和形态，再选取合适的处分形式。」
监管力度随星星颗数层层递减？
在此次国家旅游局的整肃风暴中，值得注意的是，青海馨庐被取消 5A 级景区资格理由是「旅游功能丧失」。早在今年 4 月 11 日，青海省文化和新闻出版厅官网上就发布称：马步芳公馆（又称「馨庐」）景区极个别导游，在介绍马步芳这一与「馨庐」有关人物时，存在不严谨、随意性、片面化的现象，误导了观众，造成了社会负面影响。目前，正在围绕「馨庐」展览展示内容、讲解、方式等进行专项治理。
整顿名单显示，有 255 家 4A 级景区被处理，占全国 4A 级景区总量的 9%，换句话说，全国 4A 级景区中接近十分之一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理。这里面接近四分之一的景区（62 家）被取消及降低了等级。似乎，4A 级景区的问题，被摆到了台面上。主要存在的问题是安全管理不到位、厕所环境卫生条件不合格、市场秩序混乱、旅游基础及服务设施不足、标识导览系统短缺、资源保护措施不到位等。
多名地方官员均对记者表示了相同的意思，景区拿到评级后往往会松懈管理，后续管理乏力，过去都是「家丑不外扬」，如果没有问题曝光或上级的督促，很难板起脸来处罚「自家人」。而景区被摘牌，相关官员也会面临处分、晋升受阻等问题。如山海关景区的 5A 等级被摘牌后，秦皇岛市山海关区政府召开整改专项会议，对老龙头景区和区旅游监察大队负责人进行免职处理，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和主管领导作出检讨。
记者还注意到，和过去的处分不同，这次增加了一个较为「严重」的后果——与地方的 5A 级创建申报工作直接挂钩。国家旅游局规划财务司司长彭德成明确表态：「对 4A 级景区整治不力的，将暂缓这个省份的 5A 级景区的申报创建工作。」
何成表示，在一些地方，争创 5A 级景区已被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要是不能如期完成，将会有更严重的问责。湖南省旅游局副局长尚斌就表示，类似摘牌事件，各景区事前并不知晓，也没人透露半点风声，突然袭击让很多景区管理部门大唿后悔，要加大力度整改。
但让老百姓最关心的，则是这些被处分景区的服务和票价能否完全匹配。因为这批被处理的景区，并没有门票配套降价的动作，毕竟门票收入依然是一些景区的主要来源。不过，也有旅游主管部门官员表示，并非 4A 级景区的门票价格一定就低于 5A 级，需要综合起来看。
不少专家曾多次唿吁我国的旅游管理从分级管理到分类管理过渡。毕竟，我国多数景区管理权归公安、交通、质检、文物等部门，仅靠景区自身或者仅靠旅游监管部门，很难集中发力。如江苏南通濠河景区被责令整改后，当地只得成立了一名市委常委和三名副市长参加的整改工作领导小组，整改期间由市领导牵头的各种常务会、办公会、协调会等超过 50 次。
显然，光靠旅游局是很难「搞定」的，「可能今后，保 5A 要比创 5A 更难，有的地方纯粹要靠这个来挣政绩的就要小心了，牌子被摘了可能比没评上更难堪。」何成说。
作者 王兆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