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的政府管理
数据是 21 世纪的原油，国家、行业和个人竞争力的重要来源。「大数据」时代核心要通过「大数据」启动透明政府建设、引领社会变革。
2012 年 10 月，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到广东省财政厅视察，荐书《「大数据」：正在到来的数据革命》。
他敏锐感知到「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指出，「大数据」是世界下一个创新、竞争和生产力提高的前沿，是政府工作一个新的战略制高点。
一个月后，广东经信委起草《广东省实施「大数据」战略工作方案》，在财政、环保、招投标等领域率先开展数据公开试点，通过互联网等形式开放数据。
这是一个数据挖掘的时代，从数据中可以发现知识和智能。
「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
2011 年 3 月 11 日，日本大地震发生后仅 9 分钟，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就发布了详细的海啸预警。其快速反应得益于全球范围内庞大的海洋传感器网络。
通过这些置于海面和海底的传感器，NOAA 源源不断地获取全球范围的海洋信息，并将这些信息存储在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数据中心。
这一机构每年预算高达 10 亿美元。花费巨大，美国却乐此不疲，因为数据关乎生命。
数据正在成为 21 世纪的原油，国家、行业和个人竞争力的重要来源。
哈佛大学教授加里金说：这是一场革命，庞大的数据资源使得各个领域开始量化进程，无论学术界、商界还是政府，所有领域都将开始这种进程。
不仅在危机的发现、预警与应对上，「大数据」具有无法比拟的作用，在政府日常管理、服务创新和效率提升方面，「大数据」也有重要意义。
美国交通管理局和治安管理局是两个独立部门。一次，他们把数据记录加总到一起，把治安案件发生的地点、时间和交通事故发生的案件、地点、时间，印设到同一张地图上，发现记录高度重合。
这引发了他们执勤方式的变革——两个部门联合执勤。后来证明这是有效果的，然后在全美国推广。
政府「大数据」意识、数据公信力不够
对于政府管理而言，「大数据」的价值在于提高决策科学化与管理精细化的水平。然而诸多局限制约着我国政府对「大数据」的利用。
一是管理部门缺乏「大数据」意识，收集数据的能力较差、数据量少。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也是互联网、手机大国，互联网用户是美国的 2 倍，手机用户是美国的 3 倍。我们应该是个数据大国。但很可惜，中国的数据很少。
以 2010 年为例，这一年我国新增数据量，连美国的 1/10 都不到。我们经常说日本是「弹丸小国」，但是我们的数据量竟然比他们还少！
为什么会如此？《「大数据」：正在到来的数据革命》的作者徐子沛认为，这是因为我们收集数据的意识比较差。
在技术层面，我们与美国等国家差距并不大。但由于缺乏「大数据」意识，很多数据得不到收集和存储，也就无法有效利用。
鉴于此，「大数据」意识的培育是「大数据」战略实施的基础和准备。
二是管理部门的数据公信力不够，公开和透明度不高。
在我国，普通市民要想看到政府相关数据不是一件易事，对政府公布的诸多数据也持一定程度的不信任。往往政府公布一个数据，大家都会提出质疑，嗤之以鼻。在网络上，也充斥着大量无标签数据。
同时，我国文化传统也不重视数据，数据是一个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有很多手段修改、操纵这些数据，历史上也出现过「亩产 2 万斤」。
由于管理部门公布的数据公信力不够、公开和透明度不高，也就大大降低了数据在政府管理中的作用。
数据完全是一个工具，是为其他事情来服务的。国外都把数据作为一个基础，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去做决策。
要逐步开放数据，用「大数据」说话
历史学家黄仁宇曾追寻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结论是：别的国家实现了数字化管理时，近代中国还不能合理运用数据。
如今，面对「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政府应如何应对呢？
一是要从长久计，做到「大数据战略」规划先行。
实施「大数据战略」具有深远意义，欧美等国也有经验可借鉴，因此实施「大数据战略」必须规划先行，抢占时代先机。
「大数据战略」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遇到诸多法律问题，所以，立法工作要超前进行。美国在 2000 年就颁布了《数据质量法》，规定公民、公司、组织对政府公布的数据可以质疑，可以提起审核，甚至上诉司法。
中国也需要这样的法律来规范数据的发布。
二是要逐步向公民开放数据，用「大数据」说话。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当选总统之前，曾去谷歌拉票，他说他上台要做两件事：第一，任命一个首席信息官；第二，开放数据。
2009 年，美国，也是世界首位政府首席信息官诞生，年仅 34 岁。
有人认为，政府层面数据化工作有两层含义，一是借鉴他国经验，在政府工作中注重数据梳理，从而为下一步工作积累数据，同时亦是政绩考核的重要参考标准；二是指狭义的政务公开，诸如财政的支出、分配等细节公之于众，满足公众的知情权。
重视数据积累，从关乎纳税人利益的财税领域，到日常生活中天气的变化情况，政府主动公布相关数据，有利于提升决策的科学水准。而从城市建设角度看，公开部分数据，让过去收费的数据免费，亦能为各方参与公共决策讨论提供参考。就后者而言，无疑将直接作用于备受关注的政务公开议题。
「大数据战略」或可成为政务公开的有力实践，鉴于其战略意义，除了当前回应民众诉求的应急之需外，还要看到它在中国社会治理的创新价值。当前中国正走出「人治」痼疾，但在政府转型过程中，不仅要重视权力彼此制约，还应通过「数字管理」来观察、论证权力运作是否合乎规范。
三是可以尝试利用「大数据」开展防腐反腐工作？
利用「大数据」提高政府管理水平就必须做到公开信息、公开数据，让老百姓去查、去质疑。这会形成一个监督的力量。
在各地「房叔」、「房嫂」一窝蜂被曝光之际，我国正式确定在 2014 年 6 月前实施不动产统一登记。
十八大以后，我国的反腐败工作力度继续加大。近日，我国更正式确定在 2014 年 6 月前实施不动产统一登记，被看作「反腐新利器」。
笔者试想，利用「大数据」开展防腐反腐工作也有可取之处。我们相关部门可以尝试给官员设立电子数据档案，绑定工资、财产、考核、晋升等方面信息，逐步做到向社会公开，「让掌权者在阳光下行走」，方便群众监督。这样可为防腐反腐工作提供科技和数据支撑，可以更加有效地推进反腐败工作，建设廉洁政府。
同时我们应该看到，美国信息开放的历程也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我们要理性看待、吸取经验、渐进地推进、大胆地突破，能做到数据的逐渐公开和透明。（作者系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作者 冯秀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