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汝霖：不仅仅是「卖国贼」
「五四」运动，是曹汝霖人生的转折点。「五四」之前，曹集交通总长、财政总长、交通银行总理等数职于一身，是北洋政府权重一时的政客。
1919 年，巴黎和会上的曹汝霖因负责把部分权益让与日本，引发了以「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五四」运动。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在其回忆录《西潮》如此记述：「北京政府的要员中有三位敢犯众怒的亲日分子。他们的政治立场是尽人皆知的。这三位亲日分子——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陆宗舆，和另一位要员章宗祥，结果就成为学生愤恨的 『卖国贼』。」
大量与此相类似的叙述，逐渐地建构了一个关于「五四」爱国运动的完整谱系，曹汝霖的「汉奸」形象也得以深入人心。而「五四」运动始末的细节，却被隐匿于历史之中；对曹的评价，亦有不少偏颇之处。真实的曹汝霖究竟如何，我们很难断言，但一定不仅仅是「卖国贼」这么简单。
「已尽最大努力」
曹汝霖被定义为着名卖国贼的渊源之一，可以追溯到 1905 年。这年的 11 月 17 日，中日两国全权大使奕劻、小村寿太郎等在北京就东三省条约事宜展开谈判，袁世凯作为中方代表之一参与其中，而「日本通」曹汝霖作为袁世凯的助手身份出现。
这次谈判签订的《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和《附约》，其实就是将日本已暗自侵吞的利益细化与公开化。1913 年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曹汝霖便从顾问变成了外交部次长，一屁股坐到了对日外交的火山口上。1915 年 1 月 18 日，日本提交了公然印着军舰、枪炮的文件（就是当时称为卖国的「二十一条」）。曹汝霖在回忆录《一生之回忆》中对这段历史记述道：「此次会议，我与陆子兴（陆宗祥别号）总长，殚精竭力，谋定后动……日本提之二十一条，议结者不满十条；而第五项辱国条件，终于拒绝而撤回。会议结果，虽不能自满，然我与陆总长已尽最大努力矣。」「世人对此交涉不究内容，以讹传讹，尽失真相。」
1915 年 5 月 9 日，曹汝霖等将「二十一条」亲送日本公使馆时，他自言「余心感凄凉，若有亲递降表之感」。
袁世凯死后，日本向段祺瑞政府提供了巨额的「西原借款」，早前在「二十一条」谈判中极力主张对日强硬的段祺瑞因此向日本妥协。而升任交通总长的曹汝霖、担任驻日公使的章宗祥、币制局总裁陆宗舆，因直接参与其事，成为国人公敌。随着「五四」运动的发展，1919 年 6 月，曹汝霖和章宗祥、陆宗舆被免职。
且以慈善渡余生
「五四」过后，曹汝霖先在医院躲了几天，后搬到北海团城（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一个小岛）暂住。曹在这里足不出户，每天以写字打发时光，还改了个名字叫「觉厂」，有点闭门思过的意思。
当时的曹汝霖不过 42 岁。此后他没再任过要职，似乎也没有东山再起的企图，而是热衷于慈善活动。每年冬天，曹家都向拉洋车的车夫施舍 100 套棉衣。施舍的方式也比较特别，每次由家里当差的抱着几套棉衣出门，看见街上有衣不蔽体的车夫，便雇他的车，拉到僻静的小胡同，叫车停下来，施舍给车夫一套，然后再去物色下一个对象。据说这个办法可以避免棉衣被人冒领。曹家还经常向人施舍棺木。
上世纪 20 年代，由曹汝霖发起，共有 20 多人出资，在阜城门内白塔寺沟沿建了一所医院，取名中央医院。医院落成并买进所需医疗器材后，尚余 20 万元，存在由曹汝霖代管的新亨银行。中央医院属于慈善性质，用这 20 万元支撑医院的开支，穷人来看病，一概不收医疗费。后来新亨银行倒闭，医院所剩的几万元，改存汇业银行。汇业银行歇业后，又改存中南银行。曹汝霖一直担任中央医院的院长、名誉院长等职，经费方面都由他筹措，冬季用煤也由他任董事长的井陉正丰煤矿公司供给。曹汝霖不从医院拿薪水，只有他到医院时，由医院给他的汽车灌满汽油，这就是他从医院得到的全部报酬。
曹汝霖主持中央医院达十余年，日军侵占华北后，曾想强占这家医院。曹去找日军交涉说：「这家医院原来是私人经营的，而且是慈善性质。」日军方罢手。日军接管了协和等医院后，一些名医如钟惠澜、周华康等不愿为侵略者卖命，纷纷被中央医院网罗过来。医院的妇产科，也在此时创建，由林巧稚大夫主持。抗战胜利后，曹汝霖辞去院长，请钟惠澜继任，他对钟说：「我本是个外行，维持了十几年，虽然没有成绩，但幸而没有大过。日本人在这里，我不能不顶着名字应付应付。现在日本人走了，还是你们几位专家多负些责任吧。」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医院由人民政府接管，更名为人民医院。
亲日者力主抗战
「五四」运动以及火烧赵家楼事件，对曹汝霖刺激很深，他发誓不再过问政治。但有一次例外。
据曹汝霖回忆，卢沟桥事变后，他受蒋介石之邀在庐山住了数日。曹说：有一天蒋招待午餐，并相约到别室谈话，「坐定后，他即问，你对日本战事，怎样看法？我略谦逊道，我以为「九·一八」事变之后，经过五六年，当时日本政府尚无扩大战争之意，且有控制军人之力，那时却是谈判的机会，可惜张宋两位都没有与他们诚意谈判，失此机会。后来日本不守塘沽协定，节节推进，占领地方已不少。目下日本政府已没有控制军人之力，要想和平解决，摄于军人，无从谈起。此时我们决不能谈和，为民族为国家，只有抗战到底一途了。……后众人问我，君向主亲日，何以对蒋先生说抗战到底的话，莫非违心之论？我曰不，所说的都是由衷之言。我主张亲日，不是亲帝国主义者的日本。现在他们侵略我国，与我为敌，怎能再讲亲善？」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想延揽旧北洋政府各部次长以上官员出来任职，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都拒绝了。曹汝霖曾公开表示要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
日军在筹组华北伪政权时，一度曾把曹汝霖看做理想人选，但曹始终不为所动。后来，王克敏曾给他挂上「最高顾问」的虚衔，王揖唐出任伪华北政委会「委员长」时，又给曹挂了个「咨询委员」的空衔，但曹汝霖从不到职视事，也未参与汉奸卖国活动。
颇为戏剧化的是，素有「亲日派」之称的曹汝霖在大义面前没有沦为汉奸，而当年的北大学生，在火烧赵家楼事件中冲在前面、放了第一把火的梅思平，抗战期间却堕落为一个大汉奸，出任过汪伪政权的组织部长、内政部长、浙江省长等要职。抗战胜利后，梅思平被处决。
曹汝霖 1949 年去了台湾，1966 年死于美国底特律。
曹死前在《一生之回忆》中对「五四运动」评价说：「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
作者 宗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