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代「修书匠」：我在成都修古籍
4 月 30 日，由四川西部文献修复中心（以下简称「修复中心」）承接的宜宾市博物院《大藏经》整理、修复工作正式启动。这天清早，修复中心创始人彭德泉之子彭客代替父亲，前往宜宾参加启动仪式。
「可以说，这批《大藏经》的发现在四川乃至全国都很罕见。」同日，在位于成都市龙泉驿区洛带古镇上的修复中心，彭德泉向记者介绍，这 1700 余册《大藏经》为明版《永乐北藏》，是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下旨雕造的。由于战争、虫蛀、霉变等破坏，经书整体保存情况不佳，修复工作刻不容缓。
为迎接这批《大藏经》，整个修复中心正紧张地筹备着——「40 后」彭德泉指导，「80 后」鲁萌与施英涛分别负责技术把关，「90 后」黎彦君、陈亚等人参与。采访中，记者发现，这群跨代「修书匠」对古籍和古籍修复有着共同的热忱，他们的成长与烦恼，也映射出一个时代的文保观念变迁。
「倔强老头」：一辈子和书打交道
《大藏经》的发现，源于一次偶然。
2017 年，宜宾市博物院学员到修复中心学习时，带来了两本古籍。眼神敏锐的彭德泉留意到这就是明代的《大藏经》。他急如星火地赶到宜宾市博物院调查。「这可是国家文物，我没法袖手旁观！」在彭德泉和宜宾市博物院的努力下，这批濒临毁坏的《大藏经》得到了四川省文物局的关注和重视，被列入了重要的纸质文物抢救性保护修复项目。
「他和书籍打了一辈子交道，就是见不得它们遭到破坏。得了两次脑梗还坚持在修复中心工作，倔得很。」彭德泉的大女儿、龙泉驿区图书馆馆长彭红梅说。
不过用彭德泉自己的话来说，所谓「和书籍打交道」不过是先「唱书」「教书」，再「讨书」「守书」，最后「修书」「护书」。
彭德泉来自革命老区四川巴中通江县。十多岁时，彭德泉被川剧团选中，当了几年「唱书」演员后，被分到通江一所学校教书。1981 年通江县图书馆缺人，34 岁的彭德泉被调去该县图书馆工作。1995 年，彭德泉又参与筹建了巴中市图书馆。「领导就给了我们一个公章，一块吊牌。我们到处找资金，找项目，找书。」
彭德泉苦笑道，上世纪九十年代，大家到成都、北京等地参加学术研讨会，而自己就到各个出版社「讨口」。「四川的出版社被我跑完了，那时候我们太穷了！」
眼看图书馆即将竣工，作为副馆长的彭德泉却在 2005 年办了离岗待退手续。「当时我的老师，国内着名的图书馆学家、文献分类学家张德芳喊我出来修书，他的原话就是『抢一本是一本，不然历史就在我们手里湮灭了』。」
张德芳的急，来自于他长期目睹的古籍保护现状。他告诉彭德泉，四川终年气候潮湿，大量古籍因鼠啮、虫蛀、老化、絮化等原因不断消逝。
彭德泉也急，老师的话一直烙在他心里，「毕竟我也是爱书之人！」彭德泉的父辈及祖辈都是文化人，平时喜欢读书、藏书。破四旧时，父亲咬着牙把小半楼藏书都烧了，只留下一套古书。这给彭德泉留下了深刻印象，也激发了他保护古籍的热情。
一心扑在古籍保护上，彭德泉赶到广汉，与广汉市图书馆合作，开办了一场古籍修复培训班。2009 年，该培训班留下来的 5 名学员成了修复中心的首批员工。2013 年，成都修复基地成立。至今，团队成员近 40 人的他们已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的专业纸质文献修复机构，年均修复量一千多册/件。
「他们都是对古籍有情怀的人。刚开始，工资只有几百块，甚至有时候连工资都发不起，员工就安慰我『慢慢会变好的』。」说到这，彭德泉声音沙哑，眼眶也红了。
作为一个非盈利性质的民间组织，想拿到文物修复资质成为「正规军」很难。「有关部门提醒我们门槛很高，要有『权威部门、权威专家的权威鉴定意见』。」彭德泉心里了然，对方是想让他知难而退，「当时还没有任何一家民营机构拥有该资质，甚至很多博物馆都没有考虑过要拿该资质。他们并不想开这个先例。」
说干就干，彭德泉背起团队修的书，到北京找权威机构鉴定。「2013 年我们拿到了这个资质，比省图书馆还要早 6 年。」
「小白」逆袭：11 年默默坚守
作为团队的技术负责人，修复中心副主任鲁萌已经在这工作了 11 年，31 岁的她是古籍修复行业里坚持最久的年轻人。2019 年，鲁萌被授予「成都工匠」称号，是成都市首位修复古籍的「成都工匠」。
「鲁萌认真、好学，不仅多次参与抢救修复省内外珍藏历史文献作品，还带队研发柳构纸，获得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认可。」彭德泉评价道。
起初，鲁萌并没想到会干那么久。她大学专业是电子商务，毕业后的工作也与图书毫不相关，直到 2009 年，她在广汉市图书馆被古籍修复所吸引，加入彭德泉的团队。「那时整个行业十分冷门，很多人甚至以为我们是考古的、挖墓的，对纸质文物了解甚少。」有时候鲁萌跟人解释半天，对方却似懂非懂地说「你就是个『修书匠』嘛」。
殊不知，在历史上，「修书匠」是一个高度繁荣的行业。古时图书制作难度较大，修书人地位很高。每本书，在抄写和修复完后，还会署上相关工作者的名字。
为提高技艺，鲁萌花了三年多时间前往天津、山东、北京等地学艺。2013 年，她拜在了国家级非遗项目古籍修复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杜伟生先生门下，修复技艺日渐精进。
「我这些年，总共修复了书、字画、钱币等不同类型作品 1500 多册/件。」鲁萌回忆，其中印象深刻的是《唐开元九年·敦煌遗卷》写经。「它的纸张非常薄、软，整个卷面完全发皱。仅仅将卷面压平整就花了一个月，将碎渣拼接好又粘到页面，再重新取下拼接在经卷上。要是没有耐心就容易造成『破坏性修复』。」
天性喜静的鲁萌带着团队花了 6 个多月才「修旧如旧」，「修复师从接手文物开始，就在跟文物对话，建立情感。这种长期的交流和对话，会在修复师心里留下很深的烙印，一辈子都忘不了。」
鲁萌把精进的技术带回修复中心，原来的不规范操作，也在鲁萌的把关下建立了标准。「以前都是我们求着别人来修书，不像现在，大多数人很尊重这个行业。」
行业的社会地位变化，也跟大众的文保意识相关。鲁萌记得，以前到一些区县图书馆取古籍时，管理员就用牛皮纸扎个包，像打包行李一样扔在角落。「我问里面有哪些书？对方摇摇头。再问里面有多少本？对方再次摇着头说道『你们拿回去数了再来告诉我吧！』」
「相对于纸质文物，一些地方更看重贵金属、陶器、瓷器等出土文物。」鲁萌说，随着 2018 年播出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引起了大众对文物修复工作的关注热潮。「大家对纸质文物的保护意识越来越强。」
各怀绝技，为古籍续命的年轻人
在修复中心内，有一群青年后生，他们性格、经历、文化层次各不相同，却因对古籍修复的热爱走到了一起。
95 后女孩黎彦君是因为鲁萌来到修复中心。在一次由鲁萌主持的古籍修复培训会上，黎彦君对这份工作产生了兴趣。培训刚结束，她就追着鲁萌问「能不能到修复中心实习？」
得到肯定答复后，黎彦君径直从老家来到修复中心，如今已三年有余。由于自己是个「左撇子」，刚来时又是冬天，每天都要反复练习一门基本功——剪报纸，把一张张报纸剪成一根根细条。「左手不好发挥，我就一直练，一坐就是一天。又冷又枯燥，手都冻僵了。」
不过，从小喜欢做手工的黎彦君并没有放弃。九个月后，她在没有任何参考的情况下剪出了一条直线，才有了辅助修书的资格。沉静内敛的黎彦君甚至有点「整理癖」，「看着一个个旧物被修好后，工工整整地摞在一起，感觉很减压。」
在办公室的一张长桌上，她扎着围裙，一遍遍地往褶皱的纸片上喷水，再把上面的虫蛀口补上，「仅仅这张纸，就有三十多个虫蛀孔。」黎彦君随手拿起纸张给记者瞧。这还不算最夸张的，黎彦君甚至见过虫洞被咬成梅花鹿形状，有人就把这些保护价值不高的古籍做成了一个灯罩。灯光透过灯罩，放射在墙上形成一只梅花鹿形状，别致而有趣。「当时惊呆了，感觉好浪漫！」
在修复中心，28 岁的陈亚是一名聋哑人。她来到修复中心已有 8 年。「她很专注，比我们高效许多。」黎彦君说。
在纸质文献修复中，字画修复是很有难度的。掌握这门绝活的 80 后小伙施英涛把字画拿到手上，一眼就能判断真伪。来修复中心前，施英涛在北京从事摄影师工作。为了年迈的父母，他毅然决定结束北漂回川，一干就是 8 年。
9 个月的培训期对施英涛来说，尤为漫长。作为学徒，他的工资仅一千多块，一天只吃一顿饭，「一米七几的个子当时只有 110 斤」。施英涛坦率地说：「即使是现在的薪资，也仅够维持家庭日常开销。但这行干久了，就有感情了，不想改行。」
「修复师的成材不是靠三五年能培养出来，需要大量修复实操工作。」中国艺术研究院硕士生导师、卷轴画修复师舒光强等专家认为，在新时代，如何利用新材料、新技术进行文物古籍保护的创新，如何利用 B 站、抖音等新媒体，让古籍会说话，成为时代课题，也是新一代人面临的考验。
作者 许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