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眼

我终究帮不了什么 徐浩程

有二十多天没接到举报者的电话了，我不时长叹一口气，说不清为什么。

最后一次通话后，他将举报对象的起诉书发给我，说你看看，上面列的那么多行贿官员不仅在位，官照升不误。有从县里调到市里的，有从清水衙门调到实权部门的，还有向上走了一步的。

从起诉书和现实对比中，他印证了当地的一个传言，行贿一定数额以下者免于刑事处罚。他希望我们能再去做个报道。

举报对象虽已判刑，行贿者却在位，政府一直没给他的事情一个说法——这是他的利益诉求，却契合当下对腐败「零容忍」的社会情绪。

回来后，听了几位知名专家的讲座，谈的却是「切割」与「赦免」。他们不约而同的希望能抓住最佳时机，在反腐领域借鉴香港的做法，以求得更大的突破。

「零容忍」与「赦免」争论已久，难以找到平衡点。

一边是高唿「不给腐败分子以藏身之地」，一边是少数地方实际上一定程度的「赦免」，最终错失的也许是时机。

与其将「赦免」逼得偷偷摸摸，逼得暗箱操作，为什么不给其一条出路，将之规范化、透明化，以杜绝后续腐败呢？如果不能规范化、透明化，其难免变成个别官员掌握的「私器」，两败俱伤。

见面时，举报者就说当地媒体没有一家愿意见他，尽管当初他也结交了几个朋友。外地媒体成了他的救命稻草。

很遗憾，我终究帮不了他什么。

得罪熟人 姚晓熙

同事之间流传着一个段子：某记者从业几年，小有所成，代价则是几乎把身边的亲朋好友都得罪光了。

人脉对于记者们来说是非常宝贵的，通过熟识的人来探听消息总要比陌生人容易得多。中国人都讲人情，有时候即便隔了好几层关系，仍然脱不开面，终归要比对待一个突然冒出来搭讪的人客气多了。

前不久我去外省做个调查，去之前搜罗了一圈也没找到能提供点相关信息的熟人。后来通过同事辗转联系上当地一名教授，教授本人不愿多说什么，但由于抹不开面，只好又帮忙联系了一名当地的公务员。见面前我并没报多大希望，想必只是出于礼貌，随便应付一下我而已。但此后的进展却出乎意料，此人不仅告知我很多有用信息，而且还积极帮我联系一些相关受访人。这个不算熟人的「熟人」，最后居然成了整个调查顺利进行的关键人物。

当然，这算是比较幸运的经历；不走运的时候，真熟人也可能会变陌路。去年为了做一个题材稍敏感的采访，我特地联系了一个交情不错的大学同学。哥们儿一开始答应得挺爽快，到了采访当天却突然变得支支吾吾，顾左右而言他。

事后过了一段时间，我才从另一个同学那里得知，原来那哥们儿在答应我之后，左思右想觉得不妥，怕对他个人造成负面影响，但又碍于多年的交情，不好跟我言明。我后来主动联系了他，两个人算是和好了，不过彼此心里都有点磕碜，以后联系也变得越来越少。

不过，段子里说那个记者应该算是失败的。做记者得罪人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因此得罪了所有人，那就不应该归咎于职业，而要反省下自己了。毕竟，无论出于什么目的，诚以待人总是获得信任和友谊的唯一途径。

作者 本刊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