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袁灿兴：朝贡体系下商人沦为腐败的助推者
近日，历史学博士、副教授，知名历史学者，中央电视台《法律讲堂》主讲嘉宾袁灿兴的新作《朝贡、战争与贸易：大航海时代的明朝》出版，该书围绕明代朝贡制度与全球贸易的碰撞与较量展开，详细讲述明代朝贡制度建立的原因和形成过程，以及这个制度在运行过程中受到的挑战。
袁灿兴在书中从地缘格局、统治思维和政治制度、民间海外贸易、货币制度、中西方思想启蒙、武器与科技、海寇等内外多方面，审视明朝逐步落后于近代世界的过程。廉政了望·官察室日前专访袁灿兴，他认为，明代的中国缺席了由全球海洋贸易而营建出的国际新秩序的创建，导致在此后的三百余年之间，这个秩序一直由欧洲国家主导着。
不可调和的矛盾
廉政了望·官察室：大航海时代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球化浪潮，这个时期的中国与世界发生了激烈的碰撞，无论是在思想意识、天下观，还是贸易政策、政治制度方面，都产生了巨大冲击。面对这种冲击，明朝时而闭关锁国，时而开关贸易，处于矛盾之中。这种矛盾的根源是什么？
袁灿兴：首先，我们可以来看封建王朝的共性，大陆战略是王朝的主线，农耕社会是王朝的主要面貌。但大明王朝不同于其他王朝的地方在于，从 16 世纪之后，随着航海大发现，全球连为一体，明廷遇到了新的挑战。在航海时代，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陆续到来，冲击着大明王朝一以贯之的朝贡体系。而新元素的出现，并未给大明造成过大的影响，进入航海时代后的明廷，延续的仍然是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思维。所以，共性中，还带有个体的偶然性，我们可以假设，如果朱元璋性格豁达开明，为王朝开了个好头，可能明代的对外贸易又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朱元璋开国后，将主要的精力放在了陆地之上，对海洋相对忽视。他执着于天命之说，建立起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制度，以天下共主的身份，通过朝贡关系，建构了天下秩序。
在大航海时代，朝贡秩序遇到了新的挑战。面对着不一样的时代，后世的明廷不得不做出改变，如「隆庆开关」。而海外贸易所带来的巨大利润，也冲击着朝贡秩序，面对着海贸带来的无数白银，明廷再也无心、无力将对外的大门完全关闭，可天朝大国的执着、天下共主的心态，又使明廷对海外贸易、西方各国持排斥态度，这就造成了明廷时而开关、时而闭关的矛盾心态。说到底，自由贸易与封建王朝统治秩序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廉政了望·官察室：正因为这种矛盾，所以您在书中写到一个令人十分惋惜的现象：明代隆庆开关后，中国商人不再顾及各类限制，在白银的诱惑之下，扬帆四海，从事海外贸易，形成了一股股海商（寇）势力。官方对这股势力采取了打压政策，甚至以武力清剿，并非像彼时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鼓励远涉重洋进行海外贸易。
袁灿兴：是的，确实令人感到惋惜。当中国海商集团纵横四海时，明廷却成了正在崛起的中国民间海上力量的主要扼杀者。明廷官方动用一切力量，对海商集团进行打压、消灭，以免其发展壮大，而对海商集团的持续打击，间接影响到了内陆的商业发展，商贾地位更低，商业成长的环境更加恶劣。
不论是海商还是内陆商人，都要面临官方的层层盘剥，商人们无法指望得到外界的制度性保护，如欧洲的商会与法律。商人们为了保证自己财产的延续，或是培养子弟进入仕途，成为红顶商人；或是四处贿赂，寻找政治上的庇护者。在这样的社会中，商人们最终成为官僚阶层的附庸，沦为腐败的助推者，而不是推动社会变革的新力量，自然也无法推进行政制度的变革、私有财产的保护、法律的完善发展。
两种不同的思维
廉政了望·官察室：明代朝贡体系与西方航海国家的海外贸易，本质区别在哪里？
袁灿兴：明代官方延续的思维是一以贯之的「朝贡天下」，即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周边各国感受着中国的光辉，唯有得到大明皇帝的恩许，方能进入天朝体系之内，从事有限的朝贡贸易。虽有郑和下西洋，却仍然是大陆思维的延续，是在宣示天恩，在周边营造出稳定的朝贡秩序，其中衍生出来的副产品才是贸易。
在欧洲的航海大发现中，西班牙王室资助了哥伦布、麦哲伦，葡萄牙国王资助了达·伽马。当航海大发现将全球连为一体之后，荷兰以举国之力，扶持东印度公司。此后的英国，则将航海作为国策，全力推动全球海洋战略。在此期间，欧洲各国的民间力量不甘示弱，纷纷以资本、技术、人员等形式，参与到海洋争霸之中。
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国有着强大的信仰支撑，有全套的产品制造体系。经历了宗教革命、启蒙运动，欧洲人走出了蒙昧，发展出了完整而成熟的、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体系。一个个欧洲商业城市也有各类出色产品销往世界，参与竞争。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新的体系之下，欧洲有强大的自信，有对牟利的追求，有无畏的冒险精神，不论是器物层面还是精神层面，他们都可以与中国比肩。更大的不同是，这些国家以举国之力，支持本国从事海洋争霸，将海洋与贸易作为国家的战略主线；而在东方，明廷则对海洋嗤之以鼻，不屑一顾。
廉政了望·官察室：也就是说，这两种不同的态度和思维，产生了两套支配行动的不同文化？
袁灿兴：对，不管是对贸易的态度、冒险精神还是对他者文明的认识，最后造就了两种不同的历史。
隆庆开关之后，有林道干、林凤等纵横于海上，为一时之雄杰，若是能得到明廷的支持，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也不是他们的对手。可是，这些海上力量，并未成为明廷向海外扩张的利刃，反成为持续困扰明廷的寇盗，劫掠于沿海各地。
而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国，则怀抱贸易的激情与渴望，驶入中国沿海，迫切地试图打开天朝贸易的大门。可在官方层面，在朝贡天下的思维之下，大明王朝傲慢地对待着这些「夷人」，或是以武力清剿，或是以寇制夷，最后干脆闭眼无视，将海外贸易彻底拱手让出，交给了中国海商（寇）集团。偶尔睁眼之时，还要加以打击，以示天威。当新的全球贸易秩序形成之后，明廷并未参与这个秩序的营建，相反是极为排斥的。由全球海洋贸易而营建出国际新秩序的过程，在此后的三百余年之间，一直由欧洲国家主导着。
民为邦本的政治理想
廉政了望·官察室：朝贡体系实际上是古代封建社会的统治者建立的一套稳定的秩序。在您的着作中，多有对封建王朝统治秩序的研究和论述，如《军机处二百年》《大清内务府》，分别聚焦清朝的特设机构军机处和内务府，分析了这些部门成立后对统治秩序的影响。在您看来，评价一个机构或者一套制度的好坏，有没有超越时代的标准？这个标准是什么？
袁灿兴：一个机构、一套制度，当然有超越时代的标准，即民为邦本。任何机构、制度设立的目的，是为了服务民众，让「天下人」能过上更好的物质生活，促进人类的文明与进步。
明末思想家黄宗羲曾发出怒吼：「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他甚至提出，由公众制定「天下之法」以取代君主的「一家之法」。而在世界历史上，为了限制出现这样的问题，也曾有过尝试。早在古希腊，到克里斯提尼改革为止，雅典城邦已经基本上确立了以「权力在民」和「轮番为治」的政治制度，形成了成熟的权力分立制度。可以说，在古希腊，政治不仅是一种制度，更是公民的一种生活方式。古罗马人立法规定：「任何企图自立为王者，可不受审判而杀之。任何人如未经过人民同意，企图擅自担任公职者，即可处死刑。」
但在中国古代历史中，民本思想固然有闪光的地方，但在政治实践中，这些机构、制度设立之后，却都成为了民众的桎梏，成为了天下人的枷锁，将天下之公器私用，服务于一姓一室。
廉政了望·官察室：文艺复兴和大航海时代大体重合，但文艺复兴先于大航海时代，也就是说，有了足够的思想储备，才有了大航海时代，社会思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明代时已经有人看到了朝贡制度的弊端，但是，这些声音都没有成为社会主流。您在书中也提到，风靡一时的心学，并未在明代形成主流的社会思潮，原因何在？
袁灿兴：明代的学者丘濬提出了商业应该秉承「民自为市」的思想，认为私人进行海上对外贸易，不仅对百姓有利，还可以为国家广辟财源。哲学家王阳明心学主张良知在心，知行合一，肯定工商业，主张「觉民行道」。不过，就自身而言，从王阳明开始，心学就存在着消极避世的倾向，以求自保。王艮也强调自保，「吾身保，然后能保天下矣」。虽然心学走向平民讲学，也有平等社会的实践，可这些讲学实践，难免带着避世的影子。
泰州学派在后世的发展中，往往强调个性的发挥，追求个人的自由。而个性张扬、个人私欲、个人自由，哪怕不侵犯到社会的边界，也被当时主流社会所不容，被视为异端，视为惑民祸国，颜钧、何心隐、李贽的命运，就是例证。相应地，泰州学派渐渐忽略对社会事务的参与、公共利益的表达、政治体系的构建，最终失去了社会影响力。在恐怖威压之下，他们转而更重于个人的私欲，陷入个人享受，乃至放浪走向极端。
就外部来看，秦汉之际成型的早熟国家和官僚制度的超前发展，决定了国家、社会的不平衡状态。古代强国家的产生挤占社会空间，使个人身份被无限边缘化，缺乏互动的国家—社会—个人之间，由强大的政治权力操控一切，并成为「超稳定社会结构」，看起来是铁板一块。所以，古代虽有思想的火花，终究被古代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扑灭。
作者 曾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