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峥：古人曾提出「制度反腐」，却束之高阁
明史研究经久不衰，从吴晗的《朱元璋传》《明朝简史》到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明朝 300 多年间 17 位皇帝和王公权贵、文武大臣以及小人物们的命运故事，被反复讲述、评说。「明代缘何衰亡」的问题，同样被不少人提出并讨论。有人找到的答案是吏治腐败，有人找到的答案是皇帝无能、宦官专权，如此等等。着有《明朝一哥王阳明》《晚清之变》的历史作家吕峥在其新作《怪圈：政治周期与明末困局》中，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被异化的文官群体
廉政了望·官察室：《怪圈：政治周期与明末困局》这本书用了大量笔墨来写明末的文人群像，比如王艮、李贽、徐渭等人，还有提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他们大部分也都是官员，但有的人言行称得上「离经叛道」。您觉得是什么「制造」了这些文官，他们又在明末的社会变革中起到了什么样的催化作用？
吕峥：「天理」和「人欲」的大辩论，影响了整个晚明的社会思潮，我想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探讨明朝为什么走到了穷途末路。我们知道，李贽是福建泉州人。从唐代起，泉州就是中国重要的对外通商口岸。进入明朝后，泉州虽然因为海禁告别了「风帆遮天蔽日，货物堆积如山」的盛景，但由于走私的存在，它依然是亚洲商贸的重要枢纽。而李贽，从小在这座被多元文化和商业文化浸染的海边城市长大，势必缺乏对儒学应有的尊重。
早在 12 岁那年，李贽就以一篇《老农老圃论》挖苦视种田人为「小人」的孔子，长大后更是宣称「六经」不过是史官与臣子的溢美之词与阿谀奉承。李贽的痛苦在于他是一个纯粹的人，纯粹到把科举和做官完全当成谋生手段，从不夸夸其谈。而事实上，一旦你把「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口号剥离开来，就会发现八股取士非常可笑，用李贽的话说便是「只要背上三五百篇范文，在考场上审对题目默写一篇，保准高中」。
廉政了望·官察室：这也说明当时的社会思潮，已经允许如李贽这样离经叛道的官员了。
吕峥：是的。李贽的说法并不新鲜。那些培养了一茬又一茬金榜题名者的时文大师，也就是类似如今公考培训市场上的金牌讲师，大多都是屡考不中的科场败将，被舆论讥说「安（『鸡犬升天』的主人公刘安）之鸡犬皆得升天，而安反久滞于地上」。科举成了笑话，「考编」只为煳口——有了这种认知，中举后的李贽觉得继续冲击进士成本太高，不如直接上班，结果在学历歧视严重的官场长期蹭蹬于基层，苦干 20 年才奋斗成云南姚安府的知府。
很多人到了这一步，会有补偿心理，大捞特捞，李贽却没有被官场异化，而是因地制宜，无为而治，推行「尚宽大，务简易，循自然」的政策，把少数民族聚集区治理得井井有条。
明代官俸不高，李贽又拒绝贪腐，可以想象他的生活会有多苦。而这种苦不仅是物质上的，更是精神上的。他们渴望思想解放、行动自由，跟官场规矩和人伦都相悖。李贽一辈子都在反对虚伪，唿吁大家做一个真实的人。他们对晚明的思想解放起到了极大的催化作用。
不过物极必反，就像才华横溢的屠隆太强调自己的个性，被万历皇帝免官，落得个众叛亲离。最后他放浪形骸，死于梅毒，成为道德的牺牲品。而袁中道适性任情，每次科场不利就驾船巡游江南，在笙歌宴饮中问学会友。不过，玩高兴后，他也不忘提醒自己这些声色犬马、虚掷光阴的享受不过是「刀口舔蜜」。
这些叛逆者的内心图景是晚明知识分子群体的缩影，即一方面极恋繁华，沉醉风雅；一方面又克己勤学，皓首场屋。两种对立的价值观集于一身，造就了很多被异化的人生和扭曲的人格。
兴亡是自由与公平的周期性摇摆
廉政了望·官察室：崇祯皇帝常被冠上「亡国之臣」的帽子，而您在书中，谈到了崇祯皇帝的勤政。然而，一个企图有所作为的皇帝无法阻止帝国的崩溃，所以有史家断论「明之亡，实亡于万历」。您怎么看待这个结论？
吕峥：崇祯皇帝是一个私德不错的君主，他不仅恢复了中断已久的早朝制度，坚持了十几年，还好学不倦，如饥似渴地参加经筵日讲。一次，崇祯皇帝上课时发现自己的袖口破了，不好意思地往里掖了掖。讲官发现后立刻跪下，说陛下不必如此，衣服破了虽不大体面，但却是您「俭德」的体现。
然而，崇祯皇帝也有另一面，他对官员非常残暴。明代被杀的大学士一共 4 人，崇祯皇帝一人干死俩。二品以上大员，崇祯皇帝亲手干掉 20 多个，实属当之无愧的「人间官屠」。其实，这也说明了朝廷内部矛盾已经无法调和，到了崇祯末年，君臣离心，上下相疑，朝中已经找不到任何敢担责的阁臣——他们宁可因装聋作哑而被罢官，也不愿做任何建言，因为一旦结果失利，就有可能被崇祯皇帝砍头。
这样，励精图治的崇祯皇帝，起早贪黑地走上了国破家亡的不归路。虽然崇祯皇帝并不是一个好皇帝，但我们也要看到，他死的时候也不过 33 岁，面对的局面却纷繁复杂，以至于毛泽东读《明史》时，读到崇祯朝近乎无解的乱象，也不禁批注道：「问题扎了堆，就不好办了。」这些问题，从万历时期开始就积累起来了，万历皇帝又比较佛系，与文官集团斗来斗去，不解决问题，到了崇祯朝，皇帝想解决问题，但为时已晚。
廉政了望·官察室：除了皇帝，书中出现了官、学、商、民等各个阶层人物，似乎每个人对明亡都没有责任，但似乎每个人都有责任。您提到一个比较新颖的观点，认为明亡的因素很多，从人心向背的角度看，核心的问题是知识阶层追求自由的觉醒与普通群众追求公平的诉求之间的矛盾与不可调和。具体怎么理解这种矛盾？
吕峥：我们可以先用美国的政治来类比。20 世纪初是自由周期，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让整个西方的经济高速发展，美国更是产生了垄断的极端形态「托拉斯」，而开创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制国家的辛亥革命也在这个周期里爆发。到了 20 年代，菲斯杰拉德在《了不起的盖茨比》里描绘的纸醉金迷的景象就是这个周期的尾声，没过多久便爆发了经济危机。
罗斯福上台后，采用凯恩斯主义挽救经济，政府主导投资，拉动就业，历史进入公平周期。在这个周期里，共产主义革命节节胜利，美国也爆发了民权运动。
1970 年代，「大水漫灌」的刺激政策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越来越小，西方开始出现「滞涨」。里根上台后，采用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减少对经济的干预，历史再次进入自由周期。到了 2008 年金融危机，钟摆又一次回到公平周期，「占领华尔街运动」和《21 世纪资本论》的畅销都带有这个周期鲜明的印记。
廉政了望·官察室：所以，您认为，不管古代还是现代、东方还是西方，自由与公平彼此摇摆、轮番登场的周期都存在？这种周期性的摇摆不以个别人的意志为转移，哪怕是权力至高无上的皇帝？
吕峥：是的，其实，经济周期只是浮在海面上的冰山，海面下的广阔部分是政治，而政治的背后则是人心，或者说人心的嬗变。反过来讲，人心的变化是一种文化现象或者说社会现象，它带来了政治的变化，从而进一步引发经济的变化。
回到明末，那是一个典型的公平周期。在这个周期里，当李贽、黄宗羲这些觉醒的知识分子为人欲辩护、为自由张目时，「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民众其实渴望的是公平，甚至不惜掀桌子重来。
法治才是廉政的终极保障
廉政了望·官察室：您之前的着作《晚清之变》同样聚焦大变革时代，刻画了李鸿章、张之洞、康有为、袁世凯等重要人物的群像。明末与清末同样面对内忧外患，出现了不同的仁人志士，却难以避免相同的结局。在您看来，明、清的灭亡，有哪些异同？
吕峥：两代的灭亡因素里，大概只有「统治阶级腐败，贫富差距悬殊」这一条相同。明亡，还跟「小冰期」和「白银外流」有关；清亡，则还跟「民族矛盾」与「国门洞开」有关。
其实，清朝非亡于农民起义之手。辛亥革命爆发于「自由周期」，是一场由接受了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发动的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制国家，同历代王朝覆灭的原因都不一样。
廉政了望·官察室：《晚清之变》中提到这样一件事，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调查民乱后，认为百姓「积怨」的根源在于「庸懦的父母官」。在更漫长的帝制时代，吏治腐败的问题始终难以解决。您在《怪圈：政治周期与明末困局》中也提到，初任御史的杨涟巡视京城，抓了一百多名假官，这些假官在朝廷都有背景。明代监察机构固然强势，但还是无法改变吏治腐败的状况。在廉政建设上，您认为古代有没有值得借鉴的思想或者理念？
吕峥：古代中国只有民本思想而无民主主义。所谓民本，即孟子之「民贵君轻」。儒家否定法家的「尊君抑民」论，其实质不是不要君，而是反对暴君、批评昏君、期待明君，在专制的框架下劝导帝王重民、恤民，避免杀鸡取卵。
事实上，早在明末清初，不少思想家已经提出了解决吏治腐败的根本办法，但是没有办法兑现，最典型的就是黄宗羲。黄宗羲跳出程朱陆王的窠臼，把矛头对准了君主专制，认为皇权独大「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这就不只是批判桀、纣，而是把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算在内，还来了场「告别帝制」的演说。
当然，黄宗羲并没有停留在骂街的层面，而是有破有立。首先，他确立了让所有人都「敢自私」「敢自利」的私有观。在黄宗羲看来，一个保障私有制的国家，即便是身无分文的乞丐，也比专制国家的豪商更富有，因为他的权利受到保护，而后者随时可能被不受制约的权力剥夺一切。其次，他打破了「君父臣子」的旧说，指出父子是先天的血缘关系，而君臣只是后天的契约关系。
把这套「君臣同事」论引申开来，黄宗羲主张政府的首脑应是宰相，皇帝只保留有限的决策权。如果这样的理念能实现，清末宪政改革的产物——「责任内阁」，便可以提前两百多年落地。
另外，黄宗羲认为权力不代表真理，他设想了一套扼制独裁的办法，即「公其非是于学校」。此学校不单单是储才养望的教育机构，更是制衡君权的议政场所，最后要「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这已有人大、政协的雏形。
古代中国，无论君主反腐的决心如何坚定，手段如何残酷，终究没有以法治为本。而今天，由于观念的进步、制度的发展，我们已经告别了运动式反腐。只有法治，才是廉政的终极保障，法行故法在。
作者 曾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