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年前的百名优秀县委书记，如今在哪里？
1995 年 6 月，中组部表彰了 100 名全国优秀县（市、区）委书记。他们是从 2800 多人中精心遴选而来，入选几率仅为 3.5%。
整整 20 年过去了，让人感慨万千的是，这些佼佼者中，有的逐渐晋升，有的原地踏步，有的退居二线，有的因公殉职，有的锒铛入狱。其仕途的升降浮沉，精准地应和着革故鼎新、选贤任能的时代节拍，因而也成为了洞悉中国政治密码的独特标本。
16 人晋升到省部级
获中组部表彰之后，这些县委书记晋升速度相当惊人。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15 年 1 月，已有 2 人晋升到正省级，14 人晋升到副省级，此外至少 42 人晋升到正厅级。引人注意的是，许多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如杜家毫、毛万春、李玉妹等均赫然在列。其中，2013 年当选湖南省省长的杜家毫，2014 年递补为中央委员的陕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毛万春，先后在山东、广东担任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的李玉妹，目前仍具备「更上一层楼」的空间和潜力。
这与那句古话颇有暗合之处：「宰相必起于州郡，勐将必发于卒伍」。自古以来，县令尽管品秩不高、俸禄亦薄，但因其担负着一方福祸安危的责任，往往由皇帝亲自任命和罢免。倘若有机会主政一县，不仅可得到全方位锻炼，也将在仕途中赢得宝贵先机。
不过，在现行「逐级提拔」的制度模式下，从县委书记成长为省部级干部，需要经过必要的台阶、递进式、长时间的历练和培养，需要经过各种急难险重任务的摔打和考验。以「领跑者」杜家毫为例，因上海当时实行「市直管县」，他 1993 年担任的松江县委书记实际上是厅级。即便如此，在成为副省级官员（上海市委常委）之前，他仍经历了松江区委书记、杨浦区委书记、市委副秘书长、市政府副秘书长、市政府办公厅主任、市政府秘书长等 6 个关键岗位磨练，而这一培养过程长达 11 年之久。
根据领导者的成长规律，这 16 名省部级官员脱颖而出的核心要素，包括环境塑造、组织培养、机遇垂青、贵人相助、个人努力。就其个人因素而言，品德、能力、学历、经验等都堪称一时之选，在此前提下，「年龄是个宝」，年纪越轻就越有可能受到诸多外力的垂青与襄助。
统计显示，这 16 名省部级官员初任县委书记平均年龄为 38.5 岁，显着低于整个「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群体将近 10 年。巧合的是，1995 年 1 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抓紧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的通知》，提出「破除论资排辈、求全责备、迁就照顾以及凭个人好恶选人等思想障碍」，「形成由不同年龄层次的干部组成的梯次结构，年轻干部所占比例要有较大的提高，保证有一批 30 多岁、40 多岁的优秀年轻干部能及时选拔进县以上党政领导班子」。于是，这批获中组部表彰的年轻县委书记，很快进入「小步快跑」的快车道。
年少得志，其实是一柄「双刃剑」。从有利的方面看，组织部门或重要岗位已将这些官员「摆放」在更强的聚光灯之下，接受着来自各方的关注与考验，进一步锻炼并提升了他们的领导才能与艺术。但另一方面，正如「彼得原理」所揭示的，不同层级领导者的领导素质存在显着差异。如果把在县里形成的「路径依赖」和惯性思维带到更高的平台和岗位上，结果只会导致「一流的县委书记变成二流的市长」。因此，如何突破这个「彼得高地」，是这些青年才俊必须全力应对的现实挑战。
从现有资料看，他们晋升之后表现各异。在「政治锦标赛」模型下，经济绩效被作为官员选拔的核心指标。例如，李玉妹主政莱芜 5 年，现代化的「钢城煤都」迅速崛起。也有人能始终紧跟时代潮流，1961 出生的毛万春，担任洛阳市委书记期间，就经常与网民互动。还有人始终伴随着争议，以「诸城改革」闻名的陈光，在主政菏泽后复制诸城模式，效果却不尽如人意。至于他们在省部级岗位上的作为，历史将会评说。
县委书记的「天花板」
与这些官员「小步快跑」相比，还有 5 名全国优秀县委书记显得步履蹒跚，最终止步于正县级。究其缘由，除了年龄偏大，其他的原因我们已无从考证。
这种「天花板」困局，迄今仍未能得以有效破解。很多从基层摸爬滚打、循序渐进成长起来的干部，当了一任县委书记之后，年龄基本已不占据优势，去向大多是人大或政协。河南省一份调研报告显示，1978～2008 年，商丘市 103 名县委书记中仅提拔了 22 人，其余大多被平调到市直机关。
表面上看，这一安排有某种合理性。党政机关的「金字塔」型结构，决定了领导职位越往上走，越是「僧多粥少」。从更深层面看，「天花板」困局的根源，实则在于用人导向的偏差，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滞后。其中，年龄的「层层递减」和「一刀切」被诟病已久。
应当承认，县委书记的「年轻化」，给这个群体带来了活力和创造力。但是，由于操作上的简单化，许多地方一度出现了「年龄杠杠」。例如，超过 45 岁就不再提拔担任县长、县委书记，超过 50 岁就不再提拔担任市长、市委书记。此举在很大程度上挫伤了官员群体的积极性。
实事求是地讲，在整个官员体系中，县委书记是一个极富风险、十分艰难的工作岗位，需要兼具很高的文化综合素质与很强的实际操作能力。因此，并非越年轻越胜任，其最佳年龄反而应该在 40～55 岁之间。惟其如此，才能做到见多识广、驾轻就熟，从容应对各种复杂情况，化矛盾冲突于无形之中。
用人导向是最大的导向。2009 年，中央出台《关于加强县委书记队伍建设的若干规定》，明确要求将县委书记任命权收归省委，「统筹全省优秀干部，把最优秀、最合适的干部选配到最需要的县委领导班子担任班长」。地方上也相继实行「低职高配」，将县委书记提拔到省直机关任副厅长，或者「高配」为副市长、市委常委等职，湖南省甚至出现了正厅级县委书记。
这些举措确实发挥了激励作用。但从根本上说，还是要打破传统的选任办法，扩大选人用人的层次和范围，营造出「赛场选马」、奖优罚劣的制度环境，培育出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肥沃土壤」，才能既及时剔除昏官、庸官，又使廉官、能吏看到希望。
岗位风险与制度之笼
不容忽视的是，在这 100 名县委书记中，目前已有 7 人因严重违法违纪而锒铛入狱。从地域分布看，李达球、王常明来自西南，林秀山来自东北，郑樟林、朱爱群来自东部，彭晋镛、周其东来自中部，说明「能人腐败」现象与地域并没有必然联系。
通过查证历史资料发现，20 多年前，他们担任县委书记之初，都曾期待任期内能大展拳脚，从而一路顺风直至青史留名。例如，郑樟林任开化县委书记期间，主动立下「军令状」，下浮一级工资，背水一战，消灭荒山。但当了衢州市政协主席，特别是 55 岁之后，开始收受大量贿款。他也承认，看到支持过的老板都住高档房、开豪华车，自己「心态有所失衡，想收点钱把房子改变一下」。
众所周知，在整个国家治理架构中，县委书记处在宏观之末、微观之始，对一县之发展方略和官员任免，往往拥有一言九鼎的最终拍板权。据不完全统计，2014 年山西贪腐风暴中，至少 18 名现任或前任县委书记落马。这种「塌方式腐败」，给当地政治生态造成重创，消极影响短期内更难以根除。县委书记群体也因此而被「妖魔化」。
在我们关注的 100 名县委书记中，官至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的林秀山、云南省农业科学院院长的王常明先后被「两规」。这些霹雳手段虽只是治标之策，但为下一步推进反腐的制度化、法治化赢得了时间。
从权力的制衡与约束看，应当积极推进纵向分权与横向分权。2009 年，中央纪委、中组部进行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安徽、浙江、北京等地相继跟进。2010 年，湖北启动县委书记岗位风险预警防控试点，要求县委书记不再直接分管人事、不得插手工程招投标等。此外，还应当以权利制约权力，充分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县域治理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必然对县委书记的道德水平与治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2014 年底，全国县委书记轮训再次启动，在与第一期学员座谈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说：「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这就意味着中央把县委书记定位为「地方政治家」，未来将会进一步严格管理、悉心培养和重点使用。
作者 贺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