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制度，必缺德 等

贪官被抓，俨然喜讯传来，群众总是备感振奋，媒体也热闹炒作。这本来也没什么可奇怪的。贪官招人嫉恨，干的坏事应该不少，很多人早就窝着一肚子气。坏人一朝得报，人们奔走相告且喜形于色，不过是情感的自然流露。

但孔子有种说法，叫「哀矜勿喜」。　贪官固然可恨，而一旦面临审判与制裁，就变成一个可怜虫了。物伤其类，何喜之有？　更何况，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是常识，交换位置，你我他都可能一样。

有一个短篇小说叫《蜘蛛丝》，讲佛祖释迦牟尼一天漫步于极乐世界莲花池畔，从莲叶间隙直视十八层地狱的底部，看到一个叫做犍陀多的人和其他罪人挤在一起蠕动，陡生怜悯，于是放下一根蜘蛛丝。犍陀多攀着蜘蛛丝，准备脱离苦海，而其他罪人也急切跟进。犍陀多大吼一声，要他们「滚下去」，这时候蜘蛛丝断了，大家一起堕入深渊。

就人性而言，贪官与好人之间并无善恶之分，而只有际遇不同。贪官，就是有机会贪的人。如果我们把权力规范好了，贪官其实也很难得手，这是我们必须做的。否则我们会像犍陀多一样，跟着贪官一起掉下去，不知伊于胡底。（《长江日报》，文/杨于泽）

虽说中国传统中有非常多的优秀官德资源，但当下的官德建设，并不能够简单地等同于把传统文化中的官德直接拿来使用，因为，传统中国是个人治国家，「有治人，无治法」，这种社会环境中生成的官德，显然没有今天法治的「权利本位」等新道德因素，因此，当下我们的官德建设必须以权利为基础、从权利本位出发。

其实，当下官德不彰的背后是权力制衡机制的严重缺失，要真正遏制贪腐现象蔓延，不应当是道德先行，而应当是制度优先。制度是道德发挥效力的先决条件，给官员讲道德的前提是他们必须是一位守法公民。

胡适先生曾说：只有人人都开始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才会变成一个有人味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人性才能向善有序。规则和秩序的形成都有赖于制度的强力支撑，至于官德建设，唯有融入刚性制度之中才会奏效。（《民主与科学》，文/魏干）

作者 本刊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