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第一，技巧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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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广东省东莞市委、市政府出台了《东莞市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媒介素养，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的意见》的文件，该文件要求东莞市各级党政机关及公职人员，在新媒体环境下处理突发事件时要坚持“真相第一、技巧第二”的原则，并强调在现实事件处置时要把解决问题放第一位，舆论引导放第二位。应当说，这种实事求是的开明做法值得鼓励，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尤其是在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越来越发达、各种利益诉求越来越频繁、一些传统的观念及体制机制越来越不适应的今天，更是难能可贵。
真相不能被技巧“搞定”
所谓“真相第一、技巧第二”，就是一事当前，首先要把事情的真實情况搞清楚并原原本本地告诉社会及公众，只能在这个基础上才谈得上进一步的宣传、引导、求共识、保稳定以及“正确对待”；就是要在工作指导上把真心实意地尊重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放在第一位，而把具体的处置举措（包括对话、劝止、出警、疏导等）放在第二位；就是要切实保障事情的真相不被某种“需要”所裁剪，不被个别领导的意志所左右，不被某种潜规则所扭曲。可以说，“真相第一、技巧第二”的原则，生动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即党的群众路线的时代要求。这个原则不仅适用于处置突发事件，而且也适用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官员考核、处理多种社会矛盾以及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
真相是事物的本原，也是人们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基础，而技巧不过是为客观地反映真相服务的，是服从于真相的。如果颠倒了二者的关系，就会欺骗社会、欺骗人民。历史上的不少统治者为了掩饰不光彩的政治目的以及一己之私利，常常采用许多技巧如假传圣旨、篡改史志、编造伪书等来扭曲事情的真相，以致于酿成“烛影斧声，千古之谜”这样的种种怪相，留下了许多历史谜团和遗恨。在这些统治者看来，真相不过是他们任意玩弄于股掌之上的东西，他们随心所欲使用的技巧足以改变和颠覆任何真相。
这种历史的糟粕也影响到后世，直至现在。例如真实反映新中国成立盛景的著名油画《开国大典》，在问世后20多年的时间里，随着画中人物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沉浮，画面也多次用“换人术”技巧而一再改动，以至于开国盛景的真相在油画中被任意剪裁和歪曲。时至今日，有些官员为了彰显自己的政绩工程和个人形象，也不惜采用移花接木、偷梁换柱、粉饰太平、欺上瞒下等“技巧”，而置事情的真相于不顾。有的为了说明自己“政治正确”，竟然采用说假话、炮制假典型、搞假汇报、营造假场面等“技巧”，从而骗取荣誉和利益。尤其是在一些群体性事件发生时，有些官员为了掩饰自己玩忽职守甚至腐败沉疴的真相，竟然采用无限上纲、虚报敌情、虚假宣传等“技巧”，扭曲事件的真相。明明是许多群众正当的利益诉求，却被扭曲为是“少数人闹事”；明明主要是经济利益纷争、是对公平正义的诉求、是对某些领导者的不信任，却被夸大为“严重的政治事件”；明明是因群众的合理要求得不到应有的回应而产生的某种过激行为，却被指责为“坏人煽动、境外敌对势力渗透”。在某些官员的潜意识中，似乎任何真相都可以被他们高超的“技巧”所“搞定”，他们因此而鄙薄真相而迷信技巧。应当说，这种做派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要求格格不入。
摆脱利益掣肘是关键
坚持“真相第一、技巧第二”的原则，首先就需要以党性和良知面对真相。实事求是是共产党人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也是党性的核心原则。毛泽东对党的建设的一大贡献在于,他把党性提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来认识，指出党性及党性锻炼的根本在于确立科学的世界观，其突出的要求是共产党员要在一切工作中真正贯彻和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这对于党性修养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
有的同志不明此理，有时往往把坚持“真相第一”与党性要求对立起来，甚至认为“真相第一”要服从大局的需要、讲政治的需要即党性的需要。应当说，这是一种对党性认识的误区。这种误区久矣！须知，离开了实事求是和“真相第一”，就谈不上什么党性。把坚持“真相第一”作为坚持党性的基本要求即对共产党人的一种普遍性要求，既是坚持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实践“真相第一，技巧第二”原则的可靠保障。当然，在一些时候，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坚持“真相第一”，不仅仅是一个党性的问题，还是一个道德良知的问题。不说假话、忠于真相，不仅是个党性问题，也是一个正直的人的基本操守。
其次，坚持“真相第一，技巧第二”的原则，还需要摆脱和超越形形色色利益的困扰。在不少时候，真相被“技巧”所扭曲、所绑架，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就是受到各种利益问题的掣肘。例如，一些领导干部担心“三公”消费的真相一旦完全袒露，就会不仅影响自己的威信和地位，还会因大幅降低“三公”消费的水平而妨碍自己的现实利益，因此就着力采用种种技巧使“三公”消费的真相大为模糊。又如，一些官员担心某些事情的真相一旦完全公开，就会给自己精心营造和累积的政绩以及上级对自己的评价带来消极影响，从而冲击自己的既得利益，因此就不会自觉地坚持“真相第一”，而是想方设法地用种种技巧去掩饰事情的真相。因此，判断是否能做到“真相第一，技巧第二”，就不仅要有一般号召及必要的思想教育，更要靠切实建立行之有效的遏制既得利益及不当利益的制度机制，如舆论监督、公民监督、法律监督的制度机制。
再次，对真相的探求和公开也需要实事求是。“真相第一”并不是只简单地追求事物表面现象的真实，而更需要揭示深藏于事物现象之中的真实的本质；并不是只简单地追求事件过程的真实，而更要着力于揭示产生事件的真实的原因；并不是只简单地追求局部的真实，而更要注重展现全局的真实。与此同理，对真相的公开，在第一时间公开固然重要，但从有利于全局、有利于解决问题出发，择时择地公开也不失为明智的选择；无条件地向公众公开真相是必要的，但从有利于维护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利益出发，有条件地、逐步地公开真相，也是可行的；对真相弄清楚一些就公开一些是有道理的，但从具体实际出发、从有利于解决问题出发，待完全弄清楚以后再公开，也是一种正确的选择；此时此地认识到的真相虽然已经公开，但经过时间和实践的检验证明有误，彼时彼地也理应加以修正并予公开。总之，贯彻“真相第一，技巧第二”的原则，并不是要采取机械唯物主义的态度，而是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作者系中共成都市委党校教授）
作者 刘益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