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的制度化和制度性腐败
作者
新特点：把腐败埋在制度中
近年来，国内腐败出现新特点：腐败出现制度化。一些官员为了给其谋利行为披上“依政策、制度办事”的外衣，事先将其利益设计在政策、制度中，这样谋利的过程就成了“依政策、制度办事的过程”。
从这几年高校定编评岗的活动看，一些管理者全然不顧这是给教授们定编评岗的活动，而利用自己的双重身份，既享受着管理者行政级别的优厚待遇，又跑出来与教授们争利。为了能顺利夺得二级岗，明文规定只有某一级别的干部才能评定二级、三级岗，甚至将“组织科研”这一管理者的职责作为评定条件。由于“组织科研”是一把手（院长、主任）的职责，故而这些一把手尽管教授资历、成果不及其他教授，但仍心安理得地坦然将二级岗纳入怀中。
几年前，某高校共有二级岗20名，全校七部一所八个单位一正二副24人，囊括了全部二级岗，下面科室主任（正处级）不管良莠，囊括了几乎全部的三级岗。其他教授无论成果多么显著，也只能在四级岗上申报。2012年的评岗再次重现了这一幕。一些学问做不下去而转向官场的干部，在这一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贪婪让人吃惊。这里，我们看到了腐败的制度化和制度性的腐败。
衡量一项制度是否公正或腐败，一个简明的方法是，如果制定者最先从该制度的执行中获利，那说明腐败已埋于其中。类似的行为，我们可以从“看人下菜录用人、提拔人”等行为中看到。
腐败主要与公职人员的个人行为相联系，在某些情况下，它也与群体行为、组织行为或国家行为相联系。据落马的原厦门市委书记丁以斌交待，他受贿的巨款是以如此方式交到他手中的：年底乡镇企业开会，说是一年来企业的成绩都是在市委、市府的英明领导下取得的，所以要给市委书记、市长发“红包”，以红头文件送出的钱款让其感到是所管企业以组织名义发放的奖金，受之无愧。
而这就是组织腐败。
腐败的制度化和制度性腐败的出现，是腐败向纵深发展的表现，它往往与暗箱操作、宗派小团体、专制独裁、“一言堂”的工作作风联系在一起，其本质是损害民众利益，它的蔓延将导致大规模的群体性腐败。
在一个部门或单位，班子成员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共同获利）而联合起来，抵制或压制不同声音，关起门制定所谓的制度，合谋取利，甚至形成某一领域的潜规则。
三种途径控制组织行为
组织行为一旦失控，组织便不再具有凝聚人的功效。此时领导班子主要成员一心为己、行为堕落、贪污腐败、组织涣散、队伍成员腐败。如，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山东泰安胡建学案，辽宁沈阳慕马案，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查处的最大卖官案（马德卖官案），湖南郴州案，无一不如此。
组织行为一旦出现问题，一般通过三个途径加以控制：一是党规控制，二是法律控制，三是合力控制。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对严重违犯党纪的党组织的纪律处理措施只有两种：（1）改组；（2）解散。
组织行为的法律控制通过对法人犯罪行为惩治体现。我国刑法等法律中有专门规定，一是对其实行财产刑，如对违法企业没收财产、罚金等。另是对作为犯罪企业法人代表的自然人动用人身刑。根据两高制定的《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第3条规定：“国家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集体经济组织”，“进行走私投机倒把等违法活动，或者为谋取非法利益，收受贿赂，数额巨大，情节严重的，除没收全部受贿财物外，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应追究受贿罪的刑事责任。”
通过法的形式将公共责任的观念转为一种公共责任制度，这种公共责任制度有两种存在形式，一是法律义务的形式，二是通过政党、行政、职业或行业内的一整套严格的责任制度，如用人失察失误责任追究制、事故责任追究制、官员责任引咎制、岗位责任制、职业或行业道德行为规范制，以及相应的监督制度等形式存在，对组织行为加以控制。
所谓“合力”控制是指教育、制度和监督的综合制约，也就是监督体系的合力。我们现在的反腐败的监督体系主要是五大监督体系：党内、党外、法律、媒体、群众。各种监督体系需要相互配合，就是不仅动用行政、刑事手段制止和制裁组织的犯罪行为，而且动用党纪、政纪、社会宣传道德舆论对之谴责。
如2008年9月，“三鹿三聚氰胺奶粉事件”这一时期，媒体动员了所有的宣传工具（广播、电视、电台、报刊）揭露真相，告知结果、反思缺失、总结教训，以社会合力很好地解决了这起涉及食品安全的恶性事件。
对于近年出现的腐败的制度化和制度性腐败倾向应当高度重视，由于它带有组织腐败的特点，因此应通过组织行为的社会控制方式制止之。（作者系中央党校教授）
作者 林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