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信

　　“鼓励”超生？
　　我是一名农村党员，对本地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土政策一直很疑惑。县上把征收计划生育超生子女社会抚养费作为年度任务，年年都要下达到村“两委”。完成任务的可以按征收总数的10%奖励给村“两委”，而镇上能得到70%；完不成的则将以征收总数的5%扣减村组干部的工资。连续两年我们村都被扣了5%，这可不是个小数目，村里3名干部每年被扣的金额达到上万元。
　　听老支书讲，自从农业税减免后，我们镇的经营来源受到了严重影响。目前，主要依靠预算外的资金、农民建房的收费和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来运转。所以每年初下达社会抚养的任务时的标准是远远大于实际的。我村一年超生婴儿其实是1-3个，只能收到7万元左右的社会抚养费，但上头指标规定要收到14-16万元。为完成任务，村里面只能想方设法在本村找，外村“挖”，他镇“借”三五个超生对象來收缴社会抚养费。即使这样，我们村仍连续两年都没能完成，还造成和邻村邻镇关系不睦。
　　按政策，对超生子女征收社会抚养费的规定是有一个才征收一个。这种用红头文件下达硬性任务指标的做法，不是“逼”村民们超生吗？而如果纯粹为增加征收费用，放任管理，纵容超生，更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做法。
　　不久前的新闻里说，在湖南邵阳，计生部门为收取社会抚养费，就将10余名婴幼儿强行抱走送入邵阳福利院，统一姓“邵”，引起全社会谴责。但愿，我们这里也能吸取教训，让这样的事件不要重演。
　　河南/仁心
　　
　　期待“视而不见”那一天
　　最近，著名历史学家、华中师范大学原校长章开沅教授在该校校报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对媒体称自己是“辛亥革命研究第一人”表示不能接受。
　　章开沅先生解释说：“我历来反对溢美，摒弃夸张，深恶以大言欺世。但世风日趋浮躁，动辄以‘第一’相夸。我不幸也被‘第一’，这个称号距离事实太远，如果继续沉默就等于是承认，所以不能不实话实说。”章先生的公开信发表后，媒体上一片热闹，赞美之辞比比皆是。
　　这让我忆起当年季羡林先生坚持辞去“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三项桂冠，当时也是赞颂如云。
　　我非常敬重章开沅、季羡林先生的为人，他们坚决拒绝自己认为不该得的名誉，充分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人格操守，只是我对某些媒体的过分炒作深感不安。
　　坚守底线，本是文人的基本操守，如今却要被大加溢美，也是有原因的。现在，社会上充满了弄虚作假的恶劣风气。如我的一个朋友所在单位领导是一个专科生，留校后从团委干事一步步做到校长。此人行政职务每升一级，头上的帽子必定增加几个，什么教授啦、博士啦、硕导啦、道德标兵啦，最搞笑的是连骗子设立的、纯以骗钱为目的的“中国管理科学院院士”头衔，他都不忘弄一个戴着。除了头衔做假，学术抄袭更是比比皆是，学生抄，教师抄，校长抄，院士也抄。在如此世风下，国人对主动辞掉虚名的人自然刮目相看。
　　私心里总喜欢有一天大家都能对坚守底线之举“视而不见”。不过，不是不去提倡，而是不要大肆炒作，免得让人觉得一个社会的道德高度止于此。当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将坚守底线视为如何了不起的行为的时候，当我们的社会有足够的能力惩处甚至彻底制止违反底线之举的时候，说不定那些原本道德不怎么纯粹的人也可以变成真诚、自爱的季羡林和章开沅。
　　湖南/游宇明
　　
　　都是“撤点并校”的错吗？
　　在撤点并校实施第10年的年末，两起校车事故又将其推向了舆论的漩涡之中。对于撤点并校的质疑，尽管从一开始就存在，但是从未像眼下这样炙手可热。不少人将近年频发的校车安全、农村孩子就学难、辍学率回潮等问题统统归结于撤点并校，而“日均消失64所学校”的说法更是令人触目惊心。撤点并校真的就是“祸首”吗？我想以自己的亲历谈谈感受。
　　我的父母都是乡村教师，我也是在乡村教育中成长起来的，对于撤点并校，有切身的体会。从前，许多乡镇存在着两种小学，完小和村小。完小即完全小学，大多在镇上，在校生规模较大，部门也比较齐全。村小则零星分布在偏远的村落，甚至连年级都不齐，更不用说师资和设施了。我曾亲眼见过一校一师的境况，一个青涩的老师带着20多个懵懂的孩子，在从村民那里借来的“校舍”中艰难地普及着义务教育。
　　事实上，还未撤点并校之前，很多孩子就更愿意舍近求远。在我小学时期的同学之中，就有不少是放弃邻近的村小而来完小就读的。撤点并校以后，条件差的村小都并入了完小，而在资源集中以后，完小也进一步得到了扩充。因此，孩子们也不用再纠结应该就近上学，还是选择条件更好的完小。
　　所以我认为，撤点并校确实有弊端，但问题出在执行层面上。撤点过猛是由于尺度没有掌握好，并校产生的负面效果没有得到解决是由于配套措施的不完善。而诸如校车安全等问题，根源在于政府投入不足，管理不力，并不是取消撤点并校就能解决的。
　　四川/金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