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废待兴的西南局岁月

「主政大西南，是邓小平唯一执掌地方的经历，但正是这短短的 2 年零 8 个月，使他累积了大量治国安邦的经验，为日后改革开放的决策部署埋下了伏笔。」

1949 年，邓小平回到了阔别 29 年的山城重庆。16 岁时，他从这里启程出发，带着少年的踌躇满志；如今，他已是中共西南局的第一书记。然而，举目望去，敌特未平，西藏未定，物价飞涨，金融混乱，这里完全是一个烂摊子。

四川省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专职副秘书长吴启权 30 年前就开展研究，他对邓小平的一生故事倒背如流。他笃定地告诉记者：「正是邓小平的智慧和魄力，才能迅速扭转西南局势。」

牵牛要牵「牛鼻子」

当时的四川作为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最后营垒，其金圆券银圆券全都烂在这里，工商界和普通百姓受苦很大。

原重庆市工商联秘书长张钧陶回忆，那时，1 块银元可以兑换 25 亿金圆券。为此，有人建议金圆券作为反动政府的法定货币应当宣告作废，邓小平则说，共产党不能欺负人民，一律折合成人民币予以兑换。

一时间，银行收兑点人满为患，人民币库存量极速下降。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干部们着急了，他们找到邓小平要对策，邓却出奇平静，淡淡说了五个字：「我只要三天。」

三天后，人们惊讶地发现，重庆、成都、昆明、贵阳各大银行柜台上竟然整整齐齐地码放着一沓沓崭新的人民币。原来，邓小平早已预料到挤兑风险，15 天前就向北京发去急电，请求支援 2000 亿元人民币（旧币）供应。

平息了挤兑风潮，人民政权又相继打赢了「大米战争」和「棉纱战争」。邓小平敏锐的洞察力广受称赞，可他只是说：「这就好比牛已过河了，如拉牛尾巴是回不来的；只有牵牛鼻子，牛才会跟你走。」

稳定了市场，但仍有更大的挑战。据史料记载，1950 年，重庆有产业工人 25 万人，其中 1/5 处于失业状态；贵阳有 3 万工人，1 万人失业；成都有 2 万工人失业。

要根本上改变严峻的经济局面，邓小平牵住的「牛鼻子」是以「生产建设为中心」。

当年 12 月，在邓小平的主持下，西南局响亮提出了「建设人民的生产的重庆」的目标。

邓小平还首创性地指出「要推动国营经济与私营经济的共同发展」。他认为：「人民政府在考虑国营经济事业的时候，必须兼顾到私营经济事业，但所鼓励和扶助的只能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

一系列举措，使饱受战争破坏的重庆市工商业很快复苏。到 1952 年底就全部恢复了生机，工业生产超过了解放前水平。全市工业总产值和社会商品市场销售总额分别比 1950 年增加了 76.36% 和 55.22%。

1977 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面对比建国初期更为复杂严峻的经济局面，主政西南的经验派上了用场。

在「改革开放」的大旗下，中国经济结构由单一公有制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样的演进过程，与 30 年前的重庆实践如出一辙。

「有了铁路就好办事」

1950 年 1 月，邓小平在向中央汇报建设新西南的计划时，特别提出修建成渝铁路。

当时，全国百废待兴，单就铁路来说，至少有两条亟待开工。一是海军提出修建从山东蓝村到浙江萧山的铁路，以备海防；二是王震给中央打了四五次报告，请求加快宝兰、兰新铁路建设，以巩固西北边防，这都是迫在眉睫的任务。邓小平向毛泽东请示，得到了这样的回答：「你能说服我，我就鼎力相助；否则，就暂时搁置。」

邓小平当然早有准备，他讲了三点。第一，四川交通闭塞，政令不畅，古人云「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不修铁路，不利于四川的政令畅达。第二，重庆、成都是西南中心城市，如修铁路，可以带动四川乃至西南百业兴旺，并向全国提供优质大米、猪肉、禽蛋和副食品，互通有无。第三，中国人还从未自行设计、自行施工修建铁路，如果成渝铁路率先修成，既可提高中国的国际声望，也可使大大小小的工厂订货充足，加快工业发展。

毛泽东被说服了，中央下拨 2000 万公斤小米工价资助修路。同年 6 月 15 日，成渝铁路开工，数十万军民扛着钢钎步枪，一边取材筑路，一边剿匪。

参与修路的战士彭有正回忆：「那些土匪和特务极不安分，他们向筑路军工喝的水中投毒，幸亏抢救及时，战友们才没有人员死亡。我记得当时有一个投毒的特务，被我军枪毙在嘉陵江里，那场面真叫一个险。」

只用了短短两年时间，全长 505 公里的成渝铁路建成通车，邓小平兴奋地说：「西南是交通第一，有了铁路就好办事。」他旋即挥毫题字，喜不自禁。

这是中国铁路史上第一条完全由中国人自己设计施工、用自己生产的钢轨和枕木建设的铁路。更为难得的是，作为新中国第一条建成的铁路干线，竟是在最晚解放，经济条件相对落后的大西南建成的，这无疑是一个奇迹。

「经济建设交通先行」这一思想贯穿邓小平日后执政的始终。1975 年初，邓小平重新主持中央工作，对「文革」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进行全面整顿，他就选择以铁路交通作为突破口。

1978 年秋，邓小平在日本考察新干线时曾感叹：「像风一样快，我们现在很需要跑！」一语双关，全世界都感受到这位老人跳动的脉搏。

「离开知识分子不行」

解放初期，全国各地都抽调大专院校和高中在校生进入部队、机关工作，以克服干部队伍严重短缺，保证新区工作的正常开展。1951 年上学期，西南地区大、中学校在校生人数，比前一学期减少了 23%。

1951 年 3 月 19 日，西南局作出规定，明确要求不许任何方面私自动员在校学生参加工作，禁止动员学生占用学习时间参加搞校外活动，禁止任意停课或占用校舍。文件特别强调，「各级党委应着眼于国家建设的长远利益，坚决克服各种本位的、短视的倾向。」

与此同时，在邓小平的指示下，当时的西南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对教育问题开展批评。邓小平还亲笔修改了报社的社论稿，他说：「对于所有乱抽乱调的单位， 报纸都要公开点名， 否则此风刹不住。」

邓小平及时纠偏，令西南地区的教育乱象基本得到克服，学校工作很快走上正轨。

教育问题在邓小平心中一直举足轻重。1977 年，他刚一恢复工作就自告奋勇抓科教，采取果断措施对学校教育「拨乱反正」。邓小平说，「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

其实，早在 1950 年 3 月 6 日，邓小平就在重庆告诫过干部，「离开知识分子不行，知识分子爱当军师，汉高祖有张良、萧何，明太祖有刘伯温。我们不能小看这个问题，丢了他们是办不好事情的。」

由此可见，从主政大西南到领导全国现代化建设，从西南地区纠偏到全国范围「拨乱反正」，虽然其内容、规模、力度都不尽相同，但邓小平关于学校教育必须高度重视，必须稳定健康发展的指导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仗到底打完了没有？」

随着西南各省区迅速得到解放，少数干部滋生出腐败蜕化的思想。有人开始怕吃苦，讲享受，房子要大的，车子要小的；有人以功臣自居，闹级别、闹待遇，甚至公开伸手要官；有人留恋大城市生活，不愿意到条件艰苦的农村和小城市开展工作；还有人大闹家庭「改组」，甚至违法重婚……

国民党特务此时到处散布：「共产党进城要不了几年，就会『红的进，黑的出』。」

邓小平得知这一情况后非常气愤，旋即查处了绥阳县长李民等一批官员。1950 年 1 月 17 日，他在重庆鹅岭召开的二野团以上干部大会上有针对性地发问：「西南的仗到底打完了没有？」

全场鸦雀无声。他随即严厉地指出：「所谓享乐思想，实际上是团以上干部的思想。不愿住乡村，不愿住小城市，不愿住无电灯的房子，也是团以上干部的思想。」邓小平认为，各级领导能否以身作则，与队伍是否变质关系尤大。

他率先垂范，与刘伯承、贺龙三家 10 余口人挤住在曾家岩一幢两楼一底的小楼里，邓家 8 口人住在最窄小的三楼。

西南局也及时发出通知，明令领导机关采取集体办公制，住房窗户可以用纸煳，顶棚漏雨的可修，不必要的家具坚决不买，并要求所有人不准有小公馆。邓小平还督促成立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政府的监察委员会，以便随时揭露与清除干部中的腐败现象。

邓小平还主张对政府的工作进行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对于那些由于干部作风很坏而致形成僵局的地方，必须调整干部。

邓小平说：「很多地方看到报纸批评了的做法，就秘密地改，这就是报纸的作用……领导上和政府，要全力支持通讯员写批评稿，现在敢说话的人太少。」

那时候，有一些党员干部在工作中搞强迫命令，作风粗暴。如有的工厂选举代表，因干部对选举结果不满意，就强迫群众重选，群众有意见，即以「破坏」的罪名威胁群众。

1951 年夏，邓小平直接支持《新华日报》批评了重庆市三区人民政府压制民意的倾向，要求报纸顶住压力，要坚持真理，不应动摇。

而就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也不止一次强调反腐的重要性。他说过：「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因为这些人影响大，犯罪危害大。抓住典型，处理了，效果也大。」这些严厉表态，让人不由想起那个站在鹅岭发言台上的第一书记。

对邓小平在西南的探索，美国着名作家索尔兹伯里这样描述：「负责中国西南部以重庆为中心方圆 150 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他表现出一种惊人的才干。毛泽东为他的工作态度再次受到感动，把邓召回北京。」

四川省社科院邓小平理论研究所副所长胡学举评价，尽管在西南工作的时间不长，但却是邓小平最年富力强的时光。他作为一个大区级的负责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日后走向中央并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吴启权则认为，邓小平主政大西南，说明了为官一任，不但能够造福一方，更能够积攒治国安邦的丰富经验，当下新一轮深化改革，需要各地主政者的响应与实验。

作者 曾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