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裕」的中产为何「愤怒」
作者
“你见过我这样没房没车，不敢生病，老了也不靠谱的中产么？”
“有房我也不是中产，我有压得喘不过气的房贷和永远都涨不上去的工资。”
“有房有车我就中产么？我天天都在焦虑，我精神上严重不中产。”
中产者的自我否定
“你见过我这样没房没车，不敢生病，老了也不靠谱的中产么？”
“有房我也不是中产，我有压得喘不过气的房贷和永远都涨不上去的工资。”
“有房有车我就中产么？我天天都在焦虑，我精神上严重不中产。”
不久前，《中国新闻周刊》委托调查公司在北京、上海、广州、沈阳、武汉等10个城市，对1658名个人月收入在各地处于中等水平以上的常住居民进行的调查显示，有近七成的人不认同自己是中产。然而，矛盾的是，调查也显示：有68.8%的受访者认为近几年来中国中产的数量在增加。
那么，为什么那么多被视为中产的人不承认自己是中产？
2005年，国家统计局曾公布一份调查结论：“6万元～50万元，这是界定我国城市中等收入群体家庭年收入的标准。”在中国，这是“中产阶层”第一次得到这样清晰的数字化界定。不过中产并不单纯是财富概念，还包括心态、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内容。目前对中产划分并无统一标准。
有研究报告显示，中国中产阶层在全部有经济活动能力人口中占16%左右，比例不高，但是总人数并不少，超过1.2亿，如果把他们的家庭成员也算在内的话，这个数量相当大。这样一个庞大的中产群体是当前中国消费的支撑者，然而许多被视为中产的人都感叹“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巨大的生活成本，让生活在大都市的中等收入者切实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大不易”。虽然不少人收入超过国家公布的标准，但重压之下，部分中产阶层的优越感、归属感、安全感齐齐消退，“压力大、强度高、焦虑多”一同抬头，认为自己根本不是中产。
事实上，很多中产的绝对收入并不低，以北京为例，月薪5000元～2万元的人群非常大。但是，这些人的生活压力同样不轻。一旦遭遇住房、教育、养老等任何一个问题，中产们的腰包就迅速缩水了。
社会不公让中产“愤怒”
在社会学家看来，中产阶层是社会的中坚，是促消费、扩内需的主体，是承载现代文化的主角，一个理想的社会应当有60%～70%的人口属于中产阶层，这样的“橄榄型”社会才更稳定健康。
然而，有学者指出，在高昂的房价下，“中国的中产阶层正在消亡！”——这个结论会令很多人感到震惊。尽管从世界范围来看，中产阶层的分化是一种趋势，这在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克鲁格曼的《中产阶级美国的终结》以及大前研一的《M型社会》里都有过深刻的阐述。但中国毕竟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经济快速增长、财富迅速积累，怎么会出现在发达国家成熟经济体内才应具有的 “中部塌陷”的社会结构呢？但这可能就是事实！本来应该成为中产阶层主力军的城市白领大多已经无法过上中产阶层的生活。
住房危机导致了“中产阶层的愤怒”。专家指出，他们的愤怒，并不是来源于他们经济条件和生活水平的绝对下降，而是他们心理感觉上的相对贫困。
这种中产阶层的愤怒，在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社会急剧转型，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的时代最容易出现。经济高速增长催生了一个暴富阶层。这个阶层，又提高了所有相关阶层（主要是中产阶层）的自我预期。当这种膨胀的预期无法实现时，就会产生挫折感。而当游戏规则的不公平成为这种预期破灭的主要原因时，挫折感就会变成愤怒。比如，你大学毕业，自认为才能不讓于人。但是几年下来，突然发现一个原来能力还不如你的同学，收入已经是你的上百倍，并且致富途径不清不楚，你则连所房子都买不起，那么即使你没有生存危机也会愤怒。
面对暴富阶层，中产阶层这种“你能为什么我不能”的心态，直接投射在住房上。当他们看到一栋栋豪宅崛地而起时，就觉得自己拥有一套一二百平米的住房属于生活的底线，得不到满足就会大声疾呼。
中产阶层具有政治敏感性，由于受过比较好的教育或有较好的读书、上网能力，他们对于政治事件，特别是对于涉及到不公平、不公正、不正义的话题十分敏感。如“躲猫猫”、“三聚氰胺”、“我爸是李刚”等事件，既体现了这个阶层的政治敏感特点，也显示出了该阶层的话语权和舆论能力。
然而，中国的中产阶层缺乏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渠道。在政治和利益的博弈之中，中产阶层只能孤军奋战。在体验过无数次个体单挑体制的悲壮结局之后，中产阶层也不得不学“乖”了。就像在一些不公平的拆迁中，当拆迁户明白对抗无果之后，就会争先恐后地去争夺率先拆迁而获得的一些“奖金”。逐渐地，中国中产阶层的这些经验会化为一种势利的文化和心理结构而固定下来。他们不再属于市场，甚至不再普遍地相信个人奋斗、相信公平规则，有些人变得只希望更近地依附、委身于权力。曾有一个中产阶层人士如此精妙地概括自己的价值观：我不痛恨这个体制，我只痛恨自己不能进入这个体制。
实现中产阶层社会任重道远
中产阶层是社会中最安定的人群，理论上有“国家的稳定器”之称。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中产阶层发挥了社会缓冲层和社会稳定的功能，表现出的是温和的倾向，但是，目前我们遇到的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严重的经济危机的压力，也就是说到了中产阶层比较敏感的时期，所以，要特别关注这个问题，要防止“敏感的中产阶层”变成“愤怒的中产阶层”。
从历史经验看，中产阶层的政治表现有过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向，一种可以称作“温和的中产阶层”，其与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相一致，起到了社会稳定的功能。另一种可以称作“愤怒的中产阶层”，即中产阶层由于受到经济打击和政治刺激，而表现出很强的政治对抗的倾向。考察国外的中产阶层就会发现，一些国家出现过从“敏感的中产阶层”变成“愤怒的中产阶层”的变化。当然，在这种变化中，有些“愤怒的中产阶层”的对抗变得旷日持久了，有些则只是暂时出现。
中国现在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社会结构转型。现在中国低收入人群规模巨大，尤其是数量众多的农村人口，中产阶层像个立柱立在低收入人群这个横杠上，形成一个“倒丁”字结构的社会，这意味着中国目前是中产匮乏的社会。必须想办法扩大中产的数量，才能使这个社会的结构变得更加稳定健康。
有学者指出，只要特殊利益集团横贯于社会上层，令社会结构板结而难流动，那么，所谓全民皆富的成熟社会，所谓中产梦就是一个画饼，房奴、学奴、医奴等现象就将长期存在。
另外，现在的很多政策对中产是不利的。比如个人所得税政策，比如酝酿出台的车船税，板子都重重地落在中产身上，对富人反倒像“按摩”。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强教授认为，社会需要大力培育中产阶层。一个社会的中产是慢慢培育起来的。目前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中产是不完全的中产，同时他们是分裂的，他们的价值标准、意识形态、文化品位等，所有的标准都不一样。培育中产不是一个短时间的任务，它要求整个社会结构的转型。比如说产业结构，第三产业占主体后才可能出现大量中产阶层。
李强预测，中国的结构转型需要30到40年的时间，中国要真正实现中产阶层社会差不多得到2040年。（本刊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