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员的「禄养」与孝道

「父母在，不远游。」此句出自儒家经典《论语》，要求父母在世时，子辈随时侍奉父母，不要远离他们。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确立为一种至高无上甚至不可或缺的价值观。自大一统汉朝建立、独尊儒术后，逐渐确立了「以孝治天下」的执政思想，并最终「将『孝』提升为一种政治美德」。我国古代有很多恪守孝道不肯离乡为官的例子。朝廷需要有德有才之士从政，但又不能指责士人的孝道。怎么办？

忠臣孝子，是儒家推崇的人生范式。实际上，二者常出现矛盾，「忠孝难以两全」。对于生者长辈的孝，民间有民间的方式，而官员自有一套「禄养」模式——某种意义而言，「禄养」是在制度上对「忠孝难以两全」困局的一种破解。

所谓「禄养」，本意是指以官俸养亲。古人认为官俸本为养亲之资，这种思想在我国古代早已有之，《魏书·辛雄传》中记载：「（辛）雄有孝性……又为《禄养论》，称仲尼（孔子）陈五孝，自天子至庶人无致仕之文……以为宜听禄养，不约其年。」辛雄认为士大夫做官获得俸禄以赡养父母，那么，官员是一直做官，还是辞官侍奉父母，都可以，不应受年龄的限制。这种提议显然是种心理暗示：做官和尽孝，没有矛盾。「禄养」的提法使最推崇孝道的儒家士人在道德层面克服了「父母在，不远游」的先秦儒家孝道伦理，而可以积极求取功名和官职，或者说报效国家。

「父母在，不远游」的后一句叫「游必有方」，意思是，如果子辈不得不出外的话，必须告诉父母自己去哪里，为什么去，什么时候回来，并安排好父母的供养。而「禄养」正解决赡养父母问题。

于是，唐朝以后，官员群体可以堂而皇之地称做官也是行孝。唐朝官员、诗人白居易在《初除户曹喜而言志》中写得更加明白，他说：「诏授户曹掾，捧诏感君恩。感恩非为己，禄养及吾亲……俸钱四五万，月可奉晨昏。」白居易因获得俸禄可以赡养长辈，写诗感恩，并且声明「非为己」，高兴的是每月有四五万的俸钱可以孝敬供养父母了。

禄养，其实不仅指将获得的俸钱和物资赡养长辈，同时也会因做官业绩为在世的长辈或去世的先人，获得官号封赠，所谓「光宗耀祖」。晚唐司空图在《卢公神道碑》里描述：「禄养之荣，孝敬之美，一时罕及也。」可见，禄养不只是物质上，而且更能让长辈在精神上获得满足，心理上感受荣耀，这更契合儒家所称颂的孝养之道。禄养尽孝，成为子弟辈读书求学入仕途的一个重要动力。

到了北宋，中央政府制定修改了一系列政策和规定，把官员对父母的供养、丧祭等相关义务规范化制度化，逐渐形成了通过登科实现禄养、为父母赢得封赠、乞近郡和便郡养亲、在地方官舍奉养长辈等「禄养」形式。

有了禄养对孝道的加持，以及光宗耀祖思想的助推，古代尤其是唐宋以后的读书士子热衷于考取功名，进入仕途，并追求有一番作为，在忠君报国的同时，也获得自己和家族所期待的物质和精神层面的东西。

皇祐三年（1051 年），31 岁的王安石任舒州通判，按当时惯例，他几年前就可以申请到京城试任文学侍从之臣，但他放弃了，此次受宰相文彦博推荐，朝廷召他进京面试，他上了《乞免就试状》声称「伏念臣祖母年老，先臣未葬……难住京师」，因要侍奉祖母、安葬亡父，包括照顾家人等私事，王安石拒绝进京为官。朝廷同意他仍任舒州通判，近郡养家。后来，欧阳修又推荐他任谏官，他依然「以祖母年高辞」，于是，欧阳修「以其需禄养言于朝」，为其请求不调入京。王安石在给宰相的汇报中写道：「某无适时才用，其始仕也，苟以得禄养亲为事耳。」他称做官是为了「得禄养亲」。为尽孝做官，为尽孝而放弃更好的官职，这也是王安石被时人和后世士大夫称颂之处。

在孝道成为考量官员品德、评判社会道德风尚的重要标准之一的古代，「禄养」在入仕为官和感恩父母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有「禄」有「养」，被唐宋以后新儒家所推崇，元明清都沿袭。随着帝制王朝结束、时代变迁，「禄养」一词随之消亡。

作者 李晓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