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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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举国体制下的民生诉求
“举国体制”曾有一个形象的称谓,叫“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优势其实已经被我们反复宣扬许多次。中国目前或许有好几个城市能成功举办一场亚运会甚至更高级别的盛会,但如何借此来发展我们的城市,改善我们的民生,却少有对策。 上期特别策划《举国体制下的民生诉求》,旨在投石问路,探寻举办大型活动如何成功地与民生对接。毕竟,我们更希望看到老百姓议论和监督的权利。因为在民生之下,其他都是微不足道的。
民生诉求的别样呈现
时隔20年,从北京到广州,亚运回到中国,众媒体少不了对它“轮番轰炸”。然在诸多议题中,贵刊另辟蹊径,在“举国体制”的大背景下探讨广州的官民互动,关照民生,倾听民情,表达民意,这实在是让人意外的惊喜。不过,从近几期的卷首语来看,为弱者鼓与呼,为“幸福感”、“归属感”的缺失把脉,大声呼唤社会公平,贵刊一贯走在同类媒体的前列。从这一点上说,“民生诉求”的别样呈现,原本就在情理之中。 经历了奥运、世博的洗礼,时代选择了广州为“举国体制”再把脉。一片争议声中,广州亚运会在“最弱势”政府和“最刁钻”公民的博弈中蹒跚走来,它在完成日进斗“金”使命的同時,也树立起了官民互动的样板。而“特别策划”中几位草根公民的“维权”的历程,也是政府公共服务职能逐渐回归的历程。这些公民个体的抗争故事,无论是原因和结果都有点意外,不过,真正“以人为本”的现代社会却告诉你,它是那样的合情合理。 被“诽谤”官员免职后悄然升迁,局长举报县长反被抄家……这些出人意料的情形在现实社会如此“顽强”的出现,皆因有一小部分所谓“情理之中”的土壤存在,如何根治它,成了摆在社会和公众自身面前的一道难解之题。
山东单县/袁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