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员这样搞变通
「变通者，趣（趋）时者也。」古人素来崇尚变通的处世哲学，主张不拘常规地随机应变。唐代刘长卿作诗《赠别于群投笔赴安西》，说「且欲图变通，安能守拘束」；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写道，「既能变通，则成长久之业」；包恢在《送旴江吴守以言归二首其一》诗中，也有「圆机珠活走盘中，已试权奇妙变通」句……然而，在漫长历史的实践中，「变通」逐渐被一些人操弄为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手段。
失道的诡变
在处理具体公务时，一些古代官员深谙「变而通之以尽利」之道。宋代《折狱龟鉴》记载了一个着名的故事，一个叫陈述古的官员在任浦城县令时，一户富裕人家被盗，陈述古没有采用常规的断案方式，而是利用了百姓对鬼神的敬畏，让嫌疑人摸钟自证，「不为盗者，摸之无声；为盗者，则有声」。实际上，陈述古事先在寺庙的钟上涂满了墨水，内心坦荡之人都摸了钟，手上留下了印记，唯独一人手上无墨，是为真正的盗贼，案件圆满解决。
陈述古的变通之法在古代司法实践中并不少见，有一种观点认为「谲非正也」，这种变通本身不是正道，但「谲不失正，道乃可行」，只要它有助于匡扶正义，便可在一定范围内施行。与之相对的是另一种「诡变」，即利用变通为自己谋利。
明代《喻世明言》里同样记载了一则「鬼断」故事，说的是倪老太守有善继、善述两个儿子，兄弟俩同父异母，哥哥善继素来怨恨弟弟善述。倪老太守疼爱年纪小的善述，心知等自己去世，善继一定会在财产分割一事上为难善述，明面上便只留了少数财产给善述，暗中给善述母亲梅氏一幅《行乐图》。数年后，善述长大成人，梅氏携图找到县令滕大尹伸冤。
滕大尹破解了图中奥秘，看到图中有倪老太守遗笔，得知倪老太守生前在家中一处破屋之下，为善述藏了银一万、金一千。倪老太守还说，「后有贤明有司主断者，述儿奉酬白金三百两」。垂涎钱财的滕大尹并不满足于区区「白金三百两」，立马想到了「变通」之法。
在倪家听审时，滕大尹假装能看见倪老太守鬼魂，并听从「鬼魂」指示，从东边旧屋中先后挖掘出数坛银子，由善述继承，并在挖出金子之前就说，「更有一坛金子，方才倪老先生有命，送我作酬谢之意」。众人听后，果然从西壁中找到一千金，滕大尹便顺理成章地将一千金悉数收入囊中。
正如作者在小说中所写，「滕大尹最有机变的人」，然而这种机变、变通却用错了地方，伸张正义的「鬼断」变异成装神弄鬼的贪腐行为。
大搞文字游戏
东汉末年战争频繁，军士踏马往往从麦田中过。为了保障粮食，曹操曾下令，任何人不得践踏麦田，「士卒无败麦，犯者死」。此后，曹操麾下「骑士皆下马，付（扶）麦以相持」。但在一次行军中，曹操的马却蹿进了麦田中。曹操表示要按律执行，作势自刎，谋士郭嘉立马心领神会为其开脱道：「古者《春秋》之义：法不加于尊。丞相总统大军，岂可自戕？」曹操顺杆而下：「既《春秋》有『法不加于尊』之义，吾姑免死。」随后，曹操割下一绺头发扔在地上，说「割发权代首」。
曹操以发代首的「变通」，表面看是严明军纪，实际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此后「三军悚然，无不懔遵军令」，达到了曹操想要的效果。
类似「变通」在历史上不可谓不多。武则天当政时，曾下令严禁屠宰牲畜。不屠宰牲畜，如何满足人们日常饮食的需求？上有政策，下自有对策，名相娄师德的故事便提供了「变通」之法。
相传，当时还是御史的娄师德到陕州巡视，地方官员殷勤接待，奉上好酒好菜。第一道菜是羊肉，娄师德问：「敕令禁屠，怎么会有羊肉？」厨子早已想好应对之法，说：「是豺咬死了羊。」是豺先动的手，自然不算屠宰牲畜，于是宾客尽欢，大快朵颐。第二道菜是鱼，娄师德又问：「鱼又是哪里来的？」厨子还说是豺咬死的。娄师德不满：「豺不会游泳，怎么能下水咬死鱼呢？你应该说是水獭咬的！」众人听后，深以为然，纷纷为娄师德点赞。
在这个故事里，地方官员想讨好娄师德，但又怕违反武则天的「金科玉律」，只好寻求「变通」，以「豺咬羊」为托辞，玩起了文字游戏。至于「豺咬鱼」却一味沿袭，未经思考，只图煳弄，更擅「变通」之道的娄师德主动打起了圆场，为这个借口补全了漏洞，更具讽刺意味。
唐初还有一项禁令，「天下士庶，公私第宅，皆不得造楼阁，临视人家」。简单来说，就是不允许人们修建能看到相邻人家的高楼。唐高宗干封年间，宗室李晦任雍州长史，在私宅建筑了高楼，登楼便可以看见邻居家的情况。邻居找到李晦说：「微贱之人，虽则礼所不及，然家有长幼，不欲外人窥之。」意思是，虽然我们身份地位都不及您，礼数也不周到，但家里长幼还是不愿意被外人窥视。李晦听罢，当日便下令拆了家中高楼。
由此可见，实际上这项禁令是有效的，就连李晦这样的高官、皇室宗亲也不敢「硬刚」，接到投诉立即拆楼。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若不是邻居抗议，这楼盖了也就盖了。
到了后来，起高楼的权贵越来越多，禁令几乎成了一纸空文，宰相许敬宗甚至「营第舍华僭，至造连楼，使诸妓走马其上，纵酒奏乐自娱」，所建高楼连成一排，还能让人在上面骑马而行。无奈下，禁令进行了「变通」，高楼仍然不能建，但「已造成者，并许仍旧」。这一句附加的预设条件，为「变通」留下了诸多搞文字游戏的空间。
文过饰非谋政绩
在古代官场，官员不仅擅长变通，甚至朝廷也鼓励规则内的变通。清朝雍正帝曾下令，让他的心腹大臣田文镜、李卫将自己的「为官心得」编纂成书，也就是流传下来的《钦颁州县事宜》，其中还强调「权宜变通」「事无一定」，但更多的人将这种变通运用在了官场之上，无论是应付上级，或是为自己谋前程、谋钱财。
在电视剧《雍正王朝》中，有一个奇特的案子。雍正初年，雍正帝下令清算国库亏空，追缴欠款，并要求各地两年内完成。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山西巡抚诺敏不仅完成了，还提前完成了。雍正帝龙心大悦，赐给诺敏一块「天下第一巡抚」的金匾。诺敏如何完成的呢？就是搞变通。他一边从晋商那里借钱充数，一边横征暴敛，很快补足了库银。尽管他自己分文不取，但这样文过饰非、骗取官声的举动，依然是雍正帝眼里容不下的罪过。最后，雍正帝下令将诺敏斩首。
「诺敏案」是《雍正王朝》虚构的情节，实际上诺敏是雍正帝推行耗羡归公之政的得力干将，雍正帝曾说：「晋省得诺敏、豫省得田文镜，果然经理得宜，此举遂成善政。」然而讽刺的是，雍正帝推行耗羡归公，本意是将原本官场潜规则下增收的灰色收入加强管理，结果有的官员又加以各种「变通」，想方设法地通过加派、陋规等方式征收，到了最后耗羡归公也不了了之，真可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紧接着雍正朝的干隆朝有一起真实的大案，与虚构的「诺敏案」类似，正是封疆大吏大搞变通、欺上瞒下，酿成一省上下官员沆瀣一气贪腐长达七年的可怖结果，让干隆帝也不禁感叹「实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
干隆年间，沿袭数代的捐监被下令停止。所谓捐监，就是地方士人及商贾富农通过向政府输纳钱粮物资的方式，获取国子监监生或贡生名衔。干隆三十八年（1773 年），陕甘总督勒尔谨请求恢复捐监，干隆帝同意了，但强调「详定章程，严密稽查」，并且必须本色捐监，也就是只能用粮米，不能折色用银子。
但这样的政策难不倒想搞变通的官员。干隆三十九年（1774 年），王亶望调补甘肃布政使，为求政绩，开捐仅半年他就迅速交出一份成绩单——「赴捐人数近两万，捐粮八十二万余石」。这样的数字引起了干隆帝的怀疑，他接连发问：「甘肃民贫地瘠，安得有二万人捐监？又安得有如许余粮？」
面对诘问，当地官员绞尽脑汁煳弄过去。史书只说他们「饰辞具覆」，如何矫饰可想而知，无非是治理者英明神武、决策得当云云。不久后，王亶望调任浙江布政使，继任的王廷赞发现了问题——所谓捐监并非本色。当地官员又找托辞，说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改收折色可以避免有人低价勒买粮食，各州县官用收捐来的银子买粮食也是一样的。
但实际上，这笔钱并没有购买粮食，而是进入了大小官员的腰包。这样的亏空又如何煳弄呢？这些中饱私囊的官员们想出一个「变通」之法——谎报灾情，一边向朝廷伸手要钱赈灾，一边矫饰报告，称「粮食」都用于了赈灾。
这样的谎言需要当地上下一心才能瞒得住，于是在金钱攻势下，大小官员都被拉入了这场大案之中，王廷赞亦然。于是，在给朝廷的汇报材料中，甘肃连年干旱。
干隆四十六年（1781 年）三月，干隆帝派和珅到甘肃平乱，和珅汇报时不经意提到「一入甘境，即遇阴雨」，随后同样前往甘肃的大学士阿桂也汇报称，「本月初六日，大雨竟夜，势甚霶霈，初七初八连绵不止」。长达七年的弥天大谎就此败露。
有人将此案归咎于捐监制度，但这种观点未免失之偏颇。捐监固然有其弊端，但围绕捐监贪腐案件频发，更多是因为官员在其中大搞变通。恰如雍正帝所言：「凡立法行政，孰可历久无弊……法有因时制宜者，譬如人有疾病，因症投药，病愈即止。」任何制度都要因时制宜地合理「真变通」，也要规避有人在其中利用漏洞「搞变通」。
作者 邓苗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