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多重困境

「一个上午的时间，我们已经迎了 3 批外地干部队伍的参观。」在陪同参观的间歇，浙江省义乌市道德模范、何斯路村党支部书记何允辉告诉廉政了望·官察室记者，今年以来，何斯路村已接待了上百个政府各级团队。

这个被称为「东方普罗旺斯」的何斯路村，曾因集体经济薄弱，被列为义乌市贫困村之一。就在 15 年前，该村以薰衣草观光旅游产业为突破口，探索出生态资源股份化的创新经验，将自然风景、旅游休闲、文化产业与教育产业深度融合，有效促进村民增收。

何斯路村的变化是浙江探索「千万工程」，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的实践之一。

与发达地区不同，我国中西部地区农村集体资产较少，集体经济发展还处于「慢车道」。随着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西部地区以改革促发展，在村集体经济发展不均衡、「造血」能力弱、收益较低等困境下，寻求破解之道。

村集体经济薄弱  机制不够灵活

全国集体土地总面积 65.5 亿亩，账面资产 6.5 万亿元，其中经营性资产 3.1 万亿元……2019 年，随着全国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工作结束，农村集体的家底逐渐清晰。

曾一度被村民称为「看得见却摸不着」的模煳集体份额，随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推进成为可量化的股份。

在来自西南地区某百万人口大县农业农村局的周一胜看来，集体份额可量化，只是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基础。以往资产薄弱的村在发展中依旧薄弱，只是多了一些固定收益。

这种薄弱多是由于地理位置相对闭塞。这类村一般只能把村上的一些资源发包出去，获得固定收益。有些村还探索养稻田鱼、生猪等产业，但是整体效益低。「还有一些条件较差的村基本是『等、要、靠』各类扶持资金，自身无法「造血」。一旦停止扶持，又将退化回集体经济收入『空壳村』。」周一胜说。

有农业方面的专家指出，这类村的主要发展任务就是保证土地不撂荒，村民能就近打零工。这似乎也响应了上级部门提出的「以工代赈」政策。

解决薄弱村创收难，一些地方也在积极探索。据四川三台县国资办主任王小君介绍，针对村集体经济组织「无钱办事」「融资困难」等问题，该县发挥金融机构、国有企业、村集体经济组织等不同主体优势，创新「金融机构提供贷款 + 县属国有企业统筹投资 + 村集体经济组织获利分红」的三方合作模式，壮大村集体经济规模。

除了本身的薄弱，村集体经济组织运行机制不够灵活，也成为阻碍其进一步发展的因素之一。

一些村干部介绍，以往由于不具法人身份，村集体经济组织不能在银行单独开户，签订的合同也不规范，在发展经济上受到较大阻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仅具有法人地位，还可以开设银行账户，从事经营管理活动。

「现在一个村基本有 3 个以上账户，比如 1 个行政村基本账户，1 个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账户，1 个或多个村资公司账户。」四川兴文县农村集体资产监管中心负责人曾茂莎向记者介绍。

改革后，尽管可以进入市场经营，但发挥的作用各不相同。多名村干部在采访中表示，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推动下，全国农村都基本上成立了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有些地方也叫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但并未发挥太大效益。」

按照章程要求，联合社作为一个不能破产、不能清算的市场主体，最核心的是要对集体资产进行管理和经营。「这就决定了其市场经营能力和市场灵活度较低。既不能承担经营风险，又要求做好市场经营，这是比较矛盾的。」来自农业领域的相关专家表示。

又比如，联合社的成员是通过成员大会认定的全村村民。「要决策某个项目，还得召开村民大会，让所有成员投票表决。等到这些程序都走完，早就错过商机了。」全国劳动模范、宜宾市筠连县春风村党委书记王家林说，「现在建起来的、一些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是『空壳社』，实际上并没有发挥经营功能。」

对此，一些地方充分发挥村集体公司或村资公司的作用，将其作为联合社的子公司参与市场经营。比如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等 10 部门近日出台《关于促进强村公司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试行）》，主要探索资产经营型、社会服务型、订单生产型和工程承揽型等 4 种发展模式，促进农村集体经济稳定增收。

发展思路不宽  根源还是「人」的问题

「有的地方为谋发展在村资公司上作探索，有的地方依旧沿用固定模式、只做规定动作，这就是不同地方的干部思维不同，甚至是担当作为不够。」有观察人士指出。

在义乌的何斯路村成为全国典型村后，何允辉经常外出交流，也有一些体会。

「有的村干部在听完我的经验分享后，一般不会主动加我微信。有些人就算加了微信后，也从来不会主动来交流一些问题。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就说『何书记啊，我知道你很忙』。」何允辉感觉到，一些村干部的学习劲头不够足。

「与之不同，在东部地区，一般隔壁村庄有好的经验做法，大家很快会去学习借鉴，然后想办法超越。」何允辉说。

学习劲头的不足往往伴随着发展思路不够清晰，视野相对较窄。何允辉说，对较落后的乡村来说，因地制宜最重要。如果有一些高品质的农产品，那就把农产品做成极致。「一些村干部往往把普遍水平当作『好』。认为自己的产品很好，但实际上不被市场青睐。」

「问题根源，还是在『人』的因素上。」某地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尽管村（社区）合并后，已经选优配强一大批相对年轻的「80 后」村党组织干部，但是受制于地域因素，部分基层干部的思路还未打开。

这其中，怎么选村干部就成了关键。在一些专家看来，村「两委」和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分开设立，不必「两块牌子一个班子」。「事实上，经济组织完全可以另外找人担任。这其中虽然会有内耗，但有经济头脑才符合经济组织的要求。」

鉴于不同地区实际情况，有些地方政府从「人」的层面高位推动。比如，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将集体经济工作列为各乡镇「一把手工程」，制定《江华瑶族自治县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三年行动方案》，选育 162 名致富带头人担任村党组织书记，186 名能人大户进入村干部队伍。

借助外部力量，贵州、四川、青海、海南等多个省份纷纷建立相关机制，引导和鼓励返乡创业农民、科技特派员或驻村第一书记到农村一线，提供科技服务、推进成果转化。

「回家乡 7 年了，感觉变化很大，以前都是荒山、荒地，现在都种上了粮食和果蔬。」眉山市东坡区「90 后」返乡创业代表潘恒告诉记者。

大学毕业后，潘恒回到了富牛镇玉龙村的老家。靠着对农业技术的兴趣和日常工作摸索，以及政府组织培训会，他成为一名初级农技师。2016 年，潘恒成立了东坡区民为先果蔬专业合作社，为村民提供统一的技术服务和果品销售渠道。「刚成立时只有 8 户社员，现在已经吸纳了周边 211 户社员，带动就业 150 人。」

发展不充分不平衡  群众获得感有待提升

「村集体经济产业，一般都是吸纳周边村民，离产业资源较近的村民小组发展得好一些。远一些的村民小组就发展得差。」在宜宾市南溪区驻村两年多的第一书记郭玉告诉记者。

这种发展不平衡对村民有一定影响。一般来说，周边的居民会更积极地入股到村资公司中，享受的红利也更多。郭玉说，这种影响最明显的表现是在开村民代表大会时。「一般参会更积极的是周边村民，更远的村民则表现出一种事不关己的态度，参与感不强。」

除了村内部发展不平衡，更有村与村之间的发展不平衡。某县农业农村局农村合作经济指导股负责人曾宏指出，交通条件好的村，产业拓展得好，集体经济效益也更高。

「因为在县城边，区位上有优势，目前在发展农旅融合产业，一年有 20 多万元的村集体经济收入。但也是因为在城边，村上的用地指标很紧张。」眉山市东坡区大定桥村党委书记何晓英向记者表示，村上计划打造「大定」柑橘产业观光园，修建彩虹观光、研学大道，将大定桥村原有的柑橘园、李子园、樱桃园串成一体化产业链，但因为缺乏建设用地指标，很难做起来。

同样在一个镇，与大定桥村相比，有些较偏远的村村集体经济收入才破「零」。

从更广的范围来看，随着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也成为突出问题。

官方数据显示，全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7.7 万亿元的资产总额中，东部地区约为 5 万亿元，占比 65.5％；中西部地区约为 2.7 万亿元，占比 34.5％。

从资产构成看，东部地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 5 万亿元资产中，经营性资产占比为 56.4％；中西部地区的经营性资产占比不到 30%，其他是公益性资产。

「针对村子内部、村与村之间，乃至地域之间资产分布不均衡等情况，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明了多样化发展途径，包括资源发包、物业出租、居间服务、资产参股。」周一胜说，村上可以在农村集体资产运营管理上因地制宜，探索适合不同村庄的发展途径。「在此过程中，关键是发展要惠及更多村民，目前村民的获得感还有待提高。」

「从我们农业口的角度来看，是希望村上把村集体资产经营好，将收益用于进一步发展产业，带动村民就近务工甚至分红。但从组织口的角度看，更希望村上能将一些收益用于村上打造配套设施等。」曾宏表示，由于部门之间的导向不同，村党组织书记既是管理者也是经营者，有时候也搞不清工作方向。

不过，曾宏认为，从广义的角度来看，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导向始终以惠及村民为主，只是惠及方式不同。

「考虑到分红分下去，一个村民也就几十块钱，可能不会有太大感受，于是我们就建了道德超市。村民做了好事，可以获得积分，然后用积分兑换生活用品。」西南地区某地村党委书记认为，在许多欠发达地区，村集体经济发展成果更多地体现在关爱「一老一小」等社会效益上。比如打造运营日间照料中心、留守儿童之家等，或组织一些公益活动，帮助老人免费理发等。

「事实上，相关的政策都有，政府层面也花了大力气，但好的制度最终还得看是否能落到实处，促进更多的村民有获得感。」四川筠连县农业农村局局长郝勐说。（文中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作者 许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