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在年终考核里的他们
一周前，某县财政局科室负责人林梦和自己的局领导一起去了上级领导的办公室，此行的目的是解释为何没有完成 2023 年的税收指标增长率。「上级领导的态度是，等其他区市县的情况全部汇总后，再视具体情况酌情调整。」林梦向廉政了望·官察室记者坦言，开展工作的确需要一个目标，但有些目标确实完不成大家也无可奈何。
如果说考试是学生的「紧箍咒」，那考核无疑是悬在体制内工作者头上的一把剑。
考核部门（一般为上级主管部门）通过各种考核指标对下属或分管单位进行综合考核，指标内容涉及日常各项业务、党建等方方面面。「对于我们这些基层干部来说，最大的影响则是，能不能完成考核关系着我们的绩效工资发放多少。」林梦说。
定不了的考核标准
「比起一年开头就给出明确标准，更让人头大的是，有的工作内容的确是在年初就提出，但是验收标准偏偏不同时给到，有时候工作开展到一半才给出验收标准，当然拖到年底验收前才给的情况也不是没有。」一名基层干部直言，没有谁能保证突击应付时没有「随机应变」调整一些数据，「有的考核甚至让人觉得不是为了推动工作，而是上级部门在找『存在感』，想方设法拿捏下面的人。」
除了一开始不给出明确的验收标准，体制内干部还会遇到年中新增考核项目的情况。有时候新增的是客观存在的新业务，有时候可能是因为领导外出调研，从其他地方学来的先进「做法」「经验」。
「前两年有一次考核，我们单位被扣了 0.5 分，局里立马喊我们领导过去看到底是怎么回事。领导带着我和另一个科室负责人，到了局办公室，办公室主任拿着一张大表和文件，找到我们被扣分的那项。因为牵涉到专业相关的表述，他看不太懂什么意思，让我们看看是因为什么原因被扣分，能不能再把这 0.5 分给找回来？毕竟哪怕是 0.5 分都可能拉开好几个名次。」谢琴和单位领导看了考核表后明白，应该是跟当年的新业务有关。
为此，局领导打电话跟上级沟通，解释并非因为工作做得不好被扣分，而是各地区的差异性造成的，是客观原因，不是主观的。
不少体制内工作者都向记者表示，有时候，考核结果的好坏，取决于上报材料准备是否到位。
越到基层，材料准备的压力越大。一名示范村的村支书告诉记者：「想为乡亲们做更多的事，可是到了年底很难匀出时间。」这名村支书介绍，不同的考核要准备的上报材料都不一样，材料里还有大类和小点的细分，每个小点都需要准备材料，一份小点的材料就得有好几页。「各个部门都在制定考核标准，最后全都要落到基层，往往就会导致基层在统计数据阶段做非常多的重复工作。我们不怕事多任务重，就怕要求不实用。」
近年来，全国各地都在实行给基层减负，以某西部地级市为例，考核指标数量逐年递减，从 2020 年的 213 项，到 2021 的 154 项，到 2022 年的 96 项，再到 2023 年的 69 项。但有的地方，看似减少了考核指标数量，实际却并没有让基层感受到如释重负。「比如给我们减去了原本就很不合理的听取汇报、查阅资料等体现留痕为主的工作方式，但是又规定我们必须新增实地走访次数。」一名社区工作人员给记者举例，比如他所在省有一个系统，要每周用系统探访一次社区里的老人，并且每年要实地走访一定数量的新增空巢独居老人。「到底能新增多少且不说，这样的改变只是从一种形式流向另一种形式。」
「卷」不停的考核细则
体制内干部，要时时刻刻精力充沛地面对层出不穷的考核，可谓不易。考核的初衷是为了通过奖惩机制来调动干事者的积极性，但是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部分人的态度已趋向「躺平」。
冯军在东部经济大省的乡镇工作，提起考核，他的形容词是「一言难尽」。「完不成就是完不成，扣钱就扣钱吧。」冯军无奈道。
冯军负责的民政口，被考核的条目多，可是在总的考核中占比却相当少，他从刚开始的「闻考色变」到现在已「自有天数」，「搞笑的就是干了这么多年，我们底下干事的都不知道最后得分是多少，反正上面评的嘛，可能评分到了领导那里，但领导不会给我们看，我们也不知道，天天就这样闷头干。只是一到干活的时候，就来『威胁』我们，说这个跟考核挂钩。」
冯军所在县一共有 15 个镇参与排名，获得一等次的有一个镇、获得二等次的两个镇、获得三等次的有三个镇，不同的等次拿到手的绩效考核奖有所不同，分到每个干部头上会依次递减 2000 元。「去年新来的领导比之前的领导有过之而无不及，去年下半年，我们从来没有双休过，一到周末就让加班，有事没事你都得去办公室，说辞还是为了考核成绩好。」对此，冯军表示无法理解，却也无可奈何。
除了让下面的干部加班「卷」考核，还有的地方甚至设置了「双千分」「三千分」考核细则，他们将更多「条线」上的工作进行详细考核，这种情况多出现在乡镇和街道，「越到基层越『卷』」。
记者了解到，比如河南平顶山市某乡镇的「双千分制」为党务政务和信访两条线。考核上明确这两条线所涵盖的党务、经济发展、平安建设、人居环境整治、大气污染防治、扶贫开发、民政、安全生产、土地管理、信访维稳等都为重点工作，各项工作都要细化量化，逐项逐条进行评分，扣分与加分相结合，考核积分以 1000 分为基数，加分上不封顶，扣分下不保底。
不久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了 3 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其中一起为山东省临沂市费县实行「千分制」甚至「双千分制」「三千分制」考核体系。通报中提到，2018 年以来，临沂市费县对乡镇和县直部门单位组织开展了「千分制」甚至「双千分制」「三千分制」综合考核，其中 2018 年开展党建、经济社会发展「双千分制」考核，2019 年还增加重大隐患整治板块，实行「三千分制」考核，其他年份实行「千分制」考核。同时，该县有个别部门、镇街在有的年度对下属单位、所属村（社区）开展过「双千分制」考核。这类考核虽然有区分优劣、激励担当、促进发展的作用，但指标设置客观上存在过多过细、不够科学精准、脱离实际等倾向，还有的考核频率过高，实行月度排名、季度通报，不利于干部树立长远政绩观，加重了基层负担。
「有时候真的感觉考核结果并不是一个单位拼尽全力就能决定的。」某区政府办工作人员张斌很清楚绩效发放的标准，他向记者介绍，只要区上一个单位没有完成目标，全区的绩效都会受到影响，上面拨给区上的钱已经是因为目标没有完成而扣减后的了。
某市目标绩效办负责人告诉记者，市一级完成的是省上定的目标考核，自然这些考核就会被细分到区县完成，大家都是在分解任务完成上命。对普通干部来说，考核完成不了的影响的确只是绩效奖金被酌情扣减，但对区县领导班子成员来说，目标有没有完成，还关系到他们的政绩考核，组织部对干部也有年度考核，区县整体完成目标考核的情况占了组织部对领导班子成员年度考核的 50% 权重，在干部选拔任用时便会结合这一考核情况。「所以与目标考核结果联系越紧密、受影响越大的人，自然越重视考核结果，下面的人完成考核目标也是让领导班子成员面子上好过，在领导心中，考核细则越精细就越能起到督促效果。」
「完不成」的考核指标
「尽力了，但是考核结果还是倒数第一。」谢琴所在的某区级机关单位人员相对很紧缺，某些科室甚至只有一个人，很多工作开展起来总是面临人手不够的窘境。「排名很残忍，我们次次都是倒数第一，而考核倒数第一的单位，没有年终评定优秀等级和下一年晋升的名额。」
某市目标绩效办负责人向记者介绍，全国各地的考核目标分类占比各不相同，但可以确定的是经济发展指标一定会占据大头。
「每年入驻的企业数、招商多少、产值多少都有具体的目标。」林梦坦言，对一些经济发展较稳定的地区来说，挺困难的，「大部分地方经济都靠房地产业，可是房地产业干完一单就撤了，一个地产公司基本不会在同一行政区持续投产，稳定保持招商增长难度的确不小。」
记者还了解到，有的地方甚至给妇联、残联这些与招商引资隔得较远的单位下发了招商任务，「只能说尽力去完成，象征性将一些辖区内女老板的生意算进来当作我们完成的招商引资项目。」某地妇联工作人员说。
王振所在那条线近几年有一个固定的考核任务，要求全区每年交税一千万元以上的企业至少增加 10 户，上亿的企业增加 3 户。「我们倒是能完成，但是为了让第二年的日子好过，得靠一些方式方法。」王振说，只要单位超额完成了目标，在年底上报的时候依然只按照原先的目标数量来报，「比如明明增加了 13 户交税一千万以上的企业，但最好只报 10 户，这是一种体制内为了造福来年的潜规则。毕竟这一年报完了，谁敢保证第二年还能完成呢？总得留条后路。」
「一到年底就忙结案，我们庭刚走了一个庭长去下面的法院做院长，还有一个法官助理入了员额，人手完全不够，但是审执结案件的数量必须完成。」陈洁在某市中院做法官助理，她向记者介绍，除了审执结案件数量会被考核，上级法院还会对下级法院的结案率进行排名，凡是落后的法院会受到相应的处罚，比如通报批评和扣减绩效。
「大家都清楚，草率地以结案率为标准是不科学的，法官不负责任当然可以草率结案，那么结案率一定不差，但是却起到了反面效果，审判的公平公正得不到保障。」陈洁说，如此，既要保持案件审判的准确，又要保证结案率，最好的办法就是少判了，「于是限制立案成为一种手段，很多案件之所以很多时间得不到立案，其实与结案率也有一定的关系。」
事实上，不仅是法院系统，公安系统也会考核办案率，一方面要求办案效率，一方面要求办结数量，另一方面还要控制发案数量，这三者略显矛盾，但是在现实中却实际存在。「都是这样，硬着头皮干呗，自己寻找那种微妙的平衡。」一名基层派出所所长说。（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作者 李浩瑄